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而私事也就是公事：胡雪岩的出处。左宗棠打算将他调到福建；但不必随他一起行动，专驻上海，为他经理一切。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从第二天起，左宗棠便照商定的步骤，积极开始部署；除了战报以外，一连拜发了好几道奏折。第一道是：浙江的兵饷军需，十分困难，自顾不暇；应该拨给陕甘的协饷，请饬户部另筹改拨。第二道是，请饬新任浙江巡抚马新贻，从速到任，至于马新贻未到任前，浙江巡抚请由藩司蒋益澧“护理”。第三道是，奉旨拨解杨岳斌的“行资”八万两，于无可设法之中，勉强设法筹拨半数。

第四道奏折与浙江无关——每天夏秋之交，户部照例催各省报解“京饷”；京饷不止于发放在京八旗禁军的粮饷，举凡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廉俸；大小衙门办公的经费；宗庙陵寝的祭祀费用；以及专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花用，每年分三节呈上的“交进银”，无不出在京饷之内，所以协饷可欠，京饷不可欠。福建欠海关税银十万两；茶税二万两，上谕催解：“务于十二月内，尽数解齐。倘仍饰辞宕延，致误要需，即由户部查照奏定章程，指名严参。”

虽奉这样的严旨，左宗棠仍要欠上一次；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福建之穷，必须浙江接济。当然，欠有欠的方法，不是硬顶可以了事的；左宗棠的方法是，哭穷之外，将他闽浙总督应得的“养廉银”一万两，由票号汇到户部，作为京饷报解。

第五道是请停止广东解浙的协饷。主要的作用是借此机会让朝廷知道，广东的协饷，对浙江来说是个“画饼”。所以，停止的理由，不过“现在浙省军务肃清，所有前项协饷，自应停止”这样一句；而“停止”以前的帐目，却算得很清楚，从同治元年正月到这年八月，连闰共计三十三个月；广东应解浙江协饷三百三十万两，可是实收仅二十八万。其中由厘金所拨者是二十二万两；曾国藩奏道，广东厘金开办起至这年八月底止，共收一百二十万，是则浙军“所得不过十成之二”。

第六道是部署到福建以后的人事。奏折的案由是“办理饷需各员，请旨奖励”；附带请求调用。其中当然有胡雪岩，他本来是“盐运使衔”的“江西试用道”；左宗棠奏请“改发福建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这报奖的文字，看来并不如武官的“请赏戴花翎”、“请赏加巴图鲁称号”来得热闹起眼；其实帮了胡雪岩很大的一个忙，因为由“试用道”改为“以道员补用”，只要一准，立刻可以补任何实缺；而“赏加按察使衔”，便可以署理阜司，成为实缺道员更上层楼的“监司大员”。在左宗棠来说，这一保，起码等于三年的劳绩。

不过左宗棠拜发这道奏折时，胡雪岩并不知道；因为他人已到了上海。拿着左宗棠的亲笔函件去见“许七大人”；谈得十分融洽。将左宗棠所托之事，一一办妥；只不过耽搁了两夜，陪老母谈一谈劫后的西湖，与古应春盘桓了半天，便即原船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而是藩司“护理抚篆”的蒋益澧；他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等胡雪岩一到，立刻通知，以便会面。

“雪翁，”与胡雪岩见着了面，蒋益澧哭丧着脸说：“你非帮我的忙不可！大帅交代下来了，浙江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按月十二号汇出，迟一天都不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听得这话，胡雪岩也吓一跳。洪杨之乱，浙江遭劫特深，满目疮痛，百废待举，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子，供养入闽之师？当时估计，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子，已经至矣尽矣；不想左宗棠狮子大开口，加了一倍，而且日子都不准托，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

最后这句话，才是蒋益澧真正的苦衷。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令出即行，办事还容易；等马新贻一到任，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他当藩司的，不能不听命。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主，且有承诺在先，不能不维持原数。这一下岂非挤在夹缝里轧扁了头？

想了一会，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点点头说：“好的。我来想办法。”

“这一来有救了！”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胸来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

“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

“总得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做点事。你看——。”

蒋益澧细数他该做的事，最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便是兴修水利。浙江全境皆是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兼以蚕丝之利，首重栽桑；而桑树的栽培灌溉，与水田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自古以来，在浙江做官，而遗爱在民，久留去思的，无不是因为在水利方面大有成就之故。

