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对现实的心理免疫

我靠我的背保卫我的肚子；

靠我的聪明守住我肚子里的玩意儿；

靠我守住秘密保持我的清白；

靠我的面罩卫护我的美貌。

——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但是，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差点把这个头衔输给一匹马。威廉·冯·奥斯滕是一位退休教师，1891年，他宣布他养的一匹名叫“聪明的汉斯”的马能够回答有关时事、数学和其他许多话题的诸多问题，而回答的方式就是用前蹄敲打地面。比如，奥斯滕让聪明的汉斯计算出3加5等于多少，等到主人提问结束，马会敲打8下，然后停下来。有时候，奥斯滕不是口头提问题，而是将问题写在硬纸板上，然后举起来让聪明的汉斯看，结果，这匹马理解书面语言的能力似乎丝毫不逊色于它理解口头指令的能力。当然，聪明的汉斯并不能答对每一个问题，但是，它的表现比其他任何钉掌的家伙都好多了。它在公共场合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很快就成为柏林的“风云人物”。1904年，柏林心理学研究所的主任派他的学生奥斯卡·芬特格斯非常审慎地调查这一现象。芬特格斯注意到，如果奥斯滕站在聪明的汉斯身后而不是面前或者奥斯滕自己也不知道问题的答案，这匹马答错问题的概率就要高得多。在一系列实验之后，聪明的芬特格斯终于证明，聪明的汉斯其实并不会阅读，它能够读懂的其实只是奥斯滕的肢体语言。当奥斯滕微微弓身时，聪明的汉斯就会开始敲击，而当奥斯滕直起身子，或者稍微歪一歪头，或者微微挑眉，它就会停下来。换言之，奥斯滕在最恰当的时间发出信号让聪明的汉斯开始或停止敲击，这样就造成了马能够回答问题的错觉。

聪明的汉斯并非天才，但是奥斯滕也没有招摇撞骗。事实上，他曾经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耐心地教自己的马儿学习数学和世界形势，当他知道原来自己是在自欺欺人时，真的感到相当震惊和沮丧。这种欺骗非常巧妙和有效，却是在无意之间做到的，而且奥斯滕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我们可以将心理免疫系统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称为“战术”或者“策略”，但是，这些词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和故意的色彩。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把人们当做操控这一切的阴谋家，认为他们是有意识地试图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积极的观点的。研究人员指出，事实恰恰相反，人们通常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如果非要他们给出一个理由，他们却准备好了现成的理由。比如，在研究对象看着电脑屏幕的时候，屏幕上闪过一个又一个单词，每个单词停留的时间不过几微秒，人们根本就无从知道自己曾经看到过这些词，也无从猜测这些词到底是什么。如果屏幕上闪过的是“敌意”这个词，研究对象就会以消极的态度看待他人。如果屏幕上闪过的是“老迈”这个词，研究对象就会走得很慢。如果闪现的是“愚蠢”这个词，他们就会在考试中表现得很糟糕。事后，当他们被要求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判断、行走，以及在考试中有那样的表现时，他们不是说“我不知道”，而是很快调动大脑考虑一些他们知道的事实（“我走得很慢”），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但是谬误的解释（“我累了”），旁观者也可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烹调事实时，我们同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而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刻意得出正面的观点（“破产一定会有什么好处，除非我发现它，否则我就不离开这把椅子”），其实就种下了自我毁灭的祸根。一些人欣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Rite of Spring）。一些人的任务是听音乐，而另外一些人则被要求一边听一边努力让自己快乐起来。在曲目结束时，比起那些只是听音乐的人，被要求努力快乐起来的人情绪要差得多。为什么？有两个原因。首先，也许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坐着不动，什么也不做，然后特意让自己从体验中得出正面的结论。但是，研究表明，但凡我们有一点分心，这些刻意的企图就很有可能弄巧成拙，反而让我们感觉更差。第二，刻意烹调事实的做法实在是太明显了，让我们觉得自己很轻贱。当然，在未婚妻将我们孤零零地抛弃在婚礼圣坛前时，我们自我安慰没有她自己会生活得更好，如果能够发现支持这个结论的事实（“其实她根本就不适合我，是吧，妈妈？”）我们的感觉会更好。但是，发现这些事实的过程必须感觉起来像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不是刻意地粉饰太平（“要是我们这样来提问题，而且只问妈妈不问别人，我几乎一定能够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一旦诡计被拆穿，曾经被人抛弃的这个污点就会在自己可怜的素质列表中变得非常显眼。积极的结论要令人信服，就必须建立在我们自认为是诚实得来的事实的基础之上。我们通过下意识地烹调事实、然后有意识地消费它们来做到这一点。人们在餐厅用晚餐，而厨师却藏在地下室。这种无意识烹调的唯一好处就是它行之有效，而它的代价却是，我们因此变成了自己的陌生人。现在，请允许我向你解释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关于悔恨的理论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那些曾经被怯场的准配偶遗弃在结婚圣坛上的人。但是，我很愿意用一瓶好酒打赌，如果你能够集合起足够多的差一点就成为新郎或者新娘的人，并问他们是更愿意将这个事件称为“我今生遇到的最坏的事情”，还是将它称为“我今生遇到的最好的事情”，那么他们中更多的人一定会选择后一种描述而不是前者。而且我愿意用一整箱这种酒来打赌，如果你找到的样本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而你的问题是，回顾过去，什么事情能够被他们看做“我一生中最好的事情”，没有人会把“被抛弃”算进去。跟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想象中被抛弃的经历更加痛苦，而回忆中被抛弃的经历则更加浪漫。想象自己以这种方式被晾在那里，我们自然而然会得出对这个经历的所有可能的看法中最可怕的一个，然而，一旦我们真的经历了这样的心碎，并且在家人、朋友和鲜花商面前丢尽了面子，我们的大脑就开始形成一种没有那么可怕的观点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类的大脑是非常精明的“购物者”。然而，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购物”的，所以我们根本意识不到它们会这样做。于是，我们漫不经心地认为，在回想此事的时候，我们对它的看法会同预想它的时候一样可怕。换言之，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看法会改变，因为，通常我们并不了解它们改变的过程。

