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九大报告起草幕后及其他

编者按：1969年2月份，九大开始筹备。2月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内容包括：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发”。

在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2月7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2月20日交卷，九大在3月15日开幕。2月19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20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3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

3月3日，期限已过了10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2月20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引者注）推迟时间。”3月7日，毛泽东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要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3月12日，毛泽东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3位：康、张、姚3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张、姚两人从16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3月31日完稿。

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同林彪有很大关系，这个稿子被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在由张春桥等人起草后，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李讷、毛远新不宜为代表

九大的准备工作，除起草报告外，还要产生代表。毛泽东对这件事过问得比较少。他只在1月间从1份《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政治局党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2月22日，他在周恩来关于九大代表人选的1份报告上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3月31日，又在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

江青坚持把林彪写进党章

4月1日，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从4月2日起，开始分组讨论这个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在党章修改草案中，十分引人注目地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不仅严重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很快被事实证明这是十分荒唐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这样回忆道：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在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进了政治局

4月28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中共九届一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出的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25人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包括在内；而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30人（没有包括已去世的3人）中，只有12人继续当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政治局成员所投的277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275票，黄永胜274票，江青270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是毛、林、周、康、陈5人。此外，江青得150票，黄永胜得130票，其他被提名的都在35票以下。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争夺已经很明显了。

这两大集团将在之后召后的庐山会议上展开激烈碰撞，但最终却一一覆灭，这样的一个结局是我们需要深思的。

附注：毛泽东于1963年写给林彪的一封信：

林彪同志：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两个文件，十一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应，在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队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七百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层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的。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罗）瑞卿、萧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等同志也应该择一、二个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连队的情况作一些大略的调查。不知已按你的意见作了布置没有？据我同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宣读。此事其实不难，只要由总政治部下一通知，叫各军区各兵种印发文件，每一个支部一本，传下去，由团营合组宣讲队伍，分头下到连队，照本宣讲，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容许讲不同的意见，甚或反对意见，就可以在一个短时间内（例如几个星期，因为不能耽误操课任务，宣读文件只能夹在正常操课中间去做，所以需要几个星期。如果暂停操课，那就一、二个星期够了）出现一个高潮，提高政策水平。一次宣读之后，过几个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要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又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和罗（瑞卿）、萧（华）诸同志商酌处理。祝好!

1969年九大后的林彪：疑惧不安

张春桥不仅有宣传极左路线的文章之长，而且还有贯彻极左路线的政治操作之能。在“九大”后，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并由此引起了林彪集团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用“病亡”一词，简略报道了“文革”显贵张春桥于4月21日亡故的死讯。张春桥死了。但此日终结的只不过是一具生物躯体，他的政治生命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经终结了。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张春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对他一生的盖棺论定。

“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人物，资历、人望俱不足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青云直上，一下子跻入了我国政坛最高层，成为“文革”副组长、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在“文革”十年的政坛上，张春桥高居“中央首长”之位，翻云覆雨，兴风作浪，是“文革”极左派的扛鼎人物。

在“文革”十年中，张春桥是一个全须全尾活动其中的重要角色。“文革”派人物，在“文革”前期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在“文革”后期盖以“四人帮”统称。经过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的政治淘汰，“中央文革”的“首长”仅剩三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大”后，王洪文以工人造反派领袖身份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

对其四人，郭沫若曾在一首词中逐一做了点评。政治流氓冠王洪文，文痞冠姚文元，狗头军师冠张春桥，精生白骨冠江青。世人皆称贴切。但细分开来，四人的分量还有所不同。王洪文虽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本质上仍是“文革”造反起家的“勇敢分子”，政治水平低下，担当不起大局面。姚文元是文坛上的政治棍子，所长是在推行左倾路线的舆论宣传方面，并无实际的政治干才。江青是“文革”派的领军人物，然胸无点墨，口无遮拦，惯于闹事撒泼，招摇惑众，所倚仗者无非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当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类。张春桥不苟言笑，却比其他三人政治经验丰富。他不仅在耍笔杆子上出手很快，“理论水平”还要胜姚文元一筹，而且心计细密，权谋深远，还颇有些搞“左”的胆气。是“文革”发动的点炮者，“全面夺权”的首创者，又是竭力坚持“文革”路线，反对周、邓纠“左”整顿的前台人物。

