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引而不发的第六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朝中方面曾商定再打一次大的战役，即第六次战役，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准备。第六次战役的准备，对“联合国军”方面产生强大压力，不仅在军事上制约了“联合国军”的攻势行动，而且也有力地配合了谈判桌上的斗争。

这一军事指挥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驾驭战争的高超指挥艺术，为后人学习研究兵书战策，理解古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

计划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进攻作战结束后，彭德怀派邓华等回国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汇报情况并请示战场方针。彭德怀要邓华一行经过平壤时，去听取金日成的意见，并让朴一禹和邓华带去他给金日成写的一封信，就有关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交换看法。

1951年5月30日，邓华一行到达平壤，听取金日成的意见。同日，金日成致信彭德怀，赞同彭德怀对军事政治形势和今后作战方针的分析，专门就如何能够争取较短期内战胜敌人的问题，提出在6月末或7月中旬进行一次大的反攻行动的建议。

金日成在信中说：“朝鲜战争由于美干涉者日增其武装力量，而战争更加困难，增加残酷性和长期性是无容隐讳的事实。”“当然，在朝鲜延长军事行动，这一点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对我不利。”因此，“我之军事行动，我意不必延长”。金日成提议总攻击日期可预定为6月末或7月中旬。应充分利用雨季，在雨季开始前10日进行攻击；应以航空掩护；拟将朝鲜人民军3个机械化师编成一个独立机械化军团配属联合司令部之下使用；应将必要的粮食弹药聚积于三八线一带；继续收集粮食，至少保障20日的供应；向毛泽东主席建议调动空军掩护运输路线；总攻击之确定日期可视气候条件而决定。

6月7日，彭德怀收到金日成这封信后即转报毛泽东。

此时，朝鲜战争双方已势均力敌，都在谋求新的战略。美国于5月底向苏联放出愿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停火的气球。苏联将这一情况通报中国和朝鲜。

为适应战略转变的新形势，6月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与毛泽东就作战方针问题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6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知关于作战问题与金日成会谈的结果。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已和金日成同志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准备八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

6月13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询问“联合国军”占金化、铁原后之动态，并告知：“已令邓华同志及其他四位同志于15日动身回前方，中央各项重要决定由邓华面告。”

6月16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报告“联合国军”占金化、铁原后的情况和志愿军、人民军的军事部署。随后，6月25日至27日，彭德怀主持召开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组织传达学习中央关于志愿军作战的方针和各项重要决定，讨论如何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打小歼灭战的问题。

在停战谈判即将开始的情况下，7月1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志愿军执行中央战略方针和为配合停战谈判进行第六次战役准备的初步打算。彭德怀在电文中说：

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须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对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均有利。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八月反击，在反击前还须放他前进数十里，使军事上、政治上于我更有利些。再争取一两个或三个军事上较大的胜利，将影响所谓联合国全部的可能分裂，美军战斗意志的必然降低。

彭德怀并说明如“联合国军”北犯甚急，第3、第19兵团准备不及，即以担任一线防御的部队加二梯队4个军于8月中旬“进行中等性的战役”。

7月2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高岗、金日成，要求对谈判有关事宜做出部署，同时进一步指示志愿军在谈判时要“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据此，志愿军司令部于7月8日，向各部首长下达战役准备工作指示：指示在分析五次战役后敌情特点的基础上，针对第六次战役将面临的阵地攻坚和连续纵深突破作战的新情况，强调要与过去攻坚作战经验相结合，在部队中展开对敌纵深攻坚突破学习的浪潮，求得第六次战役更多地歼灭敌人。7月底或8月初前教育准备完毕，随时待命出动作战。

毛泽东和彭德怀着眼配合停战谈判，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所设想的反攻战役，即第六次战役，已摆到全体志愿军指战员面前。

彭德怀下达作战预令

停战谈判开始后，美方并没有放弃强权主义的政策，尽管双方战场上一度比较平静，可会场上却因美方拒绝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特别是顽固拒绝将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而出现僵持局面。

有鉴于此，彭德怀于7月16日10时致电李克农、邓华、解方，对谈判原则及作战方针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充分估计了朝中方面在坚持三八线和撤军问题上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前景，认为还需要经过严重的军事斗争，“再有两三次较大的军事胜利，才能使敌人知难而退”。强调“军事方针仍积极作持久战准备，在朝鲜境内没有实现撤退外国军队以前，决不应有丝毫松懈和动摇”。同时，通报了志愿军和人民军积极进行第六次战役战术演习教育和具体准备工作情况，进一步统一了以打促谈的思想。