这个事实使我们很难预测一个人未来的情绪。在某项研究中，研究对象得到一个申请工作的机会，这份工作的内容就是品尝各种冰激凌并给它们起好玩的名字，这份工作收入可观。在申请过程中，研究对象的面试过程会被录下来。有些研究对象被告知，一位评审将会根据面试录像来决定是否聘用他们，而且此人可以单独作决定（评审员组）。而另外一些研究对象被告知一个评审团将会观看他们的面试录像，并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聘用他们（评审团组）。评审团组的研究对象被告知，只要评审团里有一位成员投票支持他，他就可以得到聘用，因此，只有在所有评委一致同意不聘用他的时候，他才得不到这份工作。然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进行了面试，并且都预测了如果自己得不到这份工作会有什么感觉。几分钟后，研究人员走进来，很抱歉地解释说，经过认真考虑，评审员或者评审团认为这个研究对象不太适合这份工作。然后，研究人员要求研究对象报告他们的感受。

图9–1　被一位变化无常的评审员拒绝的研究对象比被意见一致的陪审团拒绝的研究

对象要快乐（右图）。但是，他们都无法在此之前预见到这种情况（左图）。

研究结果如图9–1所示。左边显示，两个组的研究对象预期他们会感到同样强烈的不快。毕竟，拒绝算得上是当头一棒，而不管打这一棒的人是一个评审员还是一个评审团，我们都预测这一下会打得我们很疼。然而，右边显示，当这一棒由一个评审团来打的话，会比由一个评审员来打要疼一些。为什么呢？好吧，想象一下自己要申请做泳装模特的工作。想得到这份工作，你就必须穿上非常暴露的服装在某个穿着廉价外套、眼光挑剔的傻瓜面前走来走去。如果这个傻瓜将你上下打量一番之后，摇摇头说：“抱歉，你不是做模特的料。”你很可能会感觉很糟糕，至少要难受一两分钟。但是，像这样遭受单个人的拒绝，每个人都会时常经历，用不了几分钟，大多数人都能够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并继续生活。我们之所以很快就能恢复自如，是因为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可以驾轻就熟地利用这个经验中的模糊性，并缓解它的伤痛——“这家伙根本就没有认真看我出色的转体。”或者“他就是那种只注意身高而不注意体重的怪人。”或者“难道我要听一个穿着廉价外套的人来告诉我什么是时尚吗？”

不过，现在请你想象一下自己在为一屋子的人展示泳装，其中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年轻人，而他们在上下打量过你之后都摇摇头说不。你很可能会感到很糟糕，真的很糟糕，屈辱、受伤，同时也迷惑不解。你很可能从舞台上快步跑下来，两耳发烧，喉头发紧，双眼湿润。被一大群背景各异的人拒绝是让人感觉非常屈辱的经历，因为这是毫无争议的拒绝，心理免疫系统也很难找到既积极又令人信服的开解方式。将失败归咎于一位观点异于常人的评审员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将失败归咎于意见完全统一的评审团就很困难了。“90个人同时眨眼，并步调一致地恰好都错过了我的转体动作”这样的说法太没有说服力了。同样，研究对象也发现，将自己的被拒绝归咎于一位有特殊癖好的评审员很容易，而将其归咎于一群评委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此，在被评审团拒绝之后，他们的感觉要更差一些。