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腾达，是中国政治“左”倾路线恶性发展的一个写照。张春桥在揣摩“上意”上堪称“能臣”，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认识颇具心得。在1958年大跃进中，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切中了毛泽东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思。毛泽东亲自为该文写了编者按，交付《人民日报》发表。

在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跑到上海，在张春桥的协助下，由姚文元执笔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张春桥也因此为领袖看中，参与制定了《纪要》、《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迈出了他从上海进入中央高层的关键一步。

1966年11月，张春桥处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众卧轨拦截火车的“安亭事件”。此时，他不过是“中央文革”仅奉末座的副组长，却胆敢置中央指示和市委意见于不顾，擅自按造反派意愿签订了协议。张春桥此举，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毛泽东事后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这无疑更加重了张春桥的政治分量。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动了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响了全国夺权运动的第一炮。上海夺权符合毛泽东“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意图，他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此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恶浪，张春桥则居“夺权”的首功。张春桥在这些事件中的作为，契合了毛泽东的意图，对“文革”运动的升级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政治角色也由此发生了从谋臣到政客的转变。

在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行理论化归纳时，张春桥更受到重用。在“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老秘书陈伯达的稿子不屑一顾，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稿子。张、姚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正式确认了代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其内容做了权威性的概括，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十大”等重要文件，也是张春桥、姚文元担纲的。

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为维护“文革”路线，提出“学理论”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写反“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是认为他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内容。张春桥据此写出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是“文革”后期“左”倾理论的两大代表作。

张春桥不仅有宣传极左路线的文章之长，而且还有贯彻极左路线的政治操作之能。毛泽东对张春桥在“文革”中的作为是欣赏的，曾有“能力强”的称赞。在“九大”后，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并由此引起了林彪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

在九届二中全会即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发起了一场对张春桥等人的攻击。毛泽东认为，这是要否定“文革”路线，予以迎头痛击。在林彪事件后的批林纠“左”问题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发生分歧，毛泽东又支持了江青、张春桥批林彪“极右”实质的意见。即使在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也是肯定他们反林彪有功，批林批孔离不开他们。张春桥等人作为抑制反“文革”力量，受到重用。

张春桥被捕以后，在开始对其实行预审时，他还是肯讲话的，只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设法回避。在对于王洪文赴长沙告状诬陷周恩来总理一事，张春桥一开始与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样都是愿意讲的。当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张春桥答：当时是周总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审讯人员接着就问：“你们在拱倒周和邓之后，想由谁来担任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任总理的职务呢？”

此时的张春桥说到了兴头上，根本就没有防备，然后便回答：“他们的意思是让我来。”

......

1980年11月27日，第一审判庭正式开庭审问张春桥。审判员王战平问张张春桥：“1967年9月，1968年3月，1975年11月你先后在上海、北京多次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一事，是不是事实？”

张春桥默不作声。

徐景贤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说，1967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全体委员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张春桥还说“今天除徐景贤以外，其他一个旧市委的人也没有，这才像个‘改朝换代’的样子。”马天水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说，张春桥同他谈话时，指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

法庭还传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出庭作证。黄涛说，1975年11月张春桥在北京的钓鱼台约他谈话，曾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张春桥在之后的审判上，一直保持了沉默。

1969年，九大后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的政治态势

１９６６年以来江青“一鸣惊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不仅参与中国高层政治决策，很快又把持了中央碰头会，权力曾不可一世。“九大”后中央改变了日常工作方式，江青就成了“重要闲人”。

１９６９年九届一中全会后，５月初，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决定不设书记处，由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处理中央日常事务。”〔邱会作回忆稿、谈话稿〕这个改变了１９６７年反击“二月逆流”以后中央碰头会处理中央工作的决定，无疑是非常重大的政治变化，却由于某些人为因素被“遗忘”了。然而，它正是理清那段历史、解开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

人们研究“九大”之后中国政局时多注意了林彪——这位被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而忽视了周恩来。其实“九大”后周恩来的地位和权力变化要比林彪大得多，他从碰头会时期处处受掣肘、左右为难的“名义主持人”变成了中央日常工作的真正领导者。用文革时期流行语来说，周恩来是党和国家的“总管”、“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长”。