在此基础上，彭德怀于7月24日就组织战役反击以配合谈判问题致电毛泽东。彭德怀通过分析后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处在矛盾状态中，“我再有几次胜利战役，打至三八线以南，然后再撤回，以三八线为界进行和谈，按比例逐步撤出在朝外国军队，坚持有理有节，经过复杂斗争，争取和平的可能仍然是存在的”。继而提出“我（军）于8月中（旬）争取完成战役反击的准备，如敌不进攻，则至9月举行。最好是待敌进攻，我则依靠阵地出击为有利”。

7月26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意见，指出：

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

停战谈判进入军事分界线问题的具体讨论之后，美方代表更加傲慢，丝毫没有让步的表示。7月31日，志愿军谈判代表邓华、解方致电彭德怀，建议“谈判需要战斗胜利的配合，并须作破裂之军事准备……战役准备，争取8月15（日）以前完成，准备破裂后的反击以8月内动作为宜……如谈判仍在持续，最好是乘敌进攻时予以有力的打击……或者我举行地区性的主动攻击敌人。总之，谈判需要政治攻势，特别是战斗的胜利相配合才更为有利”。

8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对9月战役的兵力部署和粮弹储备问题作了原则指示并提出询问。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结合对敌情的分析判断，以及志愿军和人民军进行战术演习教育及具体工作的准备情况，于8月8日向毛泽东报告第六次战役的作战意图和基本设想：

下一战役无论进攻或反击，准备连续激战20天至1个月。如我第一线伤亡严重，不能再继续作战时，将二梯队5个军及第20、第39军共7个军和人民军2个军团，适时投入战斗，再持续1个月的攻势。我能坚持2个月的连续攻击，打破我以往6至7天的短时攻击。每月消耗敌4万人左右，美帝似有可能屈服求和，以三八线为界，撤退在朝外国军队。同时仍作持久战打。战役的关键是物资和兵员的适时补充，不知后方能否满足要求。

8月17日，彭德怀以志司和联司的名义向部队下达作战预令，同时上报金日成、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作战预令，即“第六次战役预定方案”，与8月8日的基本设想略有不同，其基本部署是：

战役第一梯队志愿军8个军，以第19兵团3个军牵制铁原至临津江西岸之敌，并切断铁原至议政府的公路，坚决阻击铁原以南之敌向北增援；集中第47、第42两军包围歼灭铁原地区的美第3师。

以第26军和第20兵团2个军，除各一部牵制当面之敌外，集中主力突破，然后视情况歼灭金化东西地区的美第25师（2个团）和南朝鲜军第2师。

第二梯队志愿军第3兵团3个军，第38、第40军共5个军，于战役开始后开进到指定地点，视情况投入作战，继续扩大战果。

人民军4个军团在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分两番配合志愿军作战。

作战预令要求各攻击部队务于9月10日前完成连续纵深攻坚战斗的充分准备，兵团和军于8月25日前研究出具体的作战方案。担任战役第二梯队之各部根据距离远近不同，于28日前制定开进计划；并要求第9兵团（欠第26军）应有随时策应元山方面人民军第7军团和南线主力方面作战之准备；亦明确了特种兵的配属将以补充命令下达。

预备命令下达后，彭德怀征询各级领导的意见。彭德怀在8月20日和22日分别接到邓华和解方对作战预案的意见后，于8月24日复电邓华、解方，进一步阐明战役意图。

彭德怀在电文中说：“17日预备命令，是要把全军动员起来，积极准备作战，而非具体部署。”

此前，志愿军司令部为加强对准备参加反击作战之各部队的战术演习教育工作，于7月29日，转发了第64军进行攻歼突破教育的情况，以促使各部队科学组织、正确实教，切实提高效果。次日，又以联司名义，将第3兵团成立战术研究会及其活动的做法，通报各部队“依照办理”。根据志司指示，志愿军炮兵下达机动炮兵调整方案，要求进行充分的准备和油弹粮食之囤积，积极配合部队作战役性质之侦察，认真了解掌握预定进攻方向之敌情道路情况。为不使刚刚入朝的第20兵团重复过去各军教训，志司除令其各级主职干部到第26、第27军阵地先行研究外，并为使该兵团在防御战中取得初步经验，拟令其于8月中旬到达淮阳以南接替第27军防务。志司还就第9兵团参加第六次战役之兵力使用提出初步意见。

为把全军动员起来，积极准备作战，志愿军政治部于8月21日下发第六次战役的政治工作指示，指示针对第六次战役的特点和部队现实思想状况，对战役前的思想发动和政治工作要渗透到各项准备工作当中，以及为确保进攻战斗的不间断提出了具体要求：