现在，如果你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考虑这项研究结果，所有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请允许我指出，只有在有人肯费工夫向你指出这些道理时，它们才是一目了然的。事实上，如果它们真的是一目了然的话，为什么那些聪明的研究对象没有办法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的几分钟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呢？为什么这些研究对象没有意识到自己更容易怪罪一位评审员而不是会怪罪一个评审团？因为，当研究对象们被要求预测自己对拒绝的反应时，他们想象到了拒绝的强烈打击，但是没有继续想象自己的大脑会如何缓解这种打击。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大脑可能会尝试缓解这种痛苦，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可以通过怪罪那些造成自己痛苦的人来缓解痛苦，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想到如果被怪罪的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这种做法会更加成功一些。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个发现，比如，人们以为，无论一场悲剧是人为造成的还是运气太差才发生的，都会让他们感觉一样糟糕。但是，实际上，如果造成悲剧的是坏运气，而且没有什么人可以怪罪的话，那么他们通常会感觉更糟糕。

对自身心理免疫系统的忽视导致我们错误估计了那些我们能够怪罪他人的情况，不过，它也会让我们错误估计那些我们必须责怪自己的情况。有谁能够忘记1942年的电影《北非谍影》结尾的那一幕呢？当时，亨弗莱·鲍嘉和英格丽·褒曼正站在柏油碎石铺就的停机坪上，褒曼正在进行艰苦的抉择，是跟自己爱的这个男人一起留在卡萨布兰卡，还是登上飞机跟丈夫一起离开？鲍嘉转向褒曼，对她说：“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你属于维克多。你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也是鼓励他前进的力量。如果飞机起飞而你却没有跟他在一起，你会后悔的。也许不是今天，也许不是明天，但是很快你的余生都将在懊悔中度过。”

这个小小的传奇情节是电影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情景之一，不是因为表演有多出色，或者编剧有多精彩，而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时不时会站在同样的跑道上。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抉择，无论是结婚，要孩子，买房子，进入某个行业还是出国定居，经常都是通过想象自己在未来是否会遗憾来确定的。（“噢，不！我怎么忘了要生个孩子呢！”）当一件不幸的事情有可能因为我们在过去采取了不同的行动而被避免时，我们会感到非常自责，这种情绪就是悔恨。毫无疑问，这种感觉是令人不快的，所以，我们当下的行为常常是以避免以后后悔为指导原则的。其实，大多数人都有着一套关于人们什么时候会感到后悔的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会指导我们尽量避免后悔。比如，知道有选择的余地要比不知道更让我们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接受坏建议比拒绝好建议更让我们后悔，如果坏选择是不同寻常的，而不是中规中矩的，我们也会更后悔，以非常微弱的劣势落败，会比劣势明显的情况下的失败更让我们悔恨。

但是，有时候，其实这些理论是错误的。请考虑这个场景：你拥有A公司的股票，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曾经考虑过要用它来换购B公司的股票，但是最后否定了这个想法。现在，你发现如果你当时换购了B公司的股票，能够多赚1 200美元。你还拥有C公司的股票，去年，你将它换成了D公司的股票。现在你发现，如果自己留着C公司的股票，就可以多赚1 200美元。哪个错误会让你更加懊悔呢？研究表明，10个人中有9个人预测愚蠢的换持股票比愚蠢的不换持股票更让人懊悔，因为大部分人认为，比起愚蠢的不作为，自己更会对愚蠢的行动感到后悔。但是，研究还表明，10个人中有9个人搞错了。事实上，从长远来讲，每个年龄段、每个行业的人因为没有做某事而感受到的悔恨，都比因为做了某事而感受到的悔恨强烈。因此，最流行的悔恨包括：没有读大学，没有抓住能够获利的商业机遇，以及没有能够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

