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学家姚燮曾用“大某山民”的署名来评论《红楼梦》，其中一条指出了闲人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差轻人多，则人浮于事矣。”大意是被差遣的大多数人只做少量事务，以致人浮于事。古代官场有其时代局限的特殊性，制度漏洞、管理缺失等原因造成历朝都有不胜枚举的闲人现象，从晚清官场小说中，我们可窥一斑。

几种闲人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两个时期的诗句中提到“闲人”：一是在他初入仕途时，在忙碌中感叹美景无人欣赏，只是因为闲人少，“莫言无胜地，自是少闲人”；二是在他晚年时，自嘲“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像白居易这样因上了年纪，自身精力大不如从前，从而乐得做个“闲人”的人，在古代官场中并不少见。

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有个徐大人，也是上了年纪导致耳朵不太好使，有事的时候就算真听见了，也一概装作没听见。他坐在官位上整日琢磨养生，摸索出两个“诀窍”：不动心，不操心。但凡遇到朝廷有急事难事，他就优哉游哉地借口年纪大了，不如年轻人能干事，假装示弱道：“让我这个老头子休息休息吧！”

徐大人当军机大臣时，需要经常见皇帝汇报工作，但他有自己偷闲的方式——“上面说东，他也东；上面说西，他也西”，无论上面说什么，他都用标准答复“是是是”混过去，久而久之，上面也就把事情交给别人去做了。

晚清官场与以往其他朝代相比，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在被迫融入世界的局面下，有人想到国外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混个闲职，也有外国人来中国官场拿着薪水当个闲人。

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漫画

在文学家吴趼人所著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个叫叶伯芬的人，原是侯门郡马，混迹在京城官场，“学了一身的京油子气”。他本想靠做大官的大舅爷照应，谁知这个大舅爷是个严正君子，不仅不肯在仕途上帮助他，还批评他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一无所长。叶伯芬四处谋官都不顺心，见大舅爷要到国外做钦差，以为亲戚在万里重洋之外会照顾一二，便跟随而去。

谁知辛辛苦苦到了国外，大舅爷并没有给他好脸色，只说：“我这地方小，住不下闲人，也不允许衙门里有半个闲人，你还是趁早回去吧！”叶伯芬“急得要哭出来，又是悔，又是恨，又是恼，又是急，一时心中把酸咸苦辣都涌了上来”，最后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国。

叶伯芬没能在外国当上闲人，却有外国人在中国以顾问的角色成功过上了光拿钱不做事的日子。

《官场现形记》里有一个山东巡抚窦抚台，因为工作原因，他和外国人打交道颇多。有人见他疲于应付接待外国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不如聘请一个外国人来与外国人交涉，还能帮衬别的事务。谁知等外国师爷喀大人走马上任后，窦抚台反而被气得够呛。

窦抚台吩咐喀大人去办一件命案，喀大人推辞称对中国刑名没有研究，还是得请窦抚台自己办，这个理由窦抚台姑且接受。不久，朝廷又安排了新政，要求练兵、办警察、开学堂，窦抚台心想这些喀大人总该懂了，结果喀大人又说：“这几件事在我们国家都是专门的学问。即以练兵而论，陆军有陆军学堂，水师有水师学堂；以学堂而论，有初级，也有高级。我不是那学堂里出身，不好乱说。”这下窦抚台也不再强求，将新政都委任给本省司、道分头赶办。而喀大人呢，则拿着薪水终日清闲无事。

但不久后，喀大人还倒打一耙，说窦抚台请了他来却不给他安排事情做，众人都看着他清闲度日，以为他无能，损害了他的名誉，要求窦抚台赔偿他一整年的薪水。窦抚台只好自认倒霉，用钱了结了此事。

为何多闲人

闲人大量存在的原因除了官员自身的问题外，还有官制、官场风气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如今一提“冗官”二字，人们就会想起宋代。实际上尽管宋代冗官最盛，但历代都有这样的现象，程度不一。除了科举外，入仕的途径还包括门荫补官、胥吏出职、进纳买官等等。这些现象在晚清时期尤其突出，造成官员队伍庞杂且滥竽充数的闲人众多。