我们只要看看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的处境，就能更好地了解这个变化。

吴法宪１９６７年夏参加了碰头会，他说“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吴法宪访谈》〕

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他看到的周恩来，那时在碰头会上只能对中央文革一伙人谦卑地恭维说“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王力反思录》〕

邱会作１９６７年参加军委办事组，多次列席碰头会，“九大”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把周恩来此前与以后的状况作了比较：“过去的中央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在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在主持。‘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议，才真正由周恩来主持了。周因故不能到会，陈伯达、康生也主持过政治局会，但从来没有让江青主持过会议。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江青不到不能开会。‘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江青不到照样开会。过去碰头会开始之前，周恩来总要谦恭地问江青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吗？’江青不点头不答话，周恩来一般不会马上宣布开会。‘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周恩来仍习惯地问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吧！’不管江青回不回答，照样开会。周恩来这句话仅仅是形式上的礼仪了。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最早在中南海怀仁堂开。１９６７年反对‘二月逆流’后，江青不愿意在那儿开，于是周恩来迁就她，碰头会改在了钓鱼台开，会址固定在中央文革办公处十六号楼。那样对江青方便，对周恩来不方便，但周恩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九大’后江青几次提出，政治局会‘仍在十六楼举行，不能改变’。几经周折，政治局开会很快就离开了钓鱼台，并固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了。这对周恩来方便，对江青没有以前那么方便。江青提了几次回钓鱼台开，周恩来不理她，不再去迎合江青的口味。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是江青这个‘霸王’逞威风的地方。凡是要经过碰头会处理的事情，无论大小，江青不点头不能算数。‘九大’后的中央政治局会，周恩来变成了真正的主持人，周恩来很尊重大家的意见，特别是提出问题的人的意见，只要多数人同意的事情，不管江青同意不同意，周恩来就拍板决定，从来不让江青专权。”〔邱会作回忆稿、谈话稿〕

对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的态度非常明确，多次要求军委办事组参加政治局工作班子的同志全力支援周恩来，说“你们要把总理（周恩来）当作军队的领导。总理的事就是军队的事，他对你们说的话就是对军队的指示，一定要照办。”〔邱会作回忆稿、谈话稿〕

周恩来在毛泽东的信任、林彪为首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政治局工作班子大多数成员的协助下，得以在那两年稳住阵脚，让江青不能为所欲为。

中央领导机构后，江青争取政治局常委的努力失败。军队领导干部各据要职，党内元老也留在了中央委员会里，而造反派人物却很少有人占居高位，真是“白忙活”了一场。

江青和她中央文革的几位“战友”表示了对中央新的工作方式的不满，并以三种方式进行表达：

其一，江青等人迟到、乱闹，扰乱政治局正常办公。

政治局基本上每日开会办公，一般晚上九点开始，翌日凌晨三时结束。起初江青次次迟到，张春桥、姚文元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一起迟到两小时以上是常有的事，更长的时间也有。过去碰头会江青不到不开会，现在周恩来是准时开会不等待。江青来了，周恩来顶多客气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已经开始了。”江青有时凶狠地冲撞一句“我是多余的”，然后就与周恩来纠缠、叫政治局无法开会。有时她叫人弄饭来吃，工作人员为侍候她进进出出，江青一个人坐在会场中享受着美餐，叫大家不能办事。江青折腾了几次后，看周恩来忍让不理睬，有时索性就不来了，张春桥姚文元也效仿，使一些需要他们参与讨论和表决的事办不成。

过去江青称身体不好而滞压中央办公的档是常事，无人敢问，但有人敢对她说“不”，黄永胜很早就有过抵制，此时更是如此。有一次，江青推说身体不好，一个月没看档，黄永胜则在一份档上画了一个圈，写了“拟同意”。江青却骂道：“黄永胜有什么资格阅批我批的档，这是夺我的权，是政治野心！”〔陶朱问＜大起大落温玉成＞〕江青骂也骂了，闹也闹了，却无可奈何。