首先，要把五次战役后部队整训、新的战役准备，特别是思想教育收获总结好。对努力学习、虚心检讨经验教训进步快的给予表扬，对存有和平幻想、敷衍塞责及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与情绪给以彻底的批判。

在此基础上，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入的战役思想动员，务使大家懂得打好这一战役，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伟大意义，并从而彻底揭破美帝在最近和平谈判中的阴谋诡计，激励全体指战员高度义愤与杀敌的决心，发动大家订立个人的、集体的立功计划，为争取这一战役的完满胜利而奋斗。

强调政治工作要协同有关业务部门，充分做好粮食、弹药、通讯器材的计划和准备；叫响“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发动大家克服困难、攻克难关，保证靠近最前线的一段、最艰苦的运输工作能顺利完成；研究电台、报话机、有线电话、徒步通讯在各种情况下的畅通；充分研究攻坚中之扫雷、破铁丝网等技术及各种战术动作，协助司令及后勤机关检查、督促，及时总结交流经验。

联司关于第六次战役的预条命令下达后，志愿军各部队结合各自的作战任务，进一步加强作战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强化战术、技术演练，部队的练兵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同时，各兵团、军按照预令要求，认真研究制定出作战行动方案和开进计划，并按时上报联司。人民军亦详细研究了上级意图和敌我情况，拟定出具体作战方案上报联司。

中央军委要求引而不发

第六次战役计划是建立在以打促谈思想基础之上，因而打的时机、打的规模，尤其是打的效果，必将影响到朝鲜问题的解决。

毛泽东在接到彭德怀8月8日的电报后，于8月10日批示：“请周、聂迅即集会研究，提出意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0日夜间，周恩来邀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等，研究彭德怀来电，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

大家分析了时值朝鲜雨季，运输和粮、弹均较困难，以及空军尚未准备好，暂不能出动配合作战的情况，亦考虑到由于和谈不便发动大打的现实因素，一致认为，无论从军事或政治的角度考虑，9月份都不宜大打，而“以加紧准备，推迟发动大打为有利”。

11日，周恩来将讨论情况书面报毛泽东。由于空军参战的机场尚未准备好，中央军委决定空军参战时间推迟到11月份，征求斯大林的意见还未得到答复，因此上述研究意见未及时通报给彭德怀。

接到彭德怀8月17日下达的作战预案后，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给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经毛泽东阅改后，于8月19日发出。电文就目前的作战方针与第六次战役的备而不战的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中央军委首先在电文中说，由于朝鲜境内缺乏我空军直接利用的机场，中央军委考虑空军11月份方能出动作战，因此对我军目前作战方针必须从各方面重加考虑。继而分析指出：

敌人对于朝鲜谈判，只打算实现军事休战而不妨碍他的世界紧张政策，故他反对以三八线为分界线，政治原因大过军事原因。其拖延谈判，一方面企图以此逼我让步，另方面也为能拖过旧金山会议及便利其国会通过预算和加税。敌人敢于这样拖延，自然是因为了解我们是在诚意谋和。但敌人也怕负起谈判破裂的责任，其原因由于他了解我们在朝鲜的力量已在加强，如果破裂后大打起来，问题依然不能解决，如因此而将战火扩张至中国大陆，可能又遇到英、法的反对。现在美国已取得英、法等国同意不以三八线而以他所拟的堪萨斯线为非军事区的南线，也就是他所谓的防守线，并准备做若干调整，因此，敌人也就敢于在这一点上与我们僵持起来。