面对大量的后备官员，用谁或是不用谁，上级往往有很大的选择权。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晚清某些时期对年轻官员的任用过于谨慎，结果导致大量年轻官员成了“闲人”。

相传，清代道光年间，在一段时期里各省督抚对于吏部选送的年轻干部尤其排斥，经常寻找各种理由拒收或将其闲置。原因之一就是之前有一个年轻官员的表现着实让他们怕了。

这个年轻官员在23岁时就出任江西星子县（今江西省庐山市）知县。他没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知无畏，也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意气风发，反而扭扭捏捏甚至不肯坐堂理政。家人催促他办公，他吓得大哭，“数月之间，滞狱如同山积”。最后他是如何升堂的呢？是他的夫人骗他有客人到访，待他整理好衣冠来到大堂，夫人便命人撤去屏风，等候多时的衙役传呼：“大人升堂了！”被赶鸭子上架的知县这才不得已开始理事。

这个年轻知县一时成为官场的笑话，大概鉴于此，许多官员更愿意重用有经验、有能力的熟手，再不愿花心思和精力去培养新人，这也就造成了部分年轻人刚刚踏上仕途就处于闲置状态。

晚清还独有一种候补文官制度，指的是官员有官职而无实缺，以署缺和差委的形式在中央、地方从事各项临时和差遣性事务，美其名曰“历练”。由于数量庞大，他们被委任差事的机会非常少，绝大部分时间都赋闲在家。赋闲时，除了每月固定的几次衙参，几乎与官场公事都没什么关系，谈何历练？

有的官员在候补期间或苦读诗书准备科举，或著书立说，但更普遍的是“群居无事，则酒食征逐，甚至赌博游荡，无所不至”。正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人一针见血指出的，“不要说是七八年，只要他的命尽长着，候到七八百年，只怕也没有人想着他呢”。

裁汰不掉的冗官

历代政治家们并非没有注意到官场闲人的现象。对他们来说，这种现象最直观的后果就是“伤财”，是对国家财政的威胁。苏轼就曾指出：“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进而还有人分析，假如这些闲人都是廉吏，还只是耗费国库资财，但如果有心术不正者参错其间，苦的则是百姓。

而对于候补官员俸禄并不高的晚清时期来说，更致命的是吏治败坏。“今日而言吏治，其必自候补始矣”，这些闲人能力有限，并且缺乏历练，长期的赋闲令“中材之质尽入下流”。就算其中有“上进”之人，也为了获得署缺和差使的珍贵机会不择手段，“一差而数十人争之，一缺而数百人俟之”，让官场风气更加糜烂。

裁汰冗官闲人是各朝各代大部分吏治改革都会触碰的领域，比如明代就先后发起过11次“汰冗官”行动，嘉靖年间裁汰“恩幸冗滥者”数以千计。但在冗官现象最为突出的宋朝，朝廷却反其道而行之，建立起闲官制度，试图缓和“官多阙少”的矛盾。比如增设有名无实的闲散官职，将这些闲人系统地管理起来。在北宋统治者看来，比起裁撤冗官、整顿国家财政，更重要的是用官职和俸禄稳住有可能不安定的士大夫，强化自身的统治。由此，北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闲官既是冗官的组成部分，又是缓解冗官矛盾的重要措施。

清朝比较重视通过考核裁汰冗官闲人，以期鼓励真正的人才，让官员“皆能亲身治事”，并指出考核的重点是，招录人才“不得视为调剂闲员之举”，只是时松时紧的考核制度并不能有效消解官场的闲人。

历朝也都曾有人主张通过收窄入仕通道限制官数，比如取消捐纳制度。为了减少冗官，咸丰、光绪年间朝廷都曾下诏停止捐纳实官。然而此时冗官现象已经尾大不掉，三五次的诏令根本于事无补，更何况为了筹措军饷，捐纳往往停了又开。

还有人提出加强对这些闲散官员的培训。如1892年湖南巡抚吴大瀓创立课吏馆，以培训和考核留省或分发到省的候补人员；清末新政时期，中央和地方也都建立了专门学堂，但在当时大环境下，最终呈现的效果也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