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芳同志逝世以后，我就不时渴想倾吐一下悼念之情。一些熟人，也认为我应该写。他们知道我同其芳有相当久的关系，而且是非同寻常的关系：我们是30年代末一道去延安的，一道在“鲁艺”教书，一道随同贺龙同志去晋西北和硝烟弥漫的冀中平原，……

但是， 由于时间太久， 自己的记忆力又日益衰退，总担心写不准确， 写不好。有时候， 一些回忆片段纷至沓来， 又不知从哪里写起，因而老是动不了笔。现在，其芳的选集要出版了， 出版单位希望我写点题记之类的东西，我感到无可推诿，也不能拖延了，我得借此了却一桩心事，减轻一点思想负担。

其芳和我都是30年代初发表作品的。但是， 直到30年代后期，我们才得相识。抗战开始后，我们于1937年分别由上海和华北回到四川，1938年同在成都作中学教员。由于组织上的安排，教课之余，我和其他同志在当地文艺界作些联络工作。就这样，我和其芳也相识了。最初两三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比较一般：长袍、眼镜、身材不高，油黑的脸显得胖胖的，书生气质相当重。

开始引起我注意的，是其芳在他和卞之琳等同志合编的那份小型刊物《工作》上连续发表的散文《论工作》和长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因为如果说他的《还乡杂记》 已经表明他从“刻意” “画梦”开始面向现实， 那么， 经过“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新的革命形势的震撼，上述两篇作品表明，他对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是积极拥护的。因而这年将近暑假，他在听到我将去延安的消息时跑来找我， 也就很自然了。

这是他第一次到我家里， 同他一道的还有卞之琳。其芳这次给我的印象跟以往不同，开展多了。爽直热情，没有丝毫客套、拘泥的痕迹。他们共同提出来的要求是，希望能同我一路到延安去， 到华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去!那时候， 到延安去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因为到了广元以后，沿途都会遭到盘查、留难，甚至有被抓、失踪的危险。我答应立刻向组织反映， 而不久我们就一道出发了。

我们是凭着去二战区川军李家钰部队工作的一张护照，从成都动身的。可以说，这次旅行的开始，也是我进一步认识其芳的开始。到了梓潼，我才发觉他对旧社会了解得比较少，一些商人在栈房里玩弄女性的丑恶行为竟然使得他那样大惊小怪;而在宁强遭到盘查的时候， 因为那些“丘八”怀疑我们是到延安住“抗大”的， 万没料到他会用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和语调，摸一摸下巴说： “都长胡子了还去读书?!”幸而我们带得有那张护照， 倒还没有引起更多麻烦。

我们本来都想很快就到前线去的。到了延安不久， 由于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缺教员，学院负责同志邀我和其芳留下教书。我呢，推脱不得，想不到其芳也爽快地承允了。而他对人的诚恳、爽直， 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很快在“鲁艺”赢得了同志们普遍的赞扬， 因而不久就由院部的党组织接受他入了党。大约就是这段时间，他写了他到延安后的第一篇散文《我歌唱延安》。这篇文章曾经传诵一时， 受到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国统区知识界的重视， 因为作者在当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 响亮地喊出了一代进步青年的心声。我们不妨说这是其芳政治思想上和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飞跃。

毛主席曾经赏识过其芳同志的工作作风，说他做事认真。而据我所知，他那种事无巨细都不肯马虎的精神，真也值得学习。比如说，文学系的同学要办墙报，他就积极支持， 为他们看稿、改稿，设计版式。有时嫌他们抄写得不像样，他还亲自动手帮他们抄写!至于对他们的习作，哪怕一首十来行的小诗，他也会写上几百字、千把字的评语。有关其芳这一类事迹， 曾经在“鲁艺”工作、学习过的同志一定比我知道得多。

我记起我们一道参加秋收的经过来了。组织上分配给我们劳动的地点是二十里铺。下去之前，我们就动员准备随同我们下去的同学，作为写作实习，每个人这次劳动回来都得写篇文章， 其内容则是描写自己在劳动中熟识的革命根据地的新型农民。对于如何选择、观察自己的写作对象，我们曾经作过多次讨论， 而其芳更把它们逐条写成文字，刻印出来发给大家。等到各自住定下来，我们每天晚饭后又分头到他们所在的农民家里进行一次检查，给以必要指导。