为什么人们对不作为的悔恨要比对行动的悔恨更多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比起行动，在面对不作为的时候，心理免疫系统更难找到积极且令人信服的观点。如果我们的行动导致我们接受了某人的求婚，而这个人后来被发现是一个斧头杀人犯，我们可以通过思考自己从这次经历中学到的东西来安慰自己（“收集短柄小斧头不是一个健康的业余爱好”）。但是，如果我们的不作为害我们拒绝了某人的求婚，而这个人日后成了一名电影明星，我们就没有办法用自己从这个经历中学到的教训来进行自我安慰了，因为……好吧，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其中的讽刺意义太清晰了：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免疫系统能够使过度勇敢合理化，却很难使过度怯懦合理化，因此，我们会在本来应该继续跌跌撞撞前行的时候左顾右盼。看过电影《北非谍影》的观众都记得，鲍嘉关于悔恨的警告促使褒曼登上飞机跟丈夫一起离开。如果她留在卡萨布兰卡和鲍嘉在一起的话，可能也会感觉很好，也许不是马上，但是很快，并且在余生中都活得心安理得。

小伤害比大伤害更不容易平复

文明社会的人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了解到，少数邪恶分子常常会比军队入侵造成更多伤亡和更大的破坏。如果某个敌人派出数百架战机携数百枚导弹大举进攻美国，它们很可能无一命中目标，因为这样大规模的进攻会启动美国的防御体系，据估计，这个体系能够有效粉碎这样的威胁。另一方面，如果敌人派出7个穿着宽松的休闲裤、戴着棒球帽的人，这些人则有可能到达目的地，引爆炸弹、释放毒气或者驾驶劫持的飞机撞上高层建筑。恐怖主义之所以会造成悲剧，是因为它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最好的进攻是不会触发最好的防御的进攻。比起大规模进攻，小规模的袭击更不容易触动警铃。虽然有可能设计出能够防御哪怕是最微小的威胁的防御体系（比如，在国境线上拉电网、颁布旅游禁令、实施电子监控、进行随机搜查），可是，这种体系的成本太高了，不光要消耗大量资源去运行它，还会制造许多假警报。这种系统一定会使人们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一个防御体系要起到作用，首先要能够对威胁作出反应，但是为实用起见，它必须仅对那些超过了某一个关键临界值的威胁作出反应，这意味着，那些没有达到临界值的威胁反而具有同其本身的渺小不成正比的破坏潜力。与巨大的威胁不同，小威胁能够从雷达的鼻子底下溜进来。

心理免疫系统是一个防御系统，因此它也遵循同样的规则。当体验足以让我们感觉不快乐的时候，心理防御系统就会烹调事实并推卸责任，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更积极的观点。但是，它并不会在每一次我们感受到最微小的伤感、嫉妒、愤怒或者沮丧时这样做。婚姻失败和失业是对我们幸福生活的“大规模进攻”，所以能够触发心理防御体系，但是这样的防御体系并不会因为铅笔被折断、脚趾被踩或者电梯很慢而被触发。折断了的铅笔也许很令人讨厌，但是并不会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不会触发我们的防御体系。而这一事实导致的矛盾结局就是，有些时候想在经历了坏事之后取得心理上的平衡，比在经历过特别坏的事情之后取得心理平衡还要难。

比如，某项研究中的实验对象是一些学生，他们被邀请参加一个课外俱乐部，而入会仪式是要求他们接受三次电击。有些实验对象体验的是真正可怕的经历，因为他们接受的电击非常强（严酷开端组），而另外一些人则只是体验了不太愉快的经历，因为他们接受的电击强度相对比较弱（温和开端组）。尽管你也许会认为人们不喜欢任何一件同身体疼痛有关的事情，但是，严酷开端组的成员事实上更加喜欢这个俱乐部，因为这些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强烈的痛苦触发了他们的心理防御体系，这个体系立刻投入工作，帮助他们形成对自己体验的积极合理的看法。虽然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并不容易，但是，还是有可能的。比如，身体受罪是坏事（“噢，天哪！这真是很难受！”），但是，如果通过这样的痛苦换来的东西极其有价值的话（“但是我加入了一个由非常特别的人组成的精英群体”），它就不完全是坏事了。其实，研究表明，当人们受到电击的时候，如果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一些很有价值的事情接受这种酷刑的话，他们就不会感到那么痛苦了。强烈的电击足以触发实验对象的心理防御体系，温和的电击则不能。因此，开端最痛苦的实验对象最珍视俱乐部的价值。如果你曾经设法原谅了配偶巨大的过失，却发现自己无法不为车库门上的凹痕或者楼梯上的脏袜子感到愠怒，那么，你就能了解这种矛盾的体验了。

