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忍辱求议和  马关续国耻

虽然处分了李鸿章，但是他留下的烂摊子却要有人去收拾。随着威海卫战败、辽阳战败，清廷非常担心北京失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十日，光绪皇帝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等，询问军国大计。在堂求和的大臣们相觑无言。高唱爱国高调的主战派（帝党）则力主迁都，誓与日本血战到底。光绪皇帝很清楚血战到底的结果是什么，很可能是葬送整个大清“江山”。言及宗社，光绪皇帝声泪并俱下，悲叹道：“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说完便瘫坐在龙椅上了。

哭也没有用，想不出招就只能用老办法——议和，割地赔款。谈判是战败后的必然之事。实际上，在甲午海战刚进行3个月时，清廷与日本的谈判就已经开始了。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虽然同意和谈，但在谈判地点和谈判代表的级别上，百般刁难。清廷派去日本求和的张荫桓、邵友镰受尽冷遇，在凄风苦雨中被驱回国，借口是他们算不上清廷重臣，没有全权。这其实是日本贪得无厌，想用更大的军事胜利逼迫清廷付出更大的代价。使臣在外遭受如此冷遇，总算使清廷明白，战败议和绝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慈禧太后求和心切。她的五十大寿，由于和法国开战而过得很不开心；她六十大寿时，日本人让她更不开心，她的生日过完了，但北洋舰队也没了，她不由得寝食难安。二月十二日，她召见重臣，谈到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东京方面的来信说：“日本点名要李大架子（李鸿章）去，那就让他去吧，着开复对他的所有处罚，令马上来京请训。”国弱无屏，大兵压境，她提出再让受贬的老臣李鸿章出使日本求和，因为只有李鸿章才是日本人想要的“素具威望”的“全权大臣”。

醇亲王奕对太后说：“现在皇上对李鸿章充满怒气，让他去议和恐怕与皇上的意见不符。”慈禧一脸怒色，冷言道：“皇上体弱有病不能临朝，我自可与皇上面商，你们既然向我请旨，此事我可做一半主张！”她坚信李鸿章最适合干这种事。

于是，一道谕旨迅速地发往天津：“着李鸿章即刻入京候见！”

李鸿章心怀忐忑，但丝毫不敢怠慢，匆匆入京。

第八章丧权辱国遭罢黜特使出访欧美国/   慈禧见李鸿章这么快就赶来了，悬着的心立刻放下了一半。尽管李鸿章入京前已做好为自己犯下的大错担责的准备，但仍没想到太后命他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谈判，还赏还了他的双眼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

日本事先已经通过美国公使田贝向清廷提出了议和的先决条件：清廷除支付军事赔偿金，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外，须割让土地。李鸿章认为割让土地给日本，“北则碍俄，南则碍英法”，利益攸关，英、法、俄等国都有可能进行干涉，因此，他在京城连日拜会各国驻华公使，再次请求列强出面调解，共同“劝”日本放弃割地要求。但他到处碰壁，遭到英、美两国拒绝，美国公使田贝也要他彻底抛弃求列强干涉的念头，尽快与日本议和。沙俄的态度更明确，如日本要求清廷割让海岛台湾，沙俄无异议，但反对日本割取大陆任何土地。李鸿章一无所获，只得不惜一切代价向日本求和。为了逃避割地的罪责，他表面上声称不赞成割地，但又强调不割地无法求和，委婉地表示，只有明确给他割让土地的全权，才能赴日。

事关重大，无人敢做主，慈禧太后适时犯了肝气，没人敢打扰，她说一切都由皇上做主。割不割地，御前会议陷入没完没了的争议中。而日本兵锋步步紧逼，三月初，在辽南战场的湘军也顶不住日军的进攻，纷纷南撤，战局继续恶化。