在这一段时间里， 其芳给我的印象，进一步改观了。他已不复是一个文人学士， 而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社会活动家。走起路来， 只见他足板翻!情绪非常愉快，尽管有时碰见麻烦事儿，他会一头撞来，苦着脸呻唤道：“老杨呀，你看咋个做啊!”但这仍然掩盖不了他的愉快情绪。有时候， 就连较为合格的诉苦， 也会往往叫你感到， 他之诉苦， 只因为他太愉快了， 需要换换口味。而且， 并非偶然， 长时期来他仿佛都是这样。

当然，这不是说他只有愉快， 没有别种感情。他也有苦恼的。初到冀中那段时间， 由于不断的战斗和夜行军， 又没有固定工作， 我们就都感到过苦恼。而为了排遣，一有空他就埋头抄写他抗战前所作诗歌。字迹又小又极工整。这个手抄本我曾经一一拜读， 尽管它们的内容同当时的环境很不相称，但我多么欣赏其中那篇《风沙日》啊! 当然，这种情绪很快也就被克服了， 因为当部队结束了大曹庄的战斗，转移到留班寨的时候，他就主动去师政治部参加了编辑工作。

从无数事实看来， 其芳是从不轻易让时间溜掉的， 总想有所作为。而直到病势垂危他都念念不忘工作! 1977年冬，我跟高缨同志去看其芳的家属。这是我10年来第一次到北京， 没料到决鸣同志去了南方，孩子们也不在家， 门锁住了。我们在文学研究所一位同志家里待了下来， 等候他儿子辛卯。这位同志告诉我们，他在医院看护过其芳，说是动了手术，清醒过来以后，其芳的第一句话是： “清样送来没有啊! 我还要看……”

诚恳直率，平易近人，这是人们对其芳同志的共同看法。但是，只要同他相识较久， 在另外一点上看法却也相当一致：在是非面前，或者听到什么人胡说八道， 他会立刻激动起来， 直言无隐。有时还会弄得对方下不了台。在“鲁艺”一次纪念一位世界名人的座谈会上，因为一位同志的发言不大像样， 他恼怒了， 于是一条一款进行批评。而且， 照例用他那感情激动时迅猛、高昂的语言洪流淹没了对方， 以致举座为之失色。

事后， 有的同志专门找他谈心，承认他的意见不错，但却对他的态度、措词进行了批评，认为那样对待一位长期侨居国外的同志，而且在大庭广众中， 就不大恰当了。对于其芳， 企图一次谈话就说服他，也不容易。但是， 自从那次谈话以后，他的态度是逐渐改变了。当然，碰到意见分歧，却也照旧敢于直言，把问题摆出来进行论争。而这正是一个党的干部应该具备的品质：光明磊落，从不唯唯诺诺，口是心非。

而且，其芳同志不仅敢于正确进行批评，并虚心接受同志式的批评， 同时也经受得住尖锐、乃至过火的批评，不会因为碰见这样的批评就气馁了， 背上思想包袱。1960年初， 他就遭受到过这样的批评。当时我早回四川了， 不了解详情， 只知道反应相当强烈。而在中宣部接着召开的座谈会上， 他却照旧侃侃而谈， 无所顾忌。在举行座谈会期间， 周总理曾经接见过一批来自外地的同志，我把自己对其芳的观感谈了，周总理微笑道：“何其芳是一个好同志。”

一位具有这样革命品质的同志， 能够在原则问题上不会对任何以“权威”自命的角色让步，更是非常自然。这里我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 当有人凭借“四人帮”的淫威， 采用遗尸诈害、要功诿过的恶劣作法，不止一次在《红楼梦》问题上对其芳同志进行诬陷、打击的时候， 即使早已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 而且随时都会遭到“揪斗”，他也从不屈服，每次对熟人谈起， 总要义正词严地驳斥一通!