强烈的痛苦触发了能够消除它的心理活动，而温和的痛苦则不会，这个同我们的直觉相冲突的事实使我们很难预测自己未来的情绪。比如，你是在最好的朋友侮辱你的时候感觉更差，还是在她侮辱你表兄弟的时候感觉更差呢？虽然你很喜爱你的表兄弟，但是，你当然会更喜欢你自己，因此，你很可能认为如果绰号是给你起的，你会感觉更糟。你是对的，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如此。但是，因为强烈的痛苦会触发心理免疫系统，而温和的痛苦则不会，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更有可能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指向自己的侮辱（“费利西娅叫我笨蛋……天，她有时候真的能让我捧腹大笑”），却不容易这样看待针对你表兄弟的侮辱（“费利西娅叫德韦恩表弟笨蛋……当然，她说的没错，可是，她这样说实在是不太好”）。结论就是，如果你是某个侮辱的受害者，最后你反而会比自己是旁观者的时候感觉更好。

这种可能性在某项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两位研究对象接受了个性测试，然后，其中一个接受了一位心理学家的反馈。心理学家的反馈专业、细致，同时也是毫不留情的负面评价。比如，评价中包含这样的话，“你不具备能够让你脱颖而出的素质”，还有“人们之所以会喜欢你，首先是因为你不具备威胁到他们的能力”。两位研究对象都读了这些反馈，然后报告了他们对写这些评价的心理学家的看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负面反馈的接受者反而比那个旁观者更喜欢这个心理学家。因为旁观者只是感到愠怒（“天啊，这样做对一位研究对象来说太残酷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被狠狠打击，所以他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缓解这种一般负面的情绪。但是反馈对象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呀！我是个经过专家鉴定的失败者！”），因此，他们的大脑很快就“购买”了对该经历的积极看法（“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个测试有可能只是浮光掠影地考察了我复杂个性中的某个小细节，我很怀疑它到底有没有意义”）。下面就是最重要的发现：当另外一组研究对象被要求预测自己对心理学家的看法时，他们都说，作为受害者的他们会比作为旁观者的他们更讨厌那个心理学家。很明显，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防御体系更有可能被激烈的痛苦而不是温和的痛苦触发，因此他们错误地预测了自己对不同程度的伤害的反应。

自由不见得是一种幸福

剧烈的痛苦是触发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并以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体验的因素之一，但是，还有其他因素，比如，为什么即使我们的兄弟姐妹对我们的朋友做了一些让我们无法容忍的事情，我们还是会原谅他们？为什么总统上任后做了一些在选举时会让我们决定不选他的事情，我们却不会为此感到困扰？为什么我们对雇员一贯的懒散和迟到视而不见，却会因为一位求职者面试迟到了两分钟而拒绝聘用他？可能的答案是：血浓于水；领导者就是为了让人们团结在他周围；第一印象最重要。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比起跟我们毫不相干的东西，我们更倾向于在跟自己密不可分的事物身上寻找积极的方面。朋友们来来去去，更换候选人就像换双袜子一样容易，但是，兄弟姐妹和总统是我们的，不管他们是好是坏，一旦他们出生或者是赢得选举，我们就几乎无法对既定事实施加任何影响了。如果我们正在经历的并不是我们想要经历的，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摆脱它再换一个，所以我们会退还不尽如人意的租赁汽车，退掉差劲的旅馆房间，并拒绝跟那些在公共场合挖鼻孔的人做朋友。只有在无法改变自己的体验时，我们才会改变我们对这种体验的态度。因此，我们会爱上行驶在路上的那辆摇摇晃晃的汽车、全家已经住了很多年的简陋木屋和爱挖鼻孔的谢尔登叔叔。我们只有在不得不如此的时候才能找到粉饰太平的借口。所以，如果基因测试表明自己没有致命的基因缺陷，人们会更加高兴，而在基因测试表明自己确实有致命的基因缺陷时，人们也会更加快乐，但是，如果测试没有结果，他们会很郁闷。我们只有在命运无可逃避、无可避免、无可挽回的时候，才会去作尽可能积极的解释。

