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站在毛主席身后的，是新疆“三区革命”代表赛福鼎

（一）开篇语：革命的红与黑

1944年9月，新疆阿山（阿勒泰）、塔城、伊犁三地区爆发民族大暴乱，大肆屠杀汉族群众，在伊犁宣布成立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这个分裂政权的政治纲领和疆独主张，完全继承了1934年被国民党政权消灭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名称有了很大变化。他们以“人民”的名义进行分裂，企图表明他们的“革命性”，企图获得苏联政府的支持和承认。

苏联是“三区革命”的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但苏联政府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高度警惕，不允许自己身边出现一个新的伊斯兰政权。“三区革命”宣布组建分裂政权后，苏联政府对“三区革命”的态度迅速转向，对民族分裂分子的军事行动进行约束，要求取缔分裂政权，要求分裂分子与国民党新疆政府对话谈判，组建联合政府。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签订同盟友好条约，“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做出“不推翻新疆现政权”的保证。

1946年6月，苏联撤回“三区革命”军事顾问团，撤回派驻在伊犁、塔城、阿山各地的政府代表。尤为重要的是，苏联命令“三区革命”政府中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全部返回苏联境内。6月27日，成立近二十个月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宣布解散，改组成为新的领导政权“伊犁专区参议会”。

1946年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在迪化召的庆祝和平大会上，“三区革命”代表发表《告全疆各族人民书》：“我们宣布，在伊、塔、阿专区成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三个专区分别直接归属于省联合政府，按照所签订的《和平条款》，全省人民得到了我省前所未有的最大权利”。

1946年7月16日，“三区革命”代表阿合买提江在维吾尔族群众大会上讲话，“我们的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反对一个民族统治一个民族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求得其他民族一律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权利。所以我们今日的革命，是民族解放革命”。

1946年8月22日，阿合买提江在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座谈会上讲话，“东土耳其斯坦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不能作为政治活动的理论。如果有人拿来作政治活动的理论，就是省政府的敌人，也就是全省人民的敌人”。

1949年8月14日，新疆和平解放前夕，中共代表团到达伊犁，邀请三区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力群向“三区革命”政府转交了毛泽东同志的邀请信，“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斗争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全体会议”。

1949年8月20日，“三区革命”政府复电中共中央，表示，“我们以最高的热情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8月25日，由苏联方面派出的、搭载“三区革命”代表的客机从莫斯科飞往北京，在飞越贝加尔湖上空时，遭遇雷雨天气，撞上了巴依喀勒山，机上17人全部遇难。包括五位“三区革命”主要领导。

1949年9月15日，由赛福鼎和另外两名代表组成的“三区革命”代表团抵达北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9月21日，“三区革命”代表团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代表大会。9月25日，“三区革命”政府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义向全国政协会议发去贺电，表示，“我们‘新盟’盟员将按照第一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民主主义阵营中同全体中国人民一道奋斗”。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代表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向毛泽东主席致电，新疆政府和军队脱离与国民党广州政府的一切关系，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10月20日，西北野战军先遣支队抵达乌鲁木齐，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9日，“三区革命”代表致信全国政协会议：“我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疆代表，喜闻原国民党新疆驻军司令陶峙岳为首的军事将领、及包尔汉主席为首的若干政府成员，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投向人民解放军，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消息。我们对在您们领导下，在解放大军指引下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使人民获得自由而感到无比高兴。谨对您们给予新疆人民的这一恩惠表示感谢”。

毛泽东主席向“三区革命”领导人复电，“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的斗争，是对解放新疆、解放全中国作出的重要贡献。愿意三区人民和全新疆人民团结一致，为建设新新疆而共同奋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开国大典上，赛福鼎和“三区革命”代表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西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那一刻，赛福鼎站在毛主席身后，留在共和国最光彩灿烂的那一瞬间。

在革命名义下，“三区革命”被定性为“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为争取民族平等和解放，发动的武装起义。三区革命为新疆的和平和解放创造了条件，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建国初期统战历史，把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民族分裂和暴乱都定性为“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和“起义”。包括《水浒传》里的那些杀人恶魔，都成为“逼上梁山”的“革命者”和“造反派”。这种带有明确倾向的革命历史观，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和迫切的现实需要，客观解释了我党取得政权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但“造反有理”的革命逻辑也对近代历史研究造成混乱，粉饰了又粉饰，妥协了再妥协。尤其在民族问题方面，形成错误的民族政策导向和错误的意识形态导向，为八十年代以后再度出现的民族分裂势头埋下隐患。

2009年新疆事件以后，官方曾经有否定“三区革命”的意图，但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不容许激进回头。况且，“中国革命一部分”出自伟人笔下，有大量往来文件可以佐证，不管当时的背景和形势多么复杂，正统传承代表政治正确，历史修正主义的悲剧不能重演，“三区革命”重新定位的问题被搁置下来。当时，宣传口内部有一个导向，对“三区革命”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不提，不说，不宣传，试图通过时间，抹去过去历史定性犯下的错误。

但是，时间并没有掩埋掉那些曾经的罪恶之花。几年以后，“三区革命”的讨论又回到互联网上，重新被人讨论和放大。到自媒体时代，更多半吊子历史爱好者参与其中，他们把电视剧上的历史、课本上面的历史，当成知识，炒话题，蹭流量，卖弄文化和深度。当写作成为毫无门槛的自媒体快餐以后，历史认知无可救药的沦落到一个大混乱时期，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三区革命”的历史就像一块伤疤，今天有人抠一下，明天再有人抠一下，反复发作，不能疗愈。

口舌之虞是有罪的。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身之不逮也”。意思是说，古人不轻易著书立说，他们担心自己能力不够，错误的思想观点会贻害别人。后人把孔子的话总结成一句简明扼要的俗语：“宁可跌在屎上，不要落在纸上”。关于“三区革命”，既然要找出历史的错误，必定要求得最接近的真相。我力求不左不右，客观呈现出这一段黑白革命的全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