1976年他到成都， 我们曾经见过两次， 这中间他提到过这事没有，我记不清楚了。但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身经百余斗，现在还有什么怕的!?”说时浮上一种颇为自豪的微笑。尽管我们将近10年不见面了，经常都想念他，但我没有询问过我们分手后他的遭遇，也没有提出任何有关他的传闻，这不是因为当时“四人帮”尚在继续肆虐，我自己还不怎么自由， 他的健康情况叫人不能不回避开这些问题。

现在想来， 在两次会见中， 尽管没有发现过他意识中断的病象，且还照旧有点口若悬河，但当第一眼瞧见他时，我可就忍不住在心里惊叫道：“怎么显得这样老啦!”他小我7岁啊! 因为他身肥体胖， 步态蹒跚，是由辛卯和他一个小外甥扶着他走进院子里来的。闲谈中间，他曾雄心勃勃地大谈他的长篇小说计划。而他回四川的主要目的，正是为创作这个长篇增补资料。这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谈到他这个计划。但我破例没有向他说扫兴话：“还是用其所长，写成散文吧!……”

听说， 大约是澳大利亚吧， 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正在对其芳的思想转变问题进行探讨。我以为这个选题不错，一个因为对现实不满而逃避现实的青年诗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转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且一经入党， 不管生活多么艰苦，斗争多么尖锐复杂，也不管是战争年代抑或和平时期，一直积极工作，数十年如一日，这在中国知识界是有代表性的， 值得研究。

我这里只是零碎地写了点其芳同志的为人和我个人对他的一些朴素的看法。至于他在诗歌、散文和理论批评方面的成就， 国内早就有人研究， 国际上也颇注意，还是让专家们来进行合乎实际的科学评价吧!我只希望我这篇题记能对读者多少有点帮助。

(《何其芳选集》第1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赏析 

本文侧重在记事。沙汀和何其芳不仅是同乡(原籍四川)、同行(一起从事文艺工作)和同事(曾在四川、延安等地共事)，而且还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因此，在何其芳逝世后，出版社很自然地约请沙汀为他的选集写题记。而沙汀为了“倾吐一下悼念之情”，也为了“能对读者有点帮助”，便“无可推诿”地把它接受下来了。

这篇题记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文章虽然只有四五千字，但时间的跨度却长达半个世纪：从30年代直到“文革”以后，从国统区写到解放区直到新中国，从何其芳的青年、中年写到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对何其芳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作了一个轮廓式的描绘。但文章的重点则是何其芳在延安时期的表现，因为这是他“政治思想上和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飞跃”的时期。沙汀之所以这么写，主要目的是从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上，对何其芳进行一个科学定位：“一个因为对现实不满而逃避现实的青年诗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转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且一经入党，不管生活多么艰苦，斗争多么尖锐复杂，也不管是战争年代抑或和平时期，一直积极工作，数十年如一日，这在中国知识界是有代表性的。”这个评价既是实事求是的，也为人们理解何其芳、研究何其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其二，这篇题记虽然“只是零碎地写了点其芳同志的为人和我个人对他的一些朴素的看法”，但这些珍贵的材料对于全面地研究何其芳是极有价值的。文中写到，在“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前，何其芳的“书生气质相当重”;到了延安之后，“他对人的诚恳、爽直，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很快在‘鲁艺’赢得了同志们普遍的赞扬”;经过下乡锻炼， “他已不复是一个文人学士，而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社会活动家”。文中还特别指出，何其芳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做事一贯光明磊落，从不唯唯诺诺， 口是心非，“不仅敢于正确进行批评、并虚心接受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经受得住尖锐、乃至过火的批评”， “在原则问题上不会对任何以‘权威’自命的角色让步”等等。这些地方，虽然主要是就“党的干部”的“革命品质”而言，但对我们理解何其芳诗歌风格的变化、创作态度的严谨、理论批评中的坚持原则和富于个性，也是大有好处的。何其芳逝世之后，他的朋友、学生写过不少文章，缅怀他的高尚人格和优良的作风(其中也包括他的学风和文风)，这些文章和沙汀的题记互相印证，深刻地说明了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因此，这篇题记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何其芳在创作和研究方面的成就，却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背景材料。作为一篇题记，它的内容已经是够丰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