无可逃避、无可避免、无可挽回的情形会触发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然而，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意识到这个过程的发生。比如，某项研究以一群选修黑白摄影课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每个学生都拍摄了12张对自己而言最有意义的人物照片和风景照片，然后会参加一对一的授课。在此过程中，老师会花1～2小时的时间来教这些学生如何冲洗两张他们最出色的作品。当照片冲洗完毕并晾干之后，老师会说，学生可以留下其中一张照片，另外一张则会作为学生习作被保留在档案文件中。有些学生（无可逃避组）被告知一旦他们作出选择，拿走其中一张照片，就不能再改变主意了。另外一些学生（可逃避组）则被告知，在作出选择并拿走照片之后，他们还有几天时间可以考虑，如果他们改变了主意，老师很乐意让他们调换照片。学生们作出了选择，并带走了一张照片。几天后，这些学生填写了一份问卷调查，在诸多问题当中，有一个问他们到底有多喜欢自己带走的那张照片。结果表明，可逃避组的学生不如无可逃避组的学生那样喜欢自己挑的那张照片。有趣的是，当另外一组学生被要求预测在有机会和没有机会更换照片的情况下他们有多喜欢自己带走的那张照片时，他们都认为是否可以更换照片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对照片的喜爱程度。很显然，无可逃避的选择会触发心理免疫系统，使我们能够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些情况，但是，我们却无法预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正因为预测不到无可逃避的选择能够激发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并由此提升我们的幸福度和满意度），我们犯下了一些令人痛苦的错误。比如，当另外一组选修摄影课的学生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拥有可以再次选择照片的机会，大部分人都表示愿意拥有这个机会，也就是说，大部分学生都愿意参加最后会让他们对自己拍出的作品不满意的摄影课。为什么会有人宁愿要更少的满足感而不是更多呢？当然，没有人有这种偏好，比起更少的自由，大部分人都想要更多的自由。事实上，在作决定或者在作出决定之后再改主意的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重新争取它的强烈的冲动。正因为如此，零售商才会打出“限量供应”或者“你必须在今天午夜之前订购”这样会威胁到你购买其产品的自由的幌子。我们对自由的盲目崇拜让我们频繁光顾允许我们退换商品但是价格昂贵的大型百货商场，而不是商品无法退换的拍卖市场，也让我们愿意付出额外的金额来租赁汽车而不是用很合算的价格买下它……诸如此类的事情屡见不鲜。

大多数人都愿意今天多付一些钱来交换明天改变主意的自由。有些时候，这样做的确是合情合理的。用几天的时间来试驾一台红色的敞篷跑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拥有这样一台车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的，因此，有时候，稍微多花一点钱来签订一份包括较短的退货期的合同是值得的。但是，正如有选择权是有好处的，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红色的敞篷跑车的空间自然会很狭窄，坚定的车主总是能够找到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实（“哇！这感觉起来就像是战斗机！”），而购买合同中包含可退货条款的买主则有可能不这么想（“这车太小了，也许还是退了好”）。坚定的车主关注的是车的优点，而忽视了它的缺点，因此可以烹调事实以获取充分的满足感，但是，那些还有逃避可能性的买主，心理免疫系统还没有被触发，因此会用更加挑剔的眼光来评价自己的车，在决定是否要留下它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它不完美的地方。自由的好处和代价似乎都一目了然，然而很可惜的是，它们并非同样清晰：我们很容易就能够预料到自由带来的好处，却好像根本就看不到它破坏幸福感的潜力。

无知是一种幸福

要是你曾经在吃过墨西哥辣味牛肉之后恶心得把黄胆水都吐出来了，并在此后许多年里再也吃不下这种东西，那么，你就会深刻理解果蝇的心情。当然，果蝇并不会吃墨西哥辣椒，也不会呕吐，但是，它们也会将最好的和最坏的体验同在此之前的以及伴随其左右的环境联系起来，并在未来远离这样的环境。让果蝇闻到网球鞋的浓郁味道，然后再对它进行轻微的电击，那么，在它短暂的余生当中，它都会避开有网球鞋味道的地方。将愉悦和痛苦与周边环境结合起来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大自然将这种能力赋予了它治下的每一种生物，从黑色果蝇属昆虫到伊万·巴甫洛夫，无一例外。

虽然这种能力对我们这样的生物很重要，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可以利用这种能力来做的事情实在是太有限了。如果某个有机体除了将某个特定体验同特定环境联系起来，别的什么都不会，那么，它就只能学到非常有限的教训，也就是说，只知道在将来要逃避这种特定的环境。精心计算好时机的电击可以教会一只果蝇避开网球鞋，却无法教会它避开雪地靴、芭蕾鞋、莫罗·伯拉尼克女鞋或者是一位手持小型电击枪的科学家。为了最大限度扩大我们的幸福并减少我们的痛苦，我们必须能够将体验同导致这种体验的环境联系起来，还要能够解释这些环境如何造成了这种后果以及为何能够带来这种体验。如果我们在费里斯转轮上转过几圈之后感到很恶心，那么我们的解释中就会包括自身不太好的平衡机能，然后，我们会在以后避开费里斯转轮，就像果蝇避开网球鞋一样。但是，跟果蝇不同的是，我们还会远离一些同我们的恶心体验无关的东西（比如蹦极和航船），却不会避开一些同我们的恶心体验有关的东西（比如手风琴演奏的音乐和小丑）。与简单的联系不同，解释既能让我们识别环境中造成我们体验的方面（旋转），还有同体验无关的方面（音乐）。这样，我们从自己的呕吐体验中学会的东西比一只果蝇能够学到的要多得多。