三月上旬，清军在辽东全面溃败，李鸿章与日本谈判的唯一筹码——北洋舰队和淮军都战败了，他的使命比他想象的更为艰难。鉴于“都城之危，即在指顾”，最后光绪皇帝与诸大臣以“宗社为重，边檄为轻，利害相悬”自慰，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于是，李鸿章带着无奈、屈辱和悲愤，踏上了日本国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十九日，李鸿章带着李经方、参赞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罗丰禄、美国顾问等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披着蒙蒙迷雾，到达日本本州西南端的港口马关（今下关市）。第二天，李鸿章便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进行首次谈判。此时春帆楼已装修一新，从正厅到二楼的楼梯铺上了华丽的地毯，足见日本对此次谈判的得意亢奋。不言而喻，谈判的地位反映着战场上的形势。双方互换全权文凭后，李鸿章宣读了拟请停战的备忘录，提出“从谈判议和开始，拟请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摆出战胜者的骄横姿态，采取军事要挟和外交讹诈的两手策略，力图从中国攫取最大权益以满足其贪欲。李鸿章鉴于“战败而后议和，而且都城危急，形势万分紧急，非寻常交际可比”，处处委曲求全，谨慎退让。李鸿章深知擅自答允日本的无理要求，将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战战兢兢，对谈判中涉及的重大问题无不随时电奏，候旨遵行。

伊藤博文讥讽中国使臣，表现极为无礼。他揶揄李鸿章道：“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暗指他与李鸿章在天津的一次谈判），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10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在春帆楼的会议桌上，日方代表一直表现得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日本提出的条件是：第一，日本军队应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且将该处的城池堡垒、清军、武器军需交与日本；第二，天津、山海关之间的铁路当由日本国军务官管理；第三，停战期限内日本军队的军需军费，应由清廷支补。如答应以上各款，则停战日期、停战期限及日中两国军兵驻守划界并其余详细条款，应即行议商。李鸿章听完日方复文后，连呼：“过苛，过苛！”

李鸿章要求停战，是为了防止日军进攻京畿；而伊藤博文如此凌逼，意在迫使清廷放弃战争，保持对清廷的军事压力。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指出日本“要挟过甚，难于允行”。光绪皇帝获悉后，令奕等与各国公使面商，而各使“均以先索取和议条款为要”；同时表示停战期间清廷可支补日本军费，其余条款万难允许。

三月二十四日，第三轮谈判开始，伊藤博文依然强硬、蛮横，在提到台湾问题时，他说：“我国军队现往攻台湾，不知台湾的民情如何？”

李鸿章反问道：“贵大臣说到台湾，想必要攻占，不愿停战大概就是为了这个吧？”接着他打出国际干涉牌，“但英国将不甘心，必然出面干涉”。

实际上，英国与日本已经达成某些方面的默契，因此，伊藤博文不阴不阳地说：“贵国如将台湾送给别国，别国必将笑纳。”

李鸿章仍以口舌相争：“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20年前，贵国大臣大久保，以台湾生番杀害日商动兵，后赴都议和，过津相会晤时说，我们两国比邻，此事如两个孩子相斗，转瞬即和，且相好更甚于前。当时两国几乎开战，我力主和局，切不可因之起衅。”

蓄意占台的伊藤博文听得不耐烦了，竟然说：“我总理各种政务，实在繁忙。”李鸿章被迫搁置停战之议，而索取媾和条款。伊藤博文答应第二天面交。至此，停战谈判与议和谈判都毫无进展。

当天下午4时，中日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驿馆。就在他的轿子快到达驿馆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左右未及反应之时，对着李鸿章头部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流不止，血染官服，当场昏厥过去。随员和侍从们将满身是血的李鸿章火速送到行馆，西医立即展开急救，李鸿章渐渐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头部除了一只未受伤的眼睛露在外面，已全部包上了白色的纱布。他毕竟是从战场上走过来的人，面对此事表现得异常镇静，还不忘嘱咐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好，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73岁的李鸿章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所幸子弹虽然留在了他的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

