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目送德国公使克林德灵柩

1899年德军侵略山东日照等地，荣禄、刘坤一谋划对德反击，命袁世凯率武卫右军进抵德州，有与德军开战的打算。最后一刻，德国海军大臣禁止德军扩大行动，事遂中止。对德反击作战一旦启动，无论胜负如何，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应该可以避免，也必定“改写历史”。

从胶州湾危机到日照事件

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曾痛心地写道：“中日之役不应战而战，中德之役应战而不战。”（《郑观应集》上册第937页）中日之役指的是甲午中日战争。郑观应是站在1900年世纪之交的时点上，总结过去几年的教训，批评激进主战派“因鲁莽而偾事”，这一观点尚可讨论。“中德之役应战而不战”则令人费解。原来，他说的是1899年未能开打的对德反击战。

甲午战败，中日《马关条约》谈判时，李鸿章被迫接受了日方割让台湾、辽东半岛的条件。沙俄强烈反对割让辽东半岛，纠集德、法共同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是为“三国干涉还辽”。三国各具鬼胎，沙俄垂涎旅顺“不冻港”，法国企图在西南攫取一地，德国则装作中国的“恩人”，图谋在沿海取得一处军港或“储煤站”。沙俄曾经表示对胶州湾（今青岛）有兴趣，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前往俄国与沙皇达成默契：德国用武力占领胶州湾后，俄国利用中俄密约趁机侵占旅顺。

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强国，德国原本在世界上没有什么殖民地。普法战争后，德国羽翼渐丰，呈现出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成为中国进口西式武器的主要供应国，克虏伯大炮在洋务官员、沿海各地将领当中享有独一无二的美誉，德国军事教官也被大量引进到中国。威廉二世亲政后，从原来的“欧洲政策”改变为“世界政策”，与英国竞争，中国也成为德国实施“世界政策”的目标之一。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并不断扩大侵略范围，打破了列强在远东的势力平衡，俄占旅顺、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卫接踵而来，意大利也窥视三门湾，中国面临严重的瓜分危机。康有为认为，胶州湾事件是一个绝好机会，他决心放手一搏，借助文廷式与珍妃的师生关系，获取光绪帝的高度信任，次年遂有“戊戌政变”的发生。政变后，慈禧谋废光绪另立新君，遭到列强抵制，改为立“大阿哥”，朝野排外势力由此迅速壮大。

义和团起于山东，与德国的野蛮侵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英、法、日、俄等国的侵华劣迹大家都十分熟悉，但对德国的危害可能认识不深。可以说，八国联军侵华是胶州湾事件顺乎逻辑的发展，德国在山东的野蛮侵略以及清政府的无原则退让，煽起华北地区炽烈的反帝之火，拥立“大阿哥”的满洲权贵由此与义和团携手。1900年初夏，京城神机营弁兵恩海枪杀德国驻京公使克林德，存在着强烈的“报复”意味，这一事件是联军入京的导火线，德国人瓦德西由此得以担任八国联军司令，成为侵华的急先锋。俄国汉学家高第认为：“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发生和西太后之所以给予支持，我们虽不能说胶州事件的处理是唯一原因，然而却应该说是主要的原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110页）

1898年底至1899年初，德国在山东挑起第三次沂州教案、日照事件等冲突。为从中取得最大利益，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怂恿德军到日照等地对老百姓进行“惩罚”。1899年初，德国驻青岛总督叶世克向日照派出军队。德国公使海靖夫人在其日记中说：“叶世克和安治泰敦促向骚乱地区——尤其是日照派出军队。外交部对此提出了不同寻常的问询，问我们是否会因此卷入到中国潜在的战争状态，对大沽和天津的进攻是否无论如何也必须实现做好准备。他们还是不了解中国人，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个民族会因为在山东的一些惩罚性军事行动而主动挑起战事！”

示意地图

德国外交部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也反衬出海靖夫人的浅薄无知。清廷的主要军事领袖，曾策划过对入侵山东的德军进行反击。两江总督刘坤一向统率主力国防军的荣禄提出建议，随后荣禄命袁世凯以操练为名，率领武卫右军（原“新建陆军”）开赴山东德州，并将战绩彪炳的聂士成部调动到靠近山东的泊头镇布防。笔者认为，这个时期的聂士成武卫前军是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在甲午陆战中表现甚佳，1900年这支部队遭八国联军与义和团双面夹击，聂士成在天津八里桥壮烈殉国，是极其惨痛的损失。

