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京报副刊》^〔２〕的征求青年必读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　　注

　　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本文是作者应约对后一项所作的答复。它发表后，曾有人在报上进行攻击。对此问题，后来作者又写了《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可参看。

　　^〔２〕《京报副刊》《京报》的一种副刊，孙伏园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京报》，邵飘萍（振青）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一九一八年十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