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经审讯，行凶者是日本浪人小山六之助，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行刺是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李鸿章在和谈进行期间，在日本本土被日本凶徒枪击的消息传开后，日本举国震惊，世界舆论为之哗然，发出一片谴责日本和同情大清国的声音。日本政府很是不安。深夜，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连夜商议对策，认为：“若李鸿章以负伤为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它们再度从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列强的同情。值此关键时刻，如引起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大清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他们急切地商讨采取什么手段度过这场外交危机。按出事当夜的决定，日本极力安抚李鸿章；天皇降旨表示要严惩凶手，并特派御医前往诊治。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亲临榻前慰问，并自动宣布除台湾、澎湖地区外立即停战，企图借此稳住清廷，避免列强干涉。

同样的深夜，刚刚苏醒过来的李鸿章忍着伤痛，一字一句地授意随员给日本发照会，其中写道：“……本日下午，本大臣自会议处所归途，忽遇意外可悼之事，致使面订明日上午10点钟的会议无法亲自到场，十分抱歉！是以特此知会贵大臣：明日会议将由本大臣委派李经方前去面见贵大臣，希望将已承允诺出示大日本国拟结和局要款之概要，交由李经方带回。”

日本政府几经权衡，终于答应拟定停战协议。三月三十日，两国使臣签订了《中日停战协定》。

李鸿章虽然看出自己受伤后日本“上下礼仪周到，不过是敷衍外界而已”，可悲的是，他本人和清廷都没有利用这次事件压制日本争取外援的想法和行动，仍然把索取媾和条款放在首位。李鸿章认为，能够停战已经是很大的成功，所以，在得到陆奥宗光关于停战的通知后，他“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而对条款的内容也就不再进一步争论了。也许他在暗自庆幸自己“因祸得福”，完全没有想到缔结停战协定，只是日本设下的一个陷阱。

伊藤博文对李鸿章的合作态度既高兴又吃惊，没想到让日本虚惊一场的外交危机就这么轻易地糊弄过去了，他不禁觉得李鸿章“可爱”起来了。

停战协定签订后，接下来的议和协议又遇到了难题。日本抛出的议和条款，仍跟最初提出的条件一样苛刻。李鸿章虽然早就知道日本贪得无厌，但还未料到其贪婪到如此程度。

他原以为以自己70多岁残年之躯的鲜血可以挽回大清的损失，现在他终于明白，自己的伤渐渐好转，血迹已干，日本又毫不客气地开始讹诈了。

面对日本要求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并赔款军费３亿两白银的漫天要价，李鸿章实在难以接受。清廷接报日本和约内容后，急电密告英、俄、法三国公使，希望借助列强阻止日本。而清廷内部就让地一事，再次发生争执，意见相持不下。有人力主台湾不可弃，有人主张弃台保奉天南部，最终弃台派占了上风。清廷在左右为难中，电告李鸿章：“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不得退避不言。”但对割地无明确指示。

李鸿章只好接受美国顾问科士达的建议，拟定答复的说帖，以赔费太多、让地太广、通商新章与两国订约不符等语，委婉地“开导”、驳斥。伤残老迈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力疾从公，与随员们逐条研究，经过4天的研究与字斟句酌，捧出洋洋数千言的说帖，于四月五日交到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手里。此刻李鸿章感到十分无助和绝望，他电告总理衙门，说“日方的目的仍在于让地赔款两条能够有结果。如果想要议和速成，赔款恐须超过一万万两”。

四月十日，中日全权大臣在春帆楼举行第五次谈判。日本政府考虑到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为缓和矛盾，对和约底稿稍作改动。伊藤博文拿出准备好的改定条款节略，对李鸿章说：“今日之事，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面对日方强硬的态度，李鸿章仍就赔款和让地两项进行辩解，但被日方断然否决。伊藤博文扬言：“若再商改约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办法。”日方以战争再起施行外交讹诈。

