我刚在加拉齐买了那所别墅——那是五月份的事——奥林匹亚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就接二连三地来找我，劝我投保。

我磨蹭了许久，终于无可奈何地让步了。因为毕竟要预防姑妈有不测，别墅挨雹打，家具遭火灾。后来，果真出了事，但奥林匹亚保险公司却对我的损失丝毫没有兑现之意。

我要对你们说的是——六月十三日，星期五，一道雷电向我们家打来，击死了姑妈，弄毁了一把雨伞，钢琴也燃烧起来。

我想:既然姑妈已死，我又不是音乐爱好者，钢琴要烧就让它烧好了。我匆匆翻阅了保险契约，翻到后面章程第十九条，不禁茅塞顿开: 我必须立即去申报损失。

然而我只有先弄清钢琴到底被烧坏到什么程度，才能去申报损失。——此刻火已自行熄灭，但钢琴右半边大约直到音阶中的升fa音之处已被烧焦了。

就在这一天，奥林匹亚保险分公司总经理吉楚先生一阵风似地来到我们家。他一进门劈头就问:

“喂，出什么事了?”

这一句粗声粗气的开场白就叫人感到事情不妙。

我领着他向钢琴走去，他对此一声不吭。接着我又默默无言地把躺在沙发上的姑妈尸体指给他看。

他端详了她一会，然后带着不以为然的神色道:“嗯，她已不是妙龄少女了。 ——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吗?”

“有，”我回答，并将那睹之令人心酸的雨伞残骸指给他看。

“事情的整个过程，”总经理说，“很可疑，且不说是蹊跷。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啊，它来得十分迅速，大约在三点钟的时候。我们正在随便地坐着……”

“在这个打开的窗子旁边吗?”

“是的。”

“在——打——开——的——窗——子——旁，”总经理重复了一遍，边说边把这句话记在他的笔记本上。

“我们就这样坐着——姑妈坐在钢琴旁边——我坐在这儿的椅子上——外面雷雨不大。姑妈正舒徐娴雅地弹奏着《英雄交响曲》，其间她还扭过脸来问我:‘你真的喜欢吃鹅杂吗?’——那就是她最后的遗言。后来突然响起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霹雳声——我眼前一片蓝光——当我再抬眼望时，钢琴已经烧着了。”

“那更蹊跷了，”总经理悻悻地说，摇了摇头，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直盯着我。“这件事要由法院调查。”

“先生!”我说。“干吗要由法院调查? 您是说我自己点火把姑妈烧死的吗?”

他没有回答，却径直向钢琴走过去，依次将琴键按了一遍。

“低键还可以。”他说。

我对此答道——自然有点怒火中烧了:“哼，您好象对音乐一窍不通啊。那些低音除了作伴奏之外就没有什么用场了。要是钢琴整个右半边坏了，哪里还会有聆听歌曲时那种叫人情不自禁地喝采叫好的欢乐呢?”

“我亲爱的罗达先生，我虽然既非乐队指挥，又非作曲家，但有一点我却十分清楚: 就是那把伞。您是从哪儿弄来的?正是这些日子在咖啡馆里经常听到雨伞被偷，您倒说那把伞是您自己的，那么就请把发票给我看看。此外，您姑妈是在那把伞下面弹琴的吧?——窗是开着的——我的先生，那当然把雷电引进来了。要是本公司每次都赔一把伞的钱——那么，保险公司会落到什么地步?——您估计您姑妈值多少?”

“保险契约上是一万金法郎。”

“哈哈哈! 这个老太太——一万法郎! 真叫我笑痛肚皮。她，您这位姑妈，可是一分钱也不挣，她只是您家里的赔钱货。您，倒是您该给我们一些钱，先生! 而这位太太——说来叫人难受: 以她那样高龄，还在一味追求刺激，冒着雷雨弹奏不正经的流行小曲而不害臊①，而且就在那把打开的雨伞下面。不，不，我亲爱的，请您读一下敝公司章程第三十一条甲:‘本公司可提供与被损物品同等价值之物，以实物赔偿损失’。事有凑巧，不久前另一家发生一起火灾，剩下活着的一名妇女有待我们处置，年龄和死者相同——我们可以把她赔给您。再叫人把您的那架钢琴重新漆一漆，绷上几根弦，钱由我们出好啦——但您得给我立个字据，事情就此了结!至于为您到咖啡馆去偷雨伞，这可不是敝公司的职责——此事劳您驾自己去办理吧。”