其二，江青等人用各种繁琐杂事干扰政治局处理主要业务工作。

政治局工作会议上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是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方面急需处理的大事。江青等人总是插进别的议题空谈，只要江青感兴趣的事，说上半天也不嫌烦。比如“样板戏”里的角色、台词、唱腔、服装、化妆、道具等琐事，也要在政治局会上探讨细微，至少说了几十次，每次都要有几小时，谈一个晚上的时候也有多次。周恩来有涵养从不去打断他们，就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很默契地“各自为战”，在会场上大家分别阅读处理自己分管的文件和事情。大家虽然是在一起集体坐着，却是个人分别办公，以此对江青等人进行抗议。

久而久之，一些人对江青开始抵制。比如，江青搞样板戏常常在天桥剧场现场办公，为了方便，要在那儿安装一部军用直通电话。黄永胜不同意：“不是军营，怎么能装军用电话？”〔陶朱问＜大起大落温玉成＞〕坚决不给江青办。江青曾在１９６６年底为她的“革命样板剧团”争取到了可以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并公开向外宣布，但事后却不了了之。江青的“革命文艺战士”只好和红卫兵小将一样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显得不伦不类。此时，江青又提出让“革命样板戏剧团”正式加入军队建制，却遭到军委办事组的坚决抵制。江青退了一步，至少让他们穿上文革中引为荣耀的配有红五星红领章的解放军正式军装。邱会作反对江青的要求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便发军装？”〔陶朱问＜大起大落温玉成＞〕硬是让江青碰了一鼻子灰。江青不时插手军队工作，黄永胜屡予抵制，有时甚至在会议上发生冲撞。〔迟泽厚＜我所知道的温玉成＞〕

其三，江青等人仍想以中央文革名义发文件，维持他们固有的“领地”。

江青把持的中央碰头会停止了，可是中央文革名义上还在。江青想借中央文革这张牌“唱戏”，以中央文革名义办事。但此一时非彼一时也，陈伯达向毛泽东的一个请示让中央文革“寿终正寝”。陈伯达回忆道：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那个‘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档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档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档，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掉了。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的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从那以后再没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中央文件。几经周折，“九大”后中央政治局呈报毛泽东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中排在党中央机关第一位的中央文革，并未作为党中央的一个常设机构保留下来。〔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九大”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原来的碰头会相比，议行政事务多了，议国家的实际工作多了，议经济建设问题多了，对于那些仅仅是江青等人感兴趣的事，议得少了。如果用心地翻阅一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毛、周之间那时的来往请示和批复，再细读《周恩来年谱》中他的工作记录，对此肯定会有深刻体会。

尽快把国家稳定下来，抓好经济建设，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大多数领导成员的想法，陈伯达为“九大”准备的题目为《为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不仅和林彪商议了，也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毛泽东没有采用它，另择张春桥等起草的报告，更多是从政治上考虑。讨论政治报告稿时，陈伯达坚持“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张春桥反驳说那是“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常把经济建设当成中央的重要议题之一。引人注目的是，１９６９年９月中央政治局为庆祝国庆二十周年提出口号时，周恩来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五十年代大搞经济建设时的“总路线”列入其中。〔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几天之后，周恩来在军委战备工作会议谈到“九大”后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时说：“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不能再搞夺权。我们还应努力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周恩来强调的是那个没有被采用的政治报告里的思想，并大胆地进行了贯彻。

“九大”后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立即得到充实，其成员都是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如李先念、谢富治、李富春、余秋里、粟裕等〔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没有一个文革派“空谈客”。国家机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各项业务都在恢复。曾一度受到严重冲击而乱了的中央领导机构得到精简和重建。作为国家政治稳定重要象征的外交，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中国支援下，开展“抗美战争”的越南等国于１９７０年４月在广州召开“三国四方会议”，中国的力量深入了东南亚。“九大”至１９７０年８月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有二十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来访修复了中断多时的两国之间的传统盟国关系。法国总统戴高乐正酝酿的访华将是中国打开西方大国围堵的一个缺口。中国和与之紧张军事对恃的苏联坐在了谈判桌上，边境武装冲突已经停止。中国和另一个为敌二十年的对手美国正通过秘密渠进行了联系，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实质性接触已经开始。