解释可以让我们充分地利用自己的体验，但是也会改变体验的本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体验令人不愉快，我们会很快采取行动寻求让我们感觉好一些的解释（“我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面试官对在费里斯转轮上呕吐的人有偏见”）。而且，事实上，研究表明，仅仅是去解释一件让人不快的事情就能够削弱它的冲击力。比如，用笔简单地描述一场灾难，比如痛失爱侣或者身体受伤，就能够以令人称奇的效果改善受害者的心情和身体状态（比如，看医生的次数减少，形成更强的过滤毒菌的抗体）。而且，从描写自己的体验中收获最多的人就是那些解释了这些苦难的人。

然而，虽然解释能够缓解令人不快的事件的冲击力，但它也会减少愉快事件带来的愉悦感。比如，一些志愿参加某项研究的大学生误以为自己在网络聊天室里同另外一所大学的学生聊天。而事实上，他们是在跟一些虚拟的大学生——复杂的电脑程序交谈。在虚拟的学生向真实的学生提供了个人信息之后（“嗨！我是伊娃，我喜欢做实验志愿者”），研究人员假装要求虚拟的学生确定自己最喜欢聊天室中的哪个人，并写下一段话来解释为什么，再把它发给那个人。就在几分钟之内，美妙的事情发生了：真学生收到了聊天室中每一个虚拟学生发送的邮件，每封邮件都写着他们最喜欢这个真学生！比如，有一封是这样写的：“在看到你的回复之后，我感觉我们两人之间存在强烈的共鸣。我们不在同一所学校读书，真是太遗憾了！”另外一封这样说：“在所有人中，你脱颖而出，成为我最喜爱的人。我对你描述自己的兴趣和价值观的部分尤其感兴趣。”还有一条这样说道：“我希望我能够直接同你谈话，因为……我想要问问你是不是喜欢滑水（我喜欢滑水），还想问你是否喜欢意大利风味的食品（这是我的最爱）。”

现在才是问题的关键：一些真学生（有信息组）收到的邮件可以让他知道每条消息都是谁发送的，而其他真学生（无信息组）收到的邮件里发信人信息都被删掉了。换言之，每个真学生收到的信息完全一样，都表明他赢得了这个聊天室里所有虚拟学生的心，但是只有那些有信息组的学生知道每一条信息到底是哪个人发送的。因此，有信息组的学生能够为自己这样的好运气作出合理的解释（“伊娃赞赏我的价值观是因为我们都参与了‘人类生存空间’这个组织，卡塔琳娜会提到意大利风味的食品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无信息组的学生则无法作出解释（“有人赞赏我的价值观……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会有人提到意大利风味食品呢？”）。研究人员在真学生们收到这些邮件后马上测量了他们的幸福度，15分钟后又测了一次。尽管两个小组的成员最初都对被选为每个虚拟学生的最好的朋友感到欣喜若狂，但是只有无信息组的学生们在15分钟后还保持着这样的狂喜。如果你曾经有过秘密崇拜者，那你就能够理解无信息组的学生们为什么15分钟后还能待在九重云霄，而有信息组的学生很快就掉到二至五层的云层上了。

无法解释的事情具有两个特质，这些使其情绪影响力得以扩大和延伸。首先，它们给我们一种稀奇和非比寻常的印象。如果我告诉你，我和我的哥哥还有妹妹是同一天出生的，你很可能会认为这是罕见且不寻常的情况。然而，一旦我向你解释了我们其实是三胞胎，你就不觉得这有多罕见和不寻常了。事实上，我提供的任何一种解释（“我说的同一天是指我们都是星期四出生的”或者“我们都是剖腹产出生的，所以为了获得最大的纳税优惠，我们的父母选择了我们的出生时间”）都能够减少这种巧合造成的惊讶，并使这件事看起来可能性更大。解释帮助我们理解了事情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也使我们马上就了解到将来它可能如何再次发生以及为什么会再次发生。其实，无论何时我们说某件事情不可能发生，我们通常只是想表达，即使它发生了，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比如读心术、超自然的力量还有限制教区牧师权力的法律。无法解释的事情显得更加罕见，而罕见的事情通常比常见的事情造成更大的影响。我们会对日食惊叹不已，却只是对日落印象深刻，虽然后者是比前者更加壮观的视觉盛宴。