四月十二日，光绪皇帝指示李鸿章再与伊藤博文磋磨，争取减少赔款，“允其割让台湾一半土地”“牛庄营口在所必争”“倘若事情已无商量余地，应由该大臣一面电联，一面即与之定约”。四月十三日，李鸿章连复三电，一面进行威吓，说日本已派兵赴大连湾，“若议不合，必至决裂”，进攻京畿；一面断言“割让台湾一半土地给对方，也必定不允”“恐怕没有回旋余地”，日本“愈逼愈紧，无可再商，是否应该即照伊藤博文前所改订条款定约，以免耽误大局”。

四月十四日，光绪皇帝万般无奈，指示李鸿章：“原本希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毫无商量余地，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四月十五日，第六次谈判仍在春帆楼进行。相同的地点，相同的人员，不一样的只是中日使臣的心境。日方胸有成竹，中方垂头丧气。李鸿章费尽唇舌，恳求日方做出让步。但日方深知清廷一贯认为京师与皇家宗社攸关，必会不惜血本保住京师，维持大清统治，因此强硬到底。

直到这时，李鸿章还在等待外援。但盛宣怀电告他说：“这段时间分别询问各国公使，都说没有出力相助之议。”外援无着，又不敢倾国之力与资源匮乏战斗力不强的日军决一死战，除了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已别无他途。李鸿章决定出卖民族利益，屈膝求和。

四月十七日，中、日两国全权代表在马关春帆楼正式签订和约，史称《马关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为：一、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二、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辽东半岛及奉天省所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三、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万万两；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日本政府得在各口岸设立领事馆；五、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根据自我意愿设立工厂，输入机器，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在华制造的一切物品免征各项杂税，所有日货均可设栈寄存；六、为保证切实执行所订条款，允许日军暂驻山东威海卫。此外，在《另约》中规定了驻守威海卫的日军数目、活动范围以及与中国官署分别管理的权限等项。《议订专条》规定了该约各种文本的效力等项。条约签订时，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如此苛刻的条款，签押又必受骂，怎么办？”伊藤博文答曰：“任他们胡说，如此重任，他们也担当不起，中国唯中堂一人能担此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十八日，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以及懊恼沮丧的心情自马关启程返国。船抵大沽，他派人星夜进京，给总理衙门呈送约本。他到天津后称病不出。四月二十日，他奏报谈判经过，一面为自己开脱罪责，说什么“当此事机棘手之际，骄悍不屈地据理力争”“既不免毁伤风烛残年之躯，又不能稍微收敛强敌的贪心”；一面劝导朝廷发愤图强，认为“敌人气焰正盛，得到我大清巨额赔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就好像老虎生出翅膀，后患无穷”“深盼皇上振作于上，群臣百官齐心协力，尽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此乃天下莫大的荣幸”。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李鸿章为自己一味媚上避战而战败埋单，他也因为卖国而成为汉奸。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传说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宣称，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两年之后，李鸿章的忠实幕僚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他来到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上，看到当年李鸿章谈判时坐的椅子比别人矮了一截，不由得悲从中来。同行的日本人请他留下墨宝，吴汝纶写了4个字：“伤心之地。”

凝结着中华民族耻辱的《马关条约》，是继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以后外国侵略者强加在清王朝身上的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实际利益，并借此进一步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

二、中俄签密约  神州纷割地

战败后的大清国像一头倒下的老牛，面临着被群狼分而食之的危险。沙俄和英国久观鹬蚌之争，就等着收获渔翁之利，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清廷仍是一筹莫展。那些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此时除了对李鸿章口诛笔伐之外，也拿不出半点治国良策了。

在经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清廷中改练新军的呼声渐高，而袁世凯凭借自己曾经帮朝鲜练过新军的经验，试图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自己以西法练兵的计划。他为此上下奔走，向权贵们推销他的练兵计划，并最终获得成功，被授予直隶按察使的职务，但并未到任而是专职练兵。

