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乔治·凯南伸出橄榄枝

1951年6月，朝鲜战争出现了可能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局面。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中朝军队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实际较量的结果。

杜鲁门谋求通过谈判实现“体面停战”

早在1951年1月下旬，“联合国军”发动全线反扑时，美国当局即从其艰难状态中已经认识到“联合国军”已不可能再推进到鸭绿江边的现实，加之英法等国已对朝战失去热心，这就更增加了美国的疑虑。3月中旬，美国当局曾考虑，以总统名义发表一项旨在通过谈判达到结束朝鲜战争的声明，并起草声明的草稿，征求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有关国家使节的意见。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将该项声明的大意发给麦克阿瑟征求意见。然而，由于麦克阿瑟于3月24日发表了一项与草拟中的总统声明意图大相径庭的声明，使美国当局的这次考虑付诸流水。由此引起美国与其盟国内部的混乱。

杜鲁门无法容忍麦克阿瑟对他的挑战，震怒之下，于4月9日下午3点15分签署解除麦克阿瑟一切职务的命令，把李奇微推上“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宝座。

由于麦克阿瑟桀骜不驯，对总统、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一直表示不恭，其被免职是早晚的事。此时麦克阿瑟被免职，不过是美国政府以这种方式承认了战场上的失败，也显示美国政府为调整在朝鲜的政策，寻求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战争准备了一个台阶。

4月11日，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首次明确提出美国在朝鲜是“打一场有限战争”。

5月2日至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对美国在朝鲜所追求的政治和军事目标进行研究，认为美国无法在朝鲜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仅凭军事手段不可能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6日通过一个有关朝鲜问题的政策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将美国在朝鲜的终极目标和当前目标做出明确区分，确定美国在朝鲜的当前目标是在三八线地区建立一条有利的防线，寻求缔结停战协定，结束朝鲜战争。5月17日，杜鲁门总统批准该文件。

这是自1950年9月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美国当局命令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北进以来，第一次调整朝战政策，第一次明确“联合国军”的作战不再实现军事占领全朝鲜的目标。

凯南拐弯抹角放出和谈气球

美国当局决定调整朝战政策，以谋求通过谈判实现“体面停战”。然而，美国过去的所作所为，从一意孤行、根本不愿意考虑任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到玩弄假停火的阴谋以求喘息，几乎把谈判的大门堵死了。所以，对于杜鲁门来说，此时寻找谈判的门路就更加困难了。于是，美国朝野上下，紧锣密鼓，想方设法进行外交试探。正如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所形容的：“就像一群猎狗一样到处寻找线索。”

艾奇逊先是要国务院在巴黎的代表查尔斯·波伦向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的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试探。5月2日，艾奇逊又让驻联合国官员欧内斯特·格罗斯等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及副代表西门·查拉普金进行非正式的试探。继而，又通过美国与瑞典通向莫斯科的渠道进行秘密试探，并派白宫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前往香港寻找同中国接触的机会。尽管艾奇逊一伙“辛辛苦苦”，通过不同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到处寻找线索，但收效甚微。

情急之中，艾奇逊想到了乔治·凯南。

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其祖先是17世纪迁居北美大陆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他的父亲受过大学教育，家庭属于中等收入阶层。1921年，乔治·凯南到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市，进入世界名校普林斯顿大学。1925年大学毕业，他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

1933年11月，美国与苏联达成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后，凯南成为美国首任驻苏大使布利特的助手和翻译，随其到莫斯科进行大使馆的筹建工作。从1933年底到1946年初的十几年间，凯南有约一半时间是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度过的。他先后担任过美驻苏使馆三秘、二秘、公使、参赞和代办，成为美国外交界头号“苏联通”。凯南根据自己长期对苏联的认识，于1946年初提出遏制苏联的主张，被称为“遏制之父”。

1947年至1949年，凯南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1950年任国务院顾问。朝鲜战争爆发前，凯南已获准告假离开国务院，到母校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从事学术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他被继续留用一段时间，参与美国政府制定有关政策的讨论。

凯南是最早提出美国出兵干预朝鲜内战的人士之一，但他主张“欧洲第一”，朝鲜半岛不属于他所说的遏制重点，因而他反对美国因这场战争而过多卷入远东的事务之中。同时，他虽然认为“北朝鲜所为”是“莫斯科指使”的结果，但不认为这意味着苏联要发动一场对西方的全面进攻。所以他主张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目标只是恢复战前的状况，避免同苏联或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凯南希望美国同苏联进行谈判，以防止冲突不断扩大和使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艾奇逊想到了凯南，正是由于认同凯南的价值观及其与苏联的交往关系，由他出面去找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接洽有便利条件。

1951年5月18日，凯南应召到华盛顿面见艾奇逊，接受以私人身份单独会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的任务。艾奇逊要求凯南向苏联方面透露美国方面关于“就地停战和停火”的意向，并“很想知道莫斯科对这一形势的看法，也想知道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那将是什么样的建议”。让凯南表明，“如果要结束战争的话，这正是着手结束战争的良好时机”。

凯南欣然应允，并立即提笔写信给马立克，要求前去拜访。很快他得到了回音。5月31日，凯南从普林斯顿驱车前往纽约长岛马立克的别墅，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在马立克的会议室里，双方用英语进行了“朋友式”的交谈。谈话很快接触到了实质问题。

凯南说，此番要谈的事就是在朝鲜的停火问题。马立克问，谈判停火问题是否包括撤出在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凯南模棱两可地说，立即撤走一切外国军队，据说会使朝鲜半岛“重开内战”。