浙江的水利重在浙北；浙北的水利父重在海塘。乾隆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浙江海塘为名，可以想见其关系的重大。海塘欲求完固足以捍御海潮，须用石塘；洪杨作乱以来，海宁一带的石塘没有修过，日渐坍圮，现在要及时修复，估计费用须上百万银子；迫不得已，只有先办土塘，暂且将就。“就是办土塘，亦要三十万银子。土塘料不贵，人工贵；大乱之后，壮丁少了，就是人工费。”蒋益澧说，“雪翁，这件事我亦要跟你好好商量；怎么筹得一笔款子，拿海塘修一修？万一海塘溃决，可是件不得了的事，一想起来，我真连觉都睡不着。”

听蒋益澧这样表示，即令是娇饰之词，胡雪岩亦是十分可敬。“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他的本心不必问。听他的语气是想做好官；正不妨与人为善，趁此机会捧他一捧、扶他一扶，拿他逼到好官的路上，亦正是地方之福。想到这里，他毫不迟疑地答道：“请放心。我来策划一下，大家量力捐办，不是难事。”

“那就再好没有。”蒋益澧很欣慰地，“还有西湖的疏浚，也不能再拖了。西湖水利，关乎杭州、海宁的水田灌溉；明年春天以前，一定要整理好，这也得好几万银子。雪翁，你倒想，我这个藩司难做不难做？有啥开源之道，真要好好向你请教。”

“如今只有在盐上动脑筋。”胡雪岩答说，“倘能照我的办法，可以救得一时之急，一年半载，福建军务，告个段落；浙江不必再负担协饷，那时候就轻松了。”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盐法我不大懂；大帅倒是内行。”“左大人是内行？”胡雪岩很惊异地问。

“这也无足为怪的。雪翁，你莫非不知道？大帅是陶文毅公的儿女亲家。”

“啊！啊！原来如此！”

胡雪岩恍然大悟，左宗棠对盐法内行，渊源有自。在他廿六岁时，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事毕，请假顺道回湖南安化原籍扫墓，经过醴陵，县官照例“办差”，布置公馆时，请主讲醴陵渌江书院的左宗棠，做了一副对联，陶澍一见，激赏不已；问知县官，出自左宗棠的手笔，当时便请来相见。

果然，一谈到浙江的盐务，左宗棠立即表示，在他交卸浙江巡抚兼职以前，有几件必办的事，其中之一是就是整顿浙江盐务，改引行票，打算从同冶四年正月起，先试办一年。“我的办法，一共四款：第一是缉私；第二是革浮费；第三是减价；第四是清查煎盐的灶户。至于盐课收入，全数提为军饷；除去开销每个月至少有十万银子，够我一半的数目了。”

这就是说，左宗棠援闽之师，每个月要浙江负担二十万两的饷银。与蒋益澧的话，完全相符。胡雪岩很沉着，暂且放在心；先谈盐务。

“大人这四款办法，后面三条是办得到的；就是缉私有些难处。浙盐行销松江；松江是江苏地面，鞭长莫及。这一层可曾想过？”

“当然想过。”左宗棠答道，“我正要跟你商量，你不是跟我提过，有个松江漕帮的首脑，人很诚朴能干吗？他肯不肯帮帮浙江的忙？”

“此人姓尤，只要大人吩咐，他一定乐予效劳。”胡雪岩问道：“就不知道这个忙怎么帮法？”

“自然是带队伍缉私。”

胡雪岩是明知故问；等左宗棠有了答复，因话答话，故意摇摇头说：“这怕办不到。他本人是个‘运子’，不是官儿的身分；说到规矩，见了把总都要尊称一声‘总爷’。大人请想，他怎么带队伍？就算他肯帮，分拨过示的官兵，也不服他的指挥。”

“这话倒也是。”左宗棠踌躇了，“不过，若非带队伍缉私，又有什么可以借重他之处？”

“漕帮的底蕴，大人向来深知。尤某的手下，都听他一句话：如果有个名义，对松江一带的缉私，成效是一定有的。”“喔，我明白了。”左宗棠想了一会说：“这样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让尤某自己去招人，当然也不能太多，招个两三百人，保尤某一个官职，让他管带。这件事，我交代盐运使去办；尤某那里，请你去接头。至于饷银公费，一概照我营里的规矩，由盐务经费里面开支。”