刘坤一提出对德作战

1890-1901年间，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为公认的三大疆臣，前两人几乎人人皆知，刘坤一的知名度则大大逊色。笔者认为，这个阶段的刘坤一实际贡献不逊于李、张，只是他没有翰林、进士的显赫出身，以军功起家，不喜欢搞夸张的政治表演，门生弟子不多，故而表彰他事迹的著作甚少，虽有一些传记行世，未能引起太多重视。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过程，湘军集团迅速崛起，淮军继之。淮军始终以李鸿章为唯一领袖。湘军情况略有不同，即使曾国藩位极人臣，左宗棠也能独树一帜，一些“小派系”人物也并非曾门嫡系。曾、左去世后，湘系再无一言九鼎的重臣。1890年曾国荃、彭玉麟、曾纪泽、杨载福（杨岳斌）谢世，朝廷需要一个湘军代表人物来制衡李鸿章，刘坤一借机脱颖而出。

刘坤一

刘坤一（1830-1902），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随刘长佑办团练，加入江忠源系湘军镇压太平军，积功升至广西布政使、江西巡抚、两广总督，1879年出任两江总督，1881年被劾落职，1890年复任两江总督，1902年在南京去世。刘坤一的履历似乎平平无奇，但在最后12年的两江总督任上，他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贡献。1899年，慈禧决心废黜光绪帝，刘坤一用委婉的措辞发电报加以阻止，打消了慈禧废立的念头。相比之下，名满天下的张之洞不敢置一词。

1895年，刘坤一在甲午陆战中担任钦差大臣（前敌总指挥），领教过日军的厉害。某种意义上讲，德国陆军是日军的老师。中国刚刚大败于日本，要与德国作战谈何容易？刘坤一寄希望与德军作战的两支部队，聂士成武卫前军、袁世凯武卫右军，很大程度上采用德式训练。徒弟打师傅，难有胜算。

作为身经百战的湘军老将，刘坤一并非鲁莽之辈，他提出这种建议，既是情势所迫，也与他的联英策略有一定关系。在德国强占胶州湾一个月后，刘坤一写信给荣禄，提出联合英、日、法共同对付德国的建议：“德人据我胶澳，志在极力经营，以遂其荐食之计，即使所索六条尽允，彼亦不肯退让。可否密联英、日、法三国，相与犄角，德必不支，英、倭忌其夺东方之利，法则与之世仇，或者能为我用。不然，则会商各国公使，以胶澳为各国通商口岸，藉以转圜，是亦不得已之下策也。倘胶澳竟为德有，各国难免效尤。”（《刘坤一遗集》第五册第2536页）

刘坤一联合英、法、日与德较量的设想，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德、俄对强租胶州湾、强占旅顺港早有默契，法国作为沙俄的盟国，不会出而反对；英国此时在远东比较孤立，不会贸然为中国而与德、俄作实质性对抗。但是，刘坤一认为一旦中国容忍德国侵占胶州湾，一定引起各国效尤，这个判断极具卓识。胶州湾事件是极其严重的危机，一旦退让意味着步步退让，马上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将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庞鸿书

荣禄曾以总理衙门大臣身份，多次参加过对德国的胶州湾交涉，期间曾有带兵反击德国的设想。李鸿藻之子李符曾给张之洞的密函称：“荣立五军，本以主战为名。曾见语云：胶州之事，恭邸所误。彼时曾请带兵赴战，不许。为今之计，与其不战而失地，不如战而失地。”（转引自孔祥吉《晚清史探微》第60页）1897年胶州湾事件初起时，荣禄曾打算带兵前往山东，被恭亲王奕訢阻止。李鸿藻、荣禄为几十年盟兄弟，“甚相友善”，李符曾所言得自荣禄亲口相告，可信度颇高。荣禄“与其不战而失地，不如战而失地”的判断，与刘坤一及其他主战派的思路绝似，可谓人同此心。御史庞鸿书上奏称：中国缺乏将才，兵力也弱，军械粮饷都不充足，臣等岂不知之？只是顾念今日之事，“不战则必亡，战则犹可以不亡”；与其不战而把土地拱手让给于德，让各国起而效尤，不如战败而失地给德国，还可以杜绝各国“利益均沾”的要求。

1898年11月9日，刘坤一再次写信给荣禄，提出：德军强占胶州湾，远期目标是割占山东以至河南，不久前借小故派出军队侵扰日照、沂州，既是试探我方反应，也借此刺探进兵路线及内地虚实。若德兵占据沂州，则南北交通中断，河南也可危。眼下虽有苏元春的“武卫先锋军”驻扎淮、徐一带，与大部队尚难以声气相应。若德军入据沂州府城，用西法布置防御，我军即使有百万之众，也难短期攻下。为今之计，不如采取主动，派重兵赴沂州扼要驻札，深沟高垒。德人知道我方有备，自然不敢进兵。倘若执迷不悟，敢来进攻沂州，我方会合南北中三路大军，足以让德军受到惩创，甚至可乘机收复胶州湾，此事“至要至急”。刘坤一建议，荣禄从“武卫五军”中抽调劲旅开赴沂州，与苏元春部联络一气，视情况决定是否开战。（《刘坤一遗集》第五册第2234-2236页）