马立克问美国政府准备接受的停火条件是什么。凯南回答，大致可按双方现有阵地实行停火，建立适当的监督停火的机构，不使双方利用停火加强实力，发动攻势。

凯南反问马立克，苏联政府是否觉得这一条可以接受？马立克随即提出涉及美国侵略中国领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台湾等问题。凯南说：“我认为，只有讨论停止朝鲜冲突这个特定问题，并且只谈这个问题而不涉及有关远东普遍问题的更为广泛的分歧，我们才会取得进展。”马立克当即提出，凯南的建议“毫无新东西”。不过，通过交谈，双方均已了解对方的意愿。谈话的内容很快传到有关各方。

6月5日，双方再次会面时，马立克告诉凯南：“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越早越好。但是，苏军既没有参加在朝鲜的冲突，苏联政府不认为它能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马立克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和朝鲜与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

凯南心领神会，认为马立克是奉命说话，“越早越好”这句话是颇有希望的信号。马立克这次根本没有提到更为广泛的远东国际事务问题，这表明苏联政府希望停火。

双方的第二次会面很快结束了。凯南完成了牵线搭桥的使命。

也许是由于凯南为打开朝鲜和谈之门起了重要的作用，1951年底，杜鲁门政府又把一个重要职位——驻苏联大使交给了他。于是，凯南中断了在母校的学术研究工作，于1952年春赴莫斯科就任。凯南希望抓住这次机会，以“促进紧张关系的缓解和国际环境的改善”。但由于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军事化”倾向，凯南上任不久，便对促进美苏对话与改善关系失去了信心，甚至他本人也因在柏林机场发表反苏言论（把苏联与纳粹德国相类比）而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其时，距他出任苏联大使还不足半年时间。

和谈之门终于打开了

在凯南奉命与马立克会见的同时，6月1日，美国又通过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表示愿“沿着接近”三八线地带停火。

6月3日，艾奇逊在参加“麦克阿瑟事件听证会”过程中，在就朝鲜问题接受新泽西州参议员史密斯质询时，亦表示在有保证的情况下，美国愿沿三八线地带谋求停火并逐步从朝鲜撤军。

6月3日，金日成应邀赴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深入地讨论了这一形势的发展，商谈了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问题和战争方针。毛泽东、金日成研究决定，实行边打边谈的方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一方面准备同美国方面进行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撤军；另一方面对谈判成功不抱幻想，在军事上必须做长期持久的打算，并以坚决的军事打击粉碎“联合国军”的任何进攻，以配合停战谈判的顺利进行。

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决定派高岗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通报毛泽东与金日成讨论的情况及中共中央的意见，并听取斯大林的意见。正在北京的金日成，也希望与高岗一同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这些问题。斯大林在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于7日复电毛泽东，表示已准备好接待高岗和金日成。

6月8日早晨我们从莫斯科派飞机到北京迎接高岗和金日成同志来莫斯科。飞机将于6月9日抵达北京。请您指示你们的有关部门让飞机无阻碍地飞行并在北京机场迎接飞机。

6月10日，高岗和金日成乘坐由斯大林派来的飞机前往莫斯科。6月13日，斯大林会见高岗和金日成，并于同日致电毛泽东：“关于停战，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亦在同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高岗和金日成，提出：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问题，认为由我们自己提出是不太适宜的，因为最近两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都应采取防御态势。最好的办法是：一、等待对方提出；二、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谈话提出。或两种方式同时进行，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对方提出，中国和朝鲜方面表示同意。此外，关于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个中立区，绝不容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南北朝鲜彼此有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囯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以上问题请与斯大林交换意见。关于军事问题，我已告邓华同志返回前线，并坚决守住现有防线，6月、7月进行准备，8月进行一次较大的战役反击。

高岗和金日成再次拜会了斯大林，斯大林对毛泽东所提各项均表示同意。

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再次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接着，6月25日和7月3日，中国《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回应苏联方面的提议。6月25日社论指出：“本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广播演说，再一次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继而指出，“这是给予美国的又一次考验，看它是否接受以往的教训，是否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凯南的试探得到苏联和中国的响应，马立克的讲演也得到美国的响应。6月25日，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土拉霍马参加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礼时，借机阐述外交政策，表示“愿意参加朝鲜和平解决的谈判”。同时，为进一步探明马立克演说的真实意图，美国国务院训令驻莫斯科大使柯克就马立克的演说询问苏联政府的意见。6月27日，柯克求见葛罗米柯，通过交谈，确认了下列问题，即马立克所表达的观点是苏联官方的意见；停战谈判应在战场司令官之间进行；停战包括停火，应局限于纯军事问题，而不包括任何政治或领土问题；军事代表应讨论保证避免恢复军事行动问题。

此间，美国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之间多次举行会议，建议杜鲁门总统批准由李奇微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司令员进行谈判。

6月29日，经杜鲁门批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已拟制好的声明发给远东美军总司令李奇微，令其将声明于30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向朝鲜共产党军队司令员发出，并同时向报界发表。6月30日，李奇微便通知中朝方面：

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获得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此前，中朝方面在获悉葛罗米柯与柯克谈话内容的主要精神和美方会马上提出谈判的意向后，毛泽东与金日成、彭德怀就如何回答美方的谈判建议等进行电商。李奇微发表声明后，中朝方面在进一步电商的基础上立即作出答复。

7月1日，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金日成和彭德怀对李奇微通知的复文：

联合囯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你在本年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随后，双方又通过几次电文协商，确定了如下事项：一、谈判地点在开城；二、正式谈判日期从7月10日开始；三、为有效安排双方代表第一次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三人、翻译二人，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四、双方代表车队沿规定路线行驶，每辆车上均挂白旗一面，以便识别和确保安全；五、由朝中方面负责会议的接待和警卫工作。

杜鲁门、艾奇逊通过乔治·凯南寻找的门路终于走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