李鸿章的日本之行为自己“买”来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之后他便躲到京城贤良寺养老去了。清廷仅保留了他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他甚至想，这辈子就这样画上一个句号已经够了，虽然对不起国民，但却对得起朝廷，也算报了慈禧太后的知遇之恩。但他秉性就是放不下事，仍然关心时局，想着自己的淮军，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十分不屑。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末的一天，李鸿章回到天津，袁世凯前来汇报练兵事宜，说初步的计划已经部署好，德意志教习也已经聘到，不日内便可签订合同，正式展开训练。出乎众人意料的是，一向颇有风度的李鸿章这次没等袁世凯说完便勃然变色，举起手中的手杖，砰砰敲打着地面，厉声道：“嗐！小孩子懂得什么练兵！又订的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说有什么把握。兵是这么容易练的吗？你雇几个洋人，扛上几杆洋枪，喊几个洋口令，便算是西式军队了吗？”

时年36岁的袁世凯，在遭此斥责之后，顿时面红耳赤，又不敢反驳。周围的同僚们从来没见过李鸿章发那么大的火，大家都低着头，既不敢看李鸿章，也不好意思看袁世凯，场面十分尴尬。在感叹世态炎凉之余，李鸿章积蓄已久的怨气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

为了缓和气氛，督操营务处会办王士珍说：“不知傅相有没有听说，德意志的克虏伯炮厂生产出更为先进的大炮，大炮射击演放之前，可用电动机械起吊并装填炮弹，而且炮架前增设了先进的‘液压’系统，炮身的360度转动和炮口的上下调整更为灵活。”李鸿章看了王士珍一眼，脸上立刻露出兴奋之色。当他得知王士珍是天津兵站的教官时，便与这个年轻人讨论起怎么使用大炮来。

回京后，李鸿章按捺不住，叩请皇帝、太后恩准他亲赴德意志访问克虏伯炮厂，顺便探望在德意志埃森求学的最后一批留学生。

慈禧太后见到李鸿章的奏请，心想，时逢沙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正愁没有合适的人跑一趟沙俄，既然李鸿章找上门来，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让李鸿章作为特使去参加沙皇典礼，然后顺道去埃森。当然，他这个特使不只是参加典礼仪式，还担负着另一项特殊使命——与沙俄签订一个密约。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甲午之战和《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廷对日本的政策主流认识慢慢变成了“联俄抗日”。因为沙俄在清廷最艰难的时候跳出来帮忙，要回了辽东半岛。另外，清廷也想利用沙俄牵制日本。在众多议论中，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更简明一点：威胁大清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沙俄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均视沙俄为救星，包括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主战派均都向于联俄。清廷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君臣都想到要利用沙俄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大典的机会，因为到时各国都会派出专人祝贺，中国可以趁机与德、英、美等国拉关系，尤其是要与沙俄洽谈中俄联合的问题。

沙皇尼古拉二世准备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举行加冕典礼，在此之前，清廷已拟定了一个人选，即加布政使职衔的王之春为特使前往致贺。但俄方认为他“位卑言轻，非列国信用人物，不足以担当俄皇加冕重典的使节”，俄方还说，“辽东事件（指干涉还辽），沙俄帮了中国很大忙，不可不确定报偿条件”，而日本必然谋图报复，“中国欲保全疆土，不可不与沙俄协同防御，故须授李鸿章全权才能协定一切”。

如今李鸿章不请自来，对慈禧太后来说岂不是求之不得？其实，俄方的意图从一开始就是想借李鸿章参加加冕典礼的机会，暗中进行外交谈判。由此可见，李鸿章虽然没有了实权，但他在外交上二十几年的人际关系，与许多重大外交事件牵缠紧密，使外国人视他为清廷外交的第一人选。因为对洋人来说，他们只知中国有李鸿章而不知有光绪皇帝。