1899年4月9日，刘坤一忍无可忍，正式向荣禄提出对德作战的主张。他充满激愤地说：“中国积弱，至今日极矣！外国陵逼我中国，亦至今日极矣！其最无理者，莫如德人袭据胶澳，执辱镇将，残杀士民，而我不能责问一语，转以胶澳与之，任所欲为。由是旅、大、威海先后议租。”朝廷退让求全，无非是顾虑避免战争。德国本土离中国极远，与日本不同，不可能派重兵来华；德、法世仇，怕法国趁机报复，亦不敢出全力来攻。对方依仗的是铁甲舰艇，若在沿海滋扰，妨碍各国通商，会有所顾忌；若离船登岸，则数千人的部队，我方足以应付。胶州湾事件初起时，中国若全力坚持，德国也必不敢开战，最终会归于调停。鄙人曾把这个意见向总理衙门上陈，未得接纳。

现在德人更加横暴，侵犯日照、兰山，猖狂程度为各国所未有。若再继续忍让，德方必然得寸进尺，不断侵蚀山东，各国群起效尤，择肥而噬，中国将无以自立，百姓也无以自存。“不如及时破釜沉舟，与德决死，天道忌盈助顺，或者一战胜之。”如能击败德国，收复胶澳，中国气势必可一振，扭转江河日下的局面。

刘坤一继续给荣禄打气：中堂大人麾下兵力雄厚，训练多年，将士忠勇性成，莫不思报效国家。深望中堂传集宋庆、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等将领熟筹方略，并请直隶总督裕禄派兵轮扼守海口，为陆军之助。待布置已定，向各国揭发德国违约妄为、虐待百姓，宣布中国与之绝交，但旅顺、威海等处仍维持现状，以分化各国。同时派诸军即日上道，驰赴山东，会同本地军队直取胶澳。德国窃据胶澳未久，防卫未必坚固，从德国调兵则鞭长不及。我方以疾雷不及掩耳之举，或能取得成功。“及此不图，将成后悔。”（《刘坤一遗集》第五册第2248-2249页）

荣禄

刘坤一认为荣禄所部兵力颇厚，足以应付。戊戌政变后，慈禧让荣禄直接统率北洋五军，统称“武卫军”。宋庆的毅军（武卫左军）、聂士成的武毅军（武卫前军），都是中日陆战中表现尚佳的精锐，两军加起来有27000人；董福祥的甘军（武卫后军）刚刚打完西北平乱之役，兵力12000人；袁世凯新建陆军，德式训练、最新装备，兵员有7000人；荣禄自领中军。这五支军队组成了主力国防军。荣禄又奏调广西提督苏元春在徐、淮一带筹组“武卫先锋军”。除此之外，山东、江苏还有其他部队可以配合作战。德国在胶澳兵力不足，仓促从国内调兵必多费时日，可以确保初战的胜利。“若我以疾雷不及掩耳，或者可以有功。”（《刘坤一遗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2248-2249页）

从小站开赴德州

我们看不到荣禄给刘坤一的答复，但随后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荣禄认真考虑了这个方案，初步接纳了刘坤一的建议，派袁世凯率领武卫右军开赴山东，名义上是“操练行军，借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实际则是对德军施加压力。此举还隐含着：一旦德军继续扩大侵略行动时，迅速开往前线加以迎头痛击。

4月18日，袁世凯复函盛宣怀，出乎意料地谈到：“在京时慈圣亦迭以增兵为谕，无如库帑奇绌，筹拨甚难，惟有姑仍其旧，籍可藏拙。倘有战事，惟有以现练七千人尽其在己，成败利钝不敢计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九册第4256-4257页）此语意味着，若德军续施横暴，不得不开打，惟有率领现有7000人与之拼命。

5月7日，荣禄奏上《武卫后军移营车价请饬地方官报销片》，证明武卫右军已离开小站。当天，袁世凯在行军途中写了两封信，其一是有人打算到军营投效，答复说难以安插，但“设有战事，则不拘矣”。（台北版《袁世凯家书》第197页）另一封信是给他的主要幕僚、在小站负责后方的徐世昌：“申刻抵唐官屯，尚不觉劳。此心怦怦，颇有战兴，未知能如愿否？”（《近代史资料》第37辑第14页）这封信披露了更多信息。此刻袁世凯来到唐官屯，求战愿望极为强烈。第二天，袁氏再次致函徐世昌：“德人必有诡谋，岂聩聩者所能见及，姑俟至德查看情形，再商办法。”（《近代史资料》第37辑，第14页）这句话是指责山东巡抚毓贤昏聩无能，不能洞察德军侵略的凶恶用心。