无法解释的事情之所以会有非比寻常的冲击力，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通常会不断地思考它们。人们自发地想要解释事件，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没有完成自己打算做的事情，就特别容易考虑此事并记住自己未完成的事情。一旦我们解释了某个事件，我们就可以像收拾刚洗干净的衣服一样把它们叠起来，收藏到记忆抽屉的一角，并接着解释下一件。但是，如果此事无法解释，它就变成难解之谜或者难题。我们都知道，难解之谜和难题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不肯待在记忆的后台。电影制片人和小说家经常利用这一点，给自己的作品加上一个谜一样的结局来赚钱。研究表明，在无法解释到底主角最后怎么样了的时候，人们其实更愿意谈论这部电影。如果我们喜欢这部电影，这个小小的谜就会让我们兴奋得更久。

解释缓解了事件的冲击力，它使得这些事情看起来更合理，并帮助我们停止继续思考它们。更奇怪的是，有时候并不需要真正的解释，就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只需要看起来像是解释过就行了。比如，在某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图书馆中接近一些大学生，交给他们两种贴着1美元硬币的卡片中的一张，然后离开。你应该会同意这是非常奇怪的举动吧，因此我们会想要解释它。如图9–2所示，两张卡片上的文案表明这个研究人员是“微笑协会”的成员，这个机构主要推广“随机的善举”。第二张卡片上还有两个问题——“我们是谁”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研究人员要求这些学生回答一些调查问题，其中一个是：“目前你的感觉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程度如何？”结果表明，收到写有伪解释词句卡片的学生不如那些收到无解释卡片的学生快乐。很显然，即使是伪解释也能够让我们开心地消化掉一件事，然后接着去处理另外一件事。

不确定性能够保持和延长我们的幸福感，因此人们应该珍视它。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问另外一组同学，看到哪一张卡片会让他们更高兴，结果75%的人都选择添加毫无意义的解释的那一张。同样，在网络聊天室实验中，当学生们被问及是否想知道到底那些热情洋溢的信息都分别出自何人之手的时候，100%的学生都表示自己想知道。在两个案例中，这些学生都放弃选择不确定性而选择确定性，放弃模糊而选择清晰，尽管事实上，在这两种情况下，清晰和确定性都被证明会减少幸福感。诗人约翰·济慈指出，虽然伟大的作家们“能够在不确定性、迷雾、怀疑当中泰然自若，不去强求事实和真理”，但是，我们中的其他人则“无法满足于一知半解”。我们无法克制的解释一切的渴望使自己能够同果蝇区别开来，但也会减少我们幸福的嗡嗡声。

图9–2

预测是不可靠的

眼睛和大脑狼狈为奸，而且跟所有狼狈为奸者一样，它们在大门紧闭的房间里进行秘密谈判，而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现在的体验，也就无从知道自己将来还会这么做。我们的无知不但让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在面临厄运时负面情绪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还使我们采取一些行动来破坏眼睛和大脑的共谋。我们更有可能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行动而不是不作为；看待痛苦的经历，而不是恼人的经历；看待逃避不了的恼人经历，而不是能够躲开的。然而，我们很少会弃不作为而选择行动，弃烦恼而选痛苦，弃自由而选承担。我们采取积极态度的方式五花八门：我们可以关注好信息，我们可以与能够提供此类信息的人为伍，我们还可以毫不挑剔地照单全收所有好消息。因为这些偏好，我们更容易用开脱自己、安慰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令人不快的经历。而我们为这种“无法克制的解释冲动”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却破坏掉了一些非常幸福的体验。我们的想象之旅已经探索了很多领域，从唯实主义到厚今主义再到合理化过程，所以，在到达最后一站之前，在地图上标注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已经了解到了预测自己对未来事件的反应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到它将来发生时的确切情况，也很难想象到一旦事情发生，自己的真实感受又是怎么样的。从头到尾，我一直在将想象同知觉和记忆进行类比，并且试图说服你，预测同视力和事后之明同样不可靠。不可靠的视力能够用眼镜来矫正，不可靠的事后之明能够用历史文献来修正，而不可靠的预测呢？不存在能够让我们看未来的眼光更加敏锐的眼镜，也没有任何记载可循。我们能够修正预测的缺陷吗？正如我们将要了解到的，我们能做到。但是，我们一般都选择不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