李鸿章本来只想到欧洲去走走看看，没想到竟揽了这么大一件差事过来，他心里虽然很高兴，但是他的家人却十分担忧，毕竟他已经是70多岁高龄了，加上身体已有些虚弱，就如风中残烛，稍大一点儿风就有熄灭的危险。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二十八日慈禧召见李鸿章时，由于谈话时间过长，一直跪着说话的他竟然站不起来了，最后由两个太监把他架了出去，但是一出宫门他就晕倒在地，两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所以，李鸿章在会见时说了一句“并非爱惜身体，只是担心有辱使命”的话，足可看出他为清廷鞠躬尽瘁的决心。

初夏，李鸿章离京南下，几日后抵沪。他对前来迎接他的朋友说：“万里长途，七旬老翁，归时能否相见，实不可知。”英、法、德诸国公使纷纷邀请他前去访问，以便渔利。但沙俄担心李鸿章首先出访法、德有损于中俄交涉，便让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出面，与李鸿章商定路程：乘法国船只从上海出发，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塞得港换乘沙俄船只，由地中海进入黑海，到达沙俄港口城市敖德萨，然后乘车前往圣彼得堡。

三月十八日，李鸿章在喀西尼的安排下，由德璀琳、穆意索、赫政、杜维德等人陪同，乘坐法国邮船“爱纳斯脱西蒙”号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的环球访问。李鸿章办了一辈子的洋务，学习了一辈子的西方军事和工业，但现在真要去西方了，他反而有些惶恐不安。

为了照顾他，他的两个儿子李经方和李经述也随同访问。李经方负责协理事务，李经述负责照料李鸿章的起居。此外还有兵部主事于式枚、各国洋顾问，以及一名英国医生。他们从上海出发后，经过东海、南海、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穿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到达埃及的塞得港。沙皇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专程前往塞得港迎候，之后，李鸿章一行再换乘沙俄轮船，由地中海前往黑海。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李鸿章终于到达沙俄圣彼得堡。沙皇为李鸿章举行的迎接仪式很盛大，沙俄陆军元帅亲举大清国黄龙大旗，与沙俄外交大臣一路引领，李鸿章登上沙皇本人乘坐的车辆前往下榻处，两旁有数万沙俄市民夹道欢迎。沙俄给李鸿章的接待规模之高，礼仪之完善，可谓史无前例。

沙皇之所以让李鸿章先赴圣彼得堡而不前往莫斯科，是为了在举行加冕典礼之前进行相关的国事谈判。李鸿章来到住处——巨商巴劳辅的豪华私邸时，发现从饮食到室内陈设，“无一不是中国物”；巴劳辅“起居言语，又无一不似中国人”。他不由得十分开心，几乎忘了自己身在异乡。

随后，沙皇指派财政大臣维特在这里与李鸿章进行了首次谈判。事前有人告诫维特说：与中国官员谈判首先是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他们就会以为是没有风度，什么事都要干得从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中国的各种礼仪。所以，这次谈判前前后后进行了很长时间。

五月四日，李鸿章乘专列到达莫斯科。俄皇命大臣以五马驾金朝车将李鸿章迎入行宫接见。李鸿章也不失礼节，急忙送上礼物，致辞晋颂，俄皇回致答辞，接着双方敝怀叙谈，十分融洽。之后，李鸿章出席了加冕大典。

俄皇的加冕典礼盛大隆重，英国报纸称：“为各国累年所罕遇”，因为他欲显荣光于全世界15亿人之眼前。不过，现场人员似乎有点乐极生悲，在颁赏民众的集会上，世界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次也是比较有名的一次因人群拥挤而造成的惨祸发生了。由于搭建的彩棚忽然塌倒，众人在慌乱逃生时，踩死4000人之多，酿成一大惨剧。据沙皇政府后来公布，那天早晨共踩死、挤死1389人。但这个数字明显被缩小了，根据当时多家报纸的记载，比较接近的事实是死亡4500～4800人，重伤3000多人，受轻伤的有好几万人。