数天后，消息灵通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给伦敦的金登干发电称：“中国已经派出一万五千军队到山东去‘示威’了。”（《中国海关密档》第6册第985页）赫德说的军队兵数，可能包含了袁部之外的人马。此时武卫右军总兵数7000人，袁世凯带往德州的占八成即5600人，若加上聂士成带往泊头镇布防的军队，约有一万多人。驻扎德州期间，袁世凯每天派出探马，在沂州与德州之间传递消息，紧紧盯着德军的动向。

随着时间流逝，袁世凯逐渐失望。5月16日，他写信给徐世昌抱怨：“内中近无信来，料其必无高着，不过只做死棋眼耳。”21日，袁世凯向徐世昌哀叹：“总之大局无复望矣。”他接到荣禄命令，准备从德州撤回小站了。（《近代史资料》第37号第15-17页）慈禧让袁世凯带队到德州观望形势，这本身就是一个过分保守的姿态。德州与沂州距离尚远，一旦发动，仍需作长途行军。

没有开战的直接原因，是德国海军大臣提尔皮茨发出警告，制止德军在山东扩大侵略范围。“铁毕子决定，在军事干预行动方面，不得自动将山东内地视为租界地的延伸范围”，“在山东境内轻易启用德国兵力对势力范围内经济的健康发展会有不利影响，甚至有军事上的危险”，不可“对中国人民抵抗力量估计过低”。铁毕子担心“中国可能会在第三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选择战争的道路”，目的在于“把我们挤出长江流域”。（《义和团研究会刊》1982年第2期）

袁世凯

《德国在山东》一书作者施雷克觉得铁毕子是“想入非非”，事实并非如此。铁毕子感受到袁世凯、聂士成的压力，推测中国有可能“选择战争的道路”，这对德方来说是明智的谨慎。铁毕子所称“第三势力”指的是英国。胶州湾危机、沙俄侵占旅顺，让刘坤一彻底转向“联英”策略，并透过他的幕僚与英国方面建立密切联系。刘氏此时向荣禄提出反击作战建议，背后是否有英国因素，还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馀论

这是一场没有打响的战争，可启发我们对“历史能否假设”作进一步思考。历史学家一般来说主张“历史不能假设”。在研究这场没有打响的战争后，笔者觉得可以对这条清规戒律作微调。

绝大多数对“长时段”大事件的假设仍是毫无意义的，症结在于涉及规模太广、时间跨度太长、环节太多、变数太大，而史料又极不充分，将下一个行动的前提建立在前一环节的假设之上，选择性使用史料，替古人作决定，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主观臆断的结果。即使史料极端充足，鉴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理性的有限性，历史人物并不会完全按照我们想象的逻辑去做判断和决策。

但是，有严格限制条件的假设，能让我们评估政治领袖的前瞻性与决策水平，检讨不同决策效果上的差异，也即常言所说的“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所谓严格限制条件，一是涉及时段极短，如本文所谈的例子；二是事情接近一触即发，发生的可能性很大，只因发生了某个具体变化（德国海军大臣下令收束行动）而中止。

这一仗打了会如何？我个人认为：打了比不打好。这一仗如果打响，鉴于第一阶段德军兵力不多，德国在远东缺乏其他基地，中国发挥人多和本土作战优势，可能是互有杀伤，列强出面调停的机会较大；但无论如何，即使战败，赔款不会太多，不至于元气大伤。一旦战事展开，弥漫华北地区的排外情绪将得到宣泄，演变成一致对德的良好局面，列强对继续发动侵华行动有所忌惮，传教士、西方外交官在行为上也会有所收敛，提高了慈禧统治集团的威望和凝聚力。至于打响以后战争的具体进程细节，属于不可预测的范围。英国鉴于德国在山东的扩张将危及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有很大可能给清廷以一定程度的支援，让中国在财政、武器供应方面不至于捉襟见肘，这在中法战争中已有先例。

在对外关系上，弱国衡量实力适度退让是合理行为，但一味退让只能让损失原来越大，并从根本上损害政权的统治正当性。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打一些有限度的反击作战，即使战败，仍可防止以后更大的损失，让强国对今后的行动有所忌惮，总体上得大于失。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欧洲国家会担心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慈禧对行将到来的大危机缺乏洞察，为个人安逸享乐选择了步步退让，1900年被列强逼得太狠时却又病急乱投医。慈禧只是在逃难途中吃了一些苦头，1900年真正受苦受难的主要还是华北民众，然而这些并不在慈禧考虑范围之内。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有时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