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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①。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 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 饥之于食,不待甘旨; 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 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 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②,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 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④。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⑤,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⑥。夫能人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 “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 “有石城十仞⑦,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 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释】

 ①捐瘠(ji):饿死和瘦弱的人。畜:通“蓄”,下同。②贾:通 “价”。亡:通“无”,不同。倍称: 加倍。③奇赢: 高额利润。④敖: 通“遨”,游玩。曳缟: 披着丝织的长衣。缟,一种白细的丝织品。⑤乖迕 (wu): 违背。⑥渫(xie): 分散。⑦仞: 古代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

【译文】 

圣明的君主在位的时候,老百姓不会挨饿受冻,这并不是因为君主能亲自种粮来给他们吃,能亲自织布给他们穿,而是因为他能开发天下百姓的增产生财之道,使他们富足起来。所以唐尧、夏禹的时候有过连续九年的水灾,商汤的时候有过连续七年的旱灾,可是国内没有人饿死饿瘦,这是因为粮食蓄积得多并且事先有准备。现在全国统一了,土地人民的数量之多不减禹、汤当年,加上没有遇到连续几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比不上禹、汤的时候,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土地没有全部利用,百姓还有余力没有发挥,能生长粮食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还没有全部开发出来,游荡求食的人还没有完全回到农业生产上来。百姓贫困就要产生奸邪的行为。贫困产生于不富足,不富足产生于不务农,不务农就不能安居乡土,不安居乡土就会离乡背井轻易弃家,结果老百姓像鸟兽一样四处觅食,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也还是限制不住他们的。

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到有了又轻又暖的衣服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到有了美味可口的食物才吃; 饥寒交迫,就顾不得廉耻。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饥饿,整年不做衣服就寒冷。肚子饿了而没有饭吃,身子冷了没有衣服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全她的儿子。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笼络住他的人民呢? 圣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使百姓致力于种田养蚕,给他们减轻赋税,让他们增加积蓄,以便充实仓廪,防备水旱之灾,故而能得到民心,拥有人民。

百姓,取决于君主如何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如同水总是往低处流一样,是不管东南西北的。珠玉金银,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但是大家却珍贵它,这是由于君主需要用它的缘故。这类东西轻便小巧易于收藏,拿在手里,就可以遍行海内而无饥寒之忧。它会使臣子有可能轻易背叛他的君主,百姓可以轻易地离乡背井,盗贼的行为受到引诱,逃亡的人有了轻便好带的财宝。粮食衣料,从地里生出,按季节成长,靠人力收获不是一天之内能完成的。几石重的粮食,中等体力的人是扛不动的,所以不为奸诈邪巧之人所贪图,但一天没有它就会饥寒并至。因此,圣明的君主看重粮食而轻视金玉。

现在五口之家的农户,至少有两个人服劳役,所能耕种的田地不过百亩,百亩土地的收成不过百石。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还要砍柴,修缮官府,做杂役。春天不避风沙,夏天不避暑热,秋天不避阴雨,冬天不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闲日子得以休息。其间还有私人之间的送往迎来,吊丧探病,赡养孤老,抚育幼童。如此辛勤地劳动,还有可能遭受水旱灾害,紧急的征取,残暴肆虐,而征收又没有定时,早上下命令,晚上就更改。农民中有粮食的往往半价出卖以应急用,无粮的不得不向人借贷任其取加倍的利息。于是就有了卖田宅,甚至卖子孙来还债的。而那些商人,大的囤积货物,榨取成倍的利润,小的摆摊贩卖、牟取暴利。他们每日游逛都市,趁着朝廷急需的时候,卖出的商品价格一定加倍。因此,这些人中,男的不耕种土地、女的不养蚕织布,却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上等的米和肉,没有农民的劳苦,却坐享田地的收成。他们依仗着自己丰厚的财富,交结王侯,势力超过了官吏,因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千里之间,四处游逛,高贵的衣冠,豪华的车盖,相望不绝。他们乘着坚固的车,骑着肥壮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正是商人兼并农民,而农民逃亡的原因。现今的法律卑贱商人,而商人已经富起来了;法律上尊重农民,可农民已经贫贱了。因此,世俗所尊贵的,正是君主所鄙贱的; 官吏所轻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君主和人民恰恰相反,喜好与厌恶正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国家富强,法律生效,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事务,没有比使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重要的了。要想使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就得重视粮食,而重视粮食的方法,就在于使老百姓用粮食来求赏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人,只要向官府纳粮食,就可以封爵,可以免罪。这样一来,富人便有了爵位,农民便有了钱,粮食也可以分散到需要的地方去。能够交纳粮食取得爵位的,都是富裕的人。从富裕的人那里取得多余的粮食,以供朝廷使用,就可以减轻穷人的赋税,这正是所谓损有余以补不足,这个法令一施行,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这符合人民的心愿,好处有三方面: 一是国君需用的粮食充足了,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了,三是农业生产受到鼓励。现行法令规定,百姓能出一匹战马的,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驾战车的马,为天下通用的军事装备,所以可以替人免去兵役。神农教导说: “有七八丈高的石头城,百步宽的像充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的士兵,但没有粮食,是守不住的。” 由此看来,粮食是帝王最有用的东西,是国家政务最根本的力量所在。百姓交纳粮食,换取爵位,爵位高到五大夫以上,才可以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和交纳战马的实效相差太远。爵位是居上位的君主所掌握的,可以开口无穷无尽地赏赐给人。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可以从地里不断地生产出来。得到高爵与免除罪罚,是人们非常渴望的。如果让天下人都交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换取爵位,免除罪罚,过不了三年,边塞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的。

【鉴赏】 

本文是公元前168年晁错向汉文帝提出的关于重视粮食储备,发展农业生产的奏疏。

西汉初年,农业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粮食储备不足。晁错针对这种情形,先分析了粮食充足的重要性,提出要想实现天下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打退外族的入侵,最重要的就在于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而要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就得贵粟而贱金玉,从而勉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抑制富商大贾的商业活动。接着,他又提出了贵粟的具体措施,如 “入粟拜爵”等,他想通过这种方法,刺激农业生产,增加粮食积蓄,最终使百姓安居乐业,富国强兵,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当然这种措施有它的局限性,但它对当时西汉社会生产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文文笔流畅,分析透彻,逻辑性强,富于说服力,是历来流传的好文章。

字数:3806

知识来源:傅德岷,赖云琪 主编.古文观止鉴赏.武汉:崇文书局.2005.第226-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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