中央军委指出：

为使休战谈判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并准备谈判不成，破裂的责任落到敌人身上，除对谈判的意见已见毛主席八月十七日致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外，在作战上，我们也应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在九月份，如果我们预拟的战役计划，确实能做到歼灭美三师、伪二师及其他敌人一部或只歼敌一个师，同时，又能迅速推进至涟川、铁原、金化地区或只推进一个地方，而不致被敌人赶回原阵地甚至侵入我阵地，那么这个战役尚是有意义的。但从现在具体情况看来，不仅空军在九月份不能参战并也不能掩护清川江以南的运输，而且其他方面也不易使我们这次战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首先，朝鲜雨季八月底才能结束，清川江、大同江、新成川、富城几座桥梁尚未修通，清川江以北堆积的粮车最快恐需至八月底才能倒装完毕，因之，连续作战一个月的粮食在九月份得不到完全保证。弹药从现在前方储量计算可供一个月作战消耗，但雨水浸蚀的程度不知检查结果如何，有些仓库距离前线较远，尚不能供应及时。且战役发起后，不论胜利大小，均有使战役继续发展可能，我们粮弹储备只有一月，而后方运输又未修畅，设敌人窥破此点，我将陷入被动。次之，从战术上看，在九月份谈判中，敌人向我进攻的可能是较少的，因此，我军出击必须攻坚，而作战正面不宽，敌人纵深较强，其彼此策应亦便。我第一线又只能使用八个军突入，敌人除麟蹄以东外有十六个师旅可供呼应，即使我在战役开始时，歼敌一部，但突入后迂回渗透，扩张战果及推进阵地，则须经过反复激战，时间拖长的可能极大，结果对谈判可能起不利作用。现在我们握有重兵在手，空军、炮兵逐步加强，敌人在谈判中对此不能不有顾虑。设若战而不胜，反易暴露弱点。如谈判在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上，在九月份尚有妥协可能，亦以不发起战役为能掌握主动。据此种种，望你对九月战役计划再行考虑，可否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如此，既可预防敌人挑衅和破裂，又可加强前线训练和后勤准备。

随后，中央军委于8月21日，将有关部队调动、机场修建、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及运输等问题电告彭德怀。

中央军委就计划中的第六次战役问题给志愿军的指示，正确分析了“联合国军”对待谈判的目的和敢于拖延谈判的原因，客观阐述了进行第六次战役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明确了停战谈判期间志愿军作战与谈判相配合、相适应的关系，确立了重要的作战指导方针。这一方针对于规范我方的作战行动，为争得在谈判中的主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8月21日和22日，彭德怀两次致电中央军委，同意军委对情况的分析和提出的方针。21日，彭德怀在回复军委19日电报指示的意见时，肯定了部队作战情绪、战力元气恢复和战术等准备工作的情况，认为“击破敌现在的设防和取得一定程度胜利的条件是有的”，但相对于一月以上的激战来说，在粮、弹、炸药、运输器材准备上又显得不足，“现空军9月不能参战，被冲塌之铁路桥梁8月难已全部修复，战役扩大，物资无保障”，因此，他同意“9月战役改为积极备战，防敌进攻，准备适当时机反击，如敌暂不进攻，待10月再决”。22日，彭德怀又说：“同意将9月战役进攻改为积极准备。”

8月21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让彭德怀考虑邓华8月18日的建议。邓华曾就对是否提出就地停战问题在经彭德怀转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

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应当尽可能作战术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

毛泽东令彭德怀予以认真考虑：“9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如何进行法，需用多少兵力，胜利把握如何，敌人的反应将会如何。”彭德怀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电后，于8月23日复电同意，说：“9月不举行大的战役进攻时，可选择伪军突出部举行局部进攻。”8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军已决定9月不作大规模反攻战斗。”

尔后，志愿军便转入配合朝鲜人民军，粉碎“联合国军”夏季攻势的作战。

后来的夏、秋季防御作战表明，举行战术性的反击作战更有利于歼敌，更有利于战线的稳定，对坚持持久作战更有利。因此，到了10月下旬，彭德怀决定“大战役反击在无空军配合下暂不进行”“11月甚至今年底（除特别有利情况在外），拟不准备进行全线大反击战役，根据9、10月经验，采取积极防御方针，敌人消耗很大，敌对我亦甚恐惧”，至此，第六次战役计划遂告撤销。

第六次战役作战的目的是着眼配合停战谈判，战役两步计划使用志愿军13个军，另有人民军4个军团配合，还准备动用10个空军团及在朝的全部坦克炮兵部队支援配合步兵作战，但歼敌目标并不大，只计划歼敌两个师左右。战役计划已吸取了以往张口过大的教训，尤其是战争指导者和战场统帅在作战时机的选择上，最后确定重兵在握，备而不发，以确保主动的方针，这在战争指导艺术上颇具深意且也取得了效果。据战后美国公布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每半月向安理会送的《联合国军作战报告》中透露，“联合国军”得知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备战活动后，其内部颇为不安。李奇微在报告中屡屡提醒安理会，中朝军队要发动攻势。美国专栏作家艾伦写的一篇“内幕报道”说，李奇微已向美国决策当局呈交了一份停战谈判进行以来“最暗淡的报告”。

第六次战役准备，有效地束缚了“联合国军”的手脚。“联合国军”方面百般阻挠、拖延停战谈判，却不敢使谈判破裂；想对朝中方面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其屈服，也只能实施局部进攻，而不敢放手实施全面进攻，其决策可以说一直处于矛盾中。古人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说，第六次战役准备活动，正是此种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