这就是我同奥林匹亚保险公司打的一次交道。

(叶国泉 译)

选自《羊城晚报》1981年8月18日

【赏析】

 您听说过保险公司赔偿“姑妈” 的事儿没有，这可不是赔一件什么东西给姑妈，而是实实在在地赔一个大活人。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请读一读这篇小说吧。一道雷电，击死了罗达先生的姑妈，毁掉了一把雨伞，也烧坏了钢琴，于是主人公便同保险公司打起了交道。

保险分公司的总经理吉楚先生到现场后，一反当初劝罗达先生投保时的那种殷切、热情和软磨硬泡的态度，而显出一种粗鲁和不耐烦的神气。按说，出了人命，该给予格外的重视，可吉楚先生只是以商人的眼光打量了姑妈一下，不以为然地轻薄了一句:“她已不是妙龄少女了”，便立刻调转了话题。在他的眼中，一切都是明码标价的商品: 姑妈、雨伞和钢琴。他所关心的只是这些商品的价格以及保险公司如何少为或不为这些受损商品支付赔偿金，至于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他是不感兴趣的，特别是这种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商业上的好处的生命。所以当他听说这个在他看来是 个一分钱不挣的赔钱货居然价值一万金法郎之后。便吃吃地大笑起来。对于这样一件“商品”，他是不可能按照契约赔偿的，他引用了保险公司以物赔物的章程条款，赔给罗达先生另一个老妇人——一个在另一场灾祸中幸存而理应得到保险公司赔偿金的妇女。于是这种赔活人的离奇荒唐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便发生了。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吉楚先生是极其精明的，他把本来可能使保险公司掏一大笔钱的两件赔偿案往起一凑，便一个钱也不用花了。但是，精明固然精明，可其中却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人性，每一个常人所具备的人类的同情、怜悯的感情，人类对自身的爱心。他仿佛是一架由生意经装配起来的机器人，一台由单一的金钱盈亏程序控制的计算机，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解释，他在对两个妇女的处理中，居然会想出“以实物赔偿损失”的绝招。

这是一篇典型的讽刺小说，它通过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夸张地勾画了那种血液中浸满铜臭的人的嘴脸，尖刻地挖苦了西方社会中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社会通病。作者有着敏锐的喜剧感觉和高超的喜剧技巧，他对小说的处理匠心独运，玲珑圆转，显得举重若轻，富于喜趣。他对笔下的人物，没有一般化的让他出乖露丑，在读者的哄笑声中被撵下台，也没有简单而直接地出面指责他的所作所为，而是让他登台表演，通过他自鸣得意的言行，自然而然地展现他的灵魂，让读者去完成对他的审判和鞭挞。为此，作者对小说进行了精心构思，一是把人物投入不想照价赔偿而又不得不照价赔偿的矛盾境地，让人物为摆脱这种困境而左冲右突，在行动中展现其性格特征。二是巧妙设计了三件道具: 钢琴、雨伞和姑妈，并以此作为检验人物灵魂的试金石。这三件道具，一件比一件更难驾驭，就常理而言，吉楚先生是无法解决这些矛盾的。然而吉楚先生几乎是绝处逢生，先是诬指雨伞为偷来之物，保险公司没有义务去为偷伞赔偿，接着又搬出以实物赔实物的章程，把人当作物品来处理，从而顺利地脱出了矛盾的境地。从表面上看，吉楚先生大获全胜，为保险公司省下一大笔钱，而实际上，他的丑恶灵魂在此过程中暴露无遗。

小说的语言轻快，跳宕，幽默、俏皮，充满喜剧意味，让读者充分体验到笑的审美快感。小说基本上由人物语言构成，它除了给全文笼罩上一层喜剧的氛围而外，又为人物形象的刻划增添了传神的一笔。那种貌似振 振有辞的强词夺理和彬彬有礼的言辞后透出的油滑轻狂，活画出那种唯利是图的奸商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