这次事件当天上午就震动了整个莫斯科。在这么个特殊日子发生了如此惊天惨案，当事者和沙皇朝臣们都吓坏了，一个个胆战心惊、手足无措，担心事态的发展。人们猜想，很可能沙皇要下令取消一切庆祝娱乐活动，皇室人员将马上离开这座正被哭声笼罩的不幸的城市，接下来调查责任人、逮捕肇事者也在所难免。

好揽事的李鸿章赶上这种事，难免要评议一番。维特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很有趣的描述：

李鸿章及其随从一行驱车抵达……他走进亭子，我赶快迎上去，还没来得及寒暄，他就通过翻译问我：“听说刚刚发生了一起大惨祸，伤亡了一两千人，此事当真？”我有些不悦，他怎么这么冒昧，刚上来就说这不愉快的事，于是就回答说：“是的，确有其事，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

李鸿章露出很关切的神色，接着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请问，难道你们还要将这不幸事件的全部经过详细禀报皇上吗？”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随口答道：“是的，已经向皇上禀报过了。”他面带遗憾的表情，连连摇头说：“你们这里的官员在这些问题上太没有经验了，这样的事怎能照实禀报呢？皇上一旦动怒怎么办？……我当直隶总督的时候，我统辖的一个省份有次发生鼠疫，一下死了好几万人，我们却经常呈奏皇上，那里一切都顺遂。”有一次他甚至问起我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瘟疫疾病，我照旧回答说：‘没有任何瘟疫，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称道皇上圣明着呢。’他听了很是喜欢。”

维特继续写道：

这位看似威严，实际很和善的中国老人又做解释般地向我开导：“皇上嘛，就是皇上，干吗一定要让他知道那么多细节？我们干吗非要用国家死去好几万人的坏消息无故给他增添烦恼呢？”

李鸿章一边向维特介绍经验，一边劝慰此次惨案的责任人、首席典礼官冯德·帕连和其他沙俄朝臣说：“区区小事，一定放宽心些。”仅此一事，大清国的总理大臣就赢得了沙俄总理大臣的好感。维特评价李鸿章不仅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当时位居中国朝廷的最高职务”，而且“善体人情，乐于为人出谋划策”。

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李鸿章的热心点拨显然有点多余。沙俄朝臣也根本用不着为此惨案担心，就像中国总督根本用不着为死去几万人的鼠疫担责一样。实际上，尼古拉二世得知消息并不比一般的莫斯科市民晚，这有他当天的日记证明：“露宿在霍顿卡广场上等待分发午餐和搪瓷杯的人群突然蜂拥到临时建筑物前，于是发生了拥挤，越挤越厉害，约有1300人被踩死或挤死。我在10点半钟得悉此事……这一消息给人留下一个很讨厌的印象。”

沙皇没有震怒，仅仅是“讨厌”而已。据后来透露的资料，当天下午曾有很多人奉劝沙皇取消法国大使蒙特贝洛晚间为他举办的专场舞会，即使取消不成，他本人无论如何也不应前往。还有人提出应赶快就此事召开一次御前会议。但尼古拉二世根本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用不着改变原定计划，法国大使的专场舞会尤其不能推辞掉。

李鸿章虽然赢得了不少沙俄大臣的好感，但维特对李鸿章本人的印象并不太好。他后来评论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没有接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李鸿章爱抽烟、吐痰，维特对此十分反感，但在公众场合他又不便发火，于是晚上回去后全记录下来。后来，这个沙俄的“中国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狠狠地“直笔”了一下李鸿章这个恶习：“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想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颇有点像马的嘶叫声。两个中国人立刻从隔壁屋子里跑来，一个拿着一个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草，开始吸烟的仪式。李鸿章静坐着吞云吐雾，他的侍者们很肃敬地替他点烟，端着烟袋，从他的口里拿出来，又放回去。很显然，李鸿章是想用这种种隆重的排场来使我对他的尊严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不过在我这方面，我也使他相信，我对所有这些排场丝毫没有在意。”