胡雪岩很高兴；这不但为尤五找到了一条生路，而且于公事亦有裨益，所以欣然应诺。然后谈到蒋益澧所托之事；亦就是浙江按月协解福建饷银的数目。

“从前浙江靠福建协饷，前后用过三百万之多；如今浙师援闽，饷银自然应该由浙江接济。大人是怎么个主意，请交代下来，好趁早筹划。”

“我已经跟芗泉谈妥当了，浙江每个月接济我二十万。”“二十万不多，只限浙江的元气丧得太厉害！”胡雪岩故意沉吟了一会；然后突如其来地问说：“大人是不是打算到了福建，要奏调蒋杨两位去帮忙？”

这话问得左宗棠莫名其妙，立即答说：“我并没有这样的打算。而且蒋杨两位，也巴结到监司大员了，一则福建无可位置；二则，朝廷也未见得会准。再说，我又何苦为马谷山铺路，腾出这么两个紧要缺分，好方便他援引私人？”

这番回答，原在胡雪岩意料之中；尤其是最后一点，更有关系——蒋益澧留任浙江藩司；并保杨昌为浙江阜司，原是左宗棠所下的一着“行手棋”，用来箝制马新贻，保护他在浙江的饷源，岂肯自我退让？而胡雪岩所以明知故问，亦正是因话答话，好引入正题的一种手法。

“这就是了！但愿蒋杨二分，安于其位；就等于大人仍旧兼摄浙江抚篆一样。不过，大人，我有句话，只怕忠言逆耳。”

“不要紧，你我无话不可谈。而况你必是为我打算的好话。”

“是，我是替大人打算；细水长流，稳扎稳打。”胡雪岩很从容地答说：“浙江的收入不但有限，而且没有确数可以预估。地丁钱粮，已经奉旨豁免；盐课收入，决要明年春末夏初，才有起色；米捐要看邻省肯不肯帮忙？靠得住的，只有厘金；市面越来越兴旺，收数自然越来越多，但也要看经手人的操守。至于支出，第一是善后；第二是海塘，都要大把花银子。大小衙门，文武官员的经费俸禄，更不能不筹；地方上总还要养些兵。大人倒想一想看，倘或每个月先凑二十万银子解粮台；藩库一清如洗，什么事都动不了，蒋芗泉这个藩司，怎么还当得下去？”

“这，”左宗棠呆了半晌，方始说下去：“这也不致于如你所说的那样子艰窘吧？”

“当然。我是说得过分了一点。不过，大人，请你也要替马中丞想一想；人家刚刚巴结到方面大员，自然也想做番事业。如果处处捉襟见肘，动弹不得；那时候怎么办？只有逼蒋芗泉；逼蒋芗泉就是逼大人。”胡雪岩停了一下又说：“从前江西沈中丞是曾中堂一手提拔的；本省的厘金说截留就截留，朝廷也不曾责备他耽误了曾家弟兄的‘东征’。马中丞为人虽不如沈中丞那样子刚烈，然而也不是肯得过且过的人。”

提到沈葆桢与曾国藩交恶的往事，左宗棠不能不起警惕之心。他是最讲究利害关系；冷静思量，马新贻的脚步站得很稳；亦无弱点可攻，果然为此有所争执，自己不见得能占上风。而且一闹开来，蒋益澧首当其冲；他一调离了浙江，每月又何有二十万银子可得？

转念以此，便心平气和地问道：“那么，雪岩，你说呢？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率直答道：“只有减个数目。”

“减多少呢？”左宗棠问。

“这我就不敢说了。”左宗棠答道，“惟有请大人交代下去，官兵弟兄先委屈些，只要局面一好转，必然补报。”“好！”左宗棠点点头，“我也不忍太累浙江；就照你的意思，让粮台重新核算，减到减无可减为止。不过，雪岩，我的处境你是知道的，一直孤立无援；总要打开一条出路才好。”“是！”胡雪岩毫无表情地应声。

“你要大大地帮我的忙！”左宗棠问道，“你看，我的出路该怎么打？”

“大人不是已有成算了吗？”

那是指谋取广东而言。左宗棠微微皱着眉说：“驱郭不难；难在执可取代？芗泉的资望，当方面之任，总嫌不足。万一碰个钉子，我以后就难说话了。这一层关系很大，没有把握以前，我不便贸然动手。然而，这话又不能向芗泉透露。”