李鸿章在沙俄待了一月有余，谈判也进行了很多次。沙俄人毫无脾气地尽量配合李鸿章的慢节奏，并始终热情款待他。一个月后，李鸿章拜谒加冕后的沙皇，虽然只是入宫小坐，沙皇却让人摆出盛筵款待。桌上的山珍海味，都是按东方特色特制的，皇帝、皇后接见他时“情谊尤为融洽”。到李鸿章告辞出来时，宫外的銮仪卫兵排列肃立，如此优待，无人能出其右。

沙俄给李鸿章如此高的礼遇，主要是想通过他代表清廷签订密约，以在华攫取前所未有的巨大权益。而李鸿章代表的清廷，则想通过密约，实现它“联俄拒日”的幻想。

现将《中俄密约》中协商的条款照录如下，谈判过程中争议、修改之处随文在括号内略为注明：

第一款，日本国（初稿此处有“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八字，俄方删去）如侵占沙俄亚洲东方土地（“土地”初稿作“属地”，清廷提改），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于军火粮食，也应尽力互相接济。

第二款，中俄两国既约定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方议立和约。（清廷提议末尾添“如非敌国，不在此例”八字，俄方不允。）

第三款，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沙俄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协助。

第四款，今沙俄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国家允于”六字初稿作“国家议于”，“中国”二字清廷提议加入）黑龙江、吉林地方接连铁路以达海参崴。唯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以此为借口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于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第五款，沙俄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沙俄亦可经此铁路运过境的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本条俄方初稿作“无论和时战时，沙俄可用上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清廷议删，俄方不允。）

第六款，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合同批准，初稿作“所让之事”）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15年为限。届期6个月以前，由两国再行商办延长期限（“届期……”句在初稿中没有，系俄方增入。本条清廷议删，俄方不允。）

从注明的文字中可看出双方最后争议及结果的大致情况。很明显，清廷所争得的主要是几处限定性文字的表述，而在沙俄认为，对它不利的一些重要事情上，是绝不让步的。

沙俄主要代表维特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认为“以李鸿章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他算是自己一生接触的政治家中“很卓越的一个”。李鸿章明里“客客气气”地应付场面，秘密会谈中尽管也未摆出剑拔弩张的架势，但在有些问题上还是看得出利害也进行过争执的，并且随时用特殊密码电报与军机处联系，请示最高决策层的意见。但最后在重要问题上到底未能依照清廷的意见来定。俄方自始至终控制着局面，甚至临场玩过这样的把戏：在签字前一刻，俄方发现条约文本中有一处他们原拟删去但因疏漏而没有删去的字句，竟借故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而临时休会，暗中让秘书将条约文本重抄一份，神不知鬼不觉地换到下午继续的会议上供签字用。

协议中的条款经过争议、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后确定下来，其中个别条款正如维特所说的那样，沙俄人做了手脚，但协议还是于五月十八日正式签订了，这就是所谓的《中俄密约》。其核心内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沙俄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沙俄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通过这一密约，沙俄侵略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得以更有保障地深入和扩大。

李鸿章自以为签订《中俄密约》是做了一件好事。后来，他当着外交家、著名诗人黄遵宪的面，不无得意地说：“此约可保20年无事，总可得也！”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谈判对手是一群背信弃义的虎狼之辈，不久发生的事即证明，不要说20年，连两年无事也保不了。

“弱国无外交”这一残酷的历史法则，在《中俄密约》的议订和后果问题上，再一次得到了无情的印证。这其实就是李鸿章的外交失策。对此，黄遵宪有诗曰：

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

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

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

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

黄遵宪在这首诗的自注中提到，李鸿章出使沙俄时，对在上海送行的他说：“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看来，当时李鸿章还是自以为得计的，但被历史结局所证明的恰是“失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