胡雪岩很用心地听着；细细体会，辩出味外之味，蒋益澧如果想当广东巡抚，不得另外去找一份助力。这也就是说，只要朝中有奥援，保证左宗棠将来举荐时不会驳回；他是乐于出奏的。

想到这里，便又自问：是不是该帮帮蒋益澧的忙？这个忙帮得上帮不上？前者无须多作考虑；能让蒋益澧调升广东巡抚，于公于私都大有好处。至于帮得上忙、帮不上忙？此时言之过早；反正事在人为，只要尽力，就有希望。想停当随即说道：“大人是朝廷柱石，圣眷一直优隆。我在上海听京里的人说起，恭王很看重大人；醇王尤其佩服。想当初，曾中堂可以保他督办军务有关省份的巡抚；如今大人又为什么不可以？至于说到芗泉的资望，由浙藩升粤抚，亦不算躐等；马中丞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当然，广东因为粤海关的收入与内务府很有关系，情形与他省不同；但是，只要京里有人照应，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

“就是这话罗，要京里有人照应！芗泉在这一层上头，比较吃亏。”

“就眼前烧起冷灶来，也还不晚。”

左宗棠深看了他一眼；沉吟又沉吟，终于说了一句：“你不妨与芗泉谈谈！”

“是！”

“他的事要靠你。”左宗棠又说，“我更少你不得。你在我这里，既不带兵，又不管粮台；可是比带兵管粮台更要紧。雪岩，等我一走，你也要赶紧动身，长驻上海；粮台接济不上，要饷要粮要军装，我就只靠你一个人了！”

这份责任太重，胡雪岩顿感双肩吃力；可是说什么也不能有所犹豫，便硬着头皮答一声：“是！大人请放心！”“有你这句话，我真的可以放心了。”左宗棠舒了口气；然后问道：“你有什么事，要我替你办的？我预备月底动身；还有半个月的功夫。有话你趁早说。”

胡雪岩早就想过了，左宗棠一走，虽是蒋益澧护理巡抚的大印，有事仍旧可以商量得通；然而究竟不如托左宗棠来得简捷有力。这半年的相处，自己从无一事求他；如今却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更何况是他先开口相问；倘再不言，反显得矫饰虚伪，未免太不聪明。

有此了解，便决定“畅所欲言”；先使个以退为进的手法，“想求大人的事情很多，”他说，“又怕大人厌烦，不敢多说。”“不要紧，不要紧！”左宗棠连连摆手，“一向都是我托你，欠你的情很多；你尽管说。”

“是！”胡雪岩说：“第一件，从前的王中丞，死得太惨。当时蒙大人主持公道，查明经过，查明参奏。不过这一案还没有了，想请大人始终成全。”

“喔，”左宗棠有些茫然；因为事隔两年有余，记忆不清，只好问说：“这一案怎么没有了？”

“就是同治元年四月里，大人所奏的‘讯明王履谦贻误情形’那一案——”

“啊，”左宗棠被提醒了，“你等一下。”

他欣开马褂，从腰带上去取钥匙——钥匙表示权威，大而至于“神机营”、“内务府”，被指定为“蒙明”，即表示赋予首脑之任；小而至于一家大户人家的管家——或者象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都以掌管钥匙为实权在握的鲜明表示。只是钥匙甚小，不瞳以显示其权威的地位，所以多加上些附丽之物；通常都是“以多取胜”，弄些根本无用的钥匙拴在一起；甚至弄个大铁环串连，拎在手里“蒋朗蒋朗”地响，仿佛“牢头禁子”的用心，只要拎着那串钥匙一抖动，就足以慑服群囚。

可是，真正能见钥匙之重的，却往往只有一枚，左宗棠亦是如此，他只有一枚钥匙，用根丝绳子穿起，挂在腰带上；此时往外一拉，以身相就，凑近一个书箱，打开来取出一大叠红簿册；胡雪岩遥遥望去，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奏稿留底”。

检到同治元年四月的那一本，左宗棠戴上墨晶老花眼镜细看了一遍，方始发问：“雪岩，你说此案未了；未了的是什么？”

“请大人再检当时的批回；就知道了。”

批回一时无从检取，左宗棠答说：“想来你总清楚，说给我听吧！”

“是！”胡雪岩倒有些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