从１９６９年开始，中国扭转了１９６６年文革发动后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工农业生产全面开始回复和上升，钢铁、石油、煤炭、铁路建设、军工生产、科学技术多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１９６９年工业总产值创建国后的新高，农业获得了历史最好收成。９月２３日中国第一次地下核子试验成功，有了具有实战意义的核武器，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几个月后第一艘核潜艇又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上历史性的突破，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之后的又一个同时掌握核威慑力和能探索外太空的大国。那时中国可以说是工业发展、农业丰收、火箭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二十年后邓小平坦诚地回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４至１９７５年是十年文革里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两个阶段。１９６９增长为２３.８％，１９７０年达２５.７％，虽然这种增幅含有对前两年国民经济的负增长进行补偿和恢复的性质，但毕竟在快速增长。１９７２年中国经济又开始向下滑，跌到了４.５％，至１９７４年邓小平复出后主政时再次上升，达到了１４％，“批邓”以后又下跌到１９７６年的１.７％。文革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次高点与中间的低谷形成了一个“马鞍形”（Ｍ形）。如果怀疑那时统计“虚假”不足采信的话，可以再看一下《中国统计年鉴》中记载的同时期的能源消耗变化，它的年增加情况和国民经济走势相同，１９７０和１９７５年也是“马鞍形”的“前鞍”和“后鞍”。

然而好景不长，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又称第三次庐山会议），一场关于“设不设主席”的争论按下了林彪倒台的倒计时，所谓“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政治风暴形成了。

附注：林彪和江青的矛盾冲突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造反派冲击军队院校时就明显了，其发生和发展不在本文论述之中。但是要提请大家注意，每到文革关键时刻，林彪和江青的冲突就会爆发一次。比如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夺权正是江青得势之时，２月初，林彪与来访的江青发生激烈冲突，林气得脸色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大叫“叶群！叶群！”并对闻声赶来的秘书张云生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而林彪在讲话中却提出人类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即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资产阶级的义大利的文艺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大革命）。江青认为这样讲有问题，在林彪的讲话稿上做了一些批示后送给林彪，说林彪如果同意，请把她对林彪讲话的批语转给毛主席。林彪一看就气炸了，大骂江青算什么东西！当着秘书的面说：“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为何江青挑衅林彪，而林彪又发如此大火，常人难于理解。原来林彪说“有人（江青）把文化问题当作自己的专利，别人不许解释。且不论我讲得对不对，我敢讲，就是对那个‘霸王’的否定！”〔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

从第三次庐山会议到折戟沉沙温都尔汗

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是文革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1970年8月18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8月20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也陆续到达庐山。21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8月22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大多数人表示他们的“热切愿望”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表示“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布。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仍一无所知。

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25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会。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请哪一位讲啊？”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本来，22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会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但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法，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一次有预谋的地下活动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这个意见被通过了。吴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后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8月24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画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讲话很有煽动性。

25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25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决定，给林彪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乱了阵脚。但林彪还试图稳住局面。他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检讨时，林彪又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

从8月26日到30日的5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三点钟才返回住所。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8月31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把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了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

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革”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采取保护的态度。

9月1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林彪主持闭幕会议。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1970年9月15日到了武汉。16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9月1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他找陈先瑞、吴德谈话。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去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30本多了，可选读一些。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是外国的，就不读了。”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10月13日，毛泽东阅批了叶群13日送来的书面检讨。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11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同时，向党内的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实际上，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料想到在这以前，一份杀气腾腾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已经由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炮制完成了。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根据《纪要》中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同年三四月间，林立果直接部署了南京、上海、杭州三个据点，并指定人“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林立果指使下，广州、上海等地还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紧进行有关特种技能的训练。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经过研究，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政变计划。这些情况表明，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犯罪道路。

这一年7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时间跟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

这时，密切关注情况发展的毛泽东，通过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得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的两个月里，黄永胜等在总参谋部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得出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对全国的工作，毛泽东仍按原定部署进行。8月中旬，他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抓紧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8月15日，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从大量的揭发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8月16日，他在武汉同湖北、河南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说：“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50年来，没有分裂过。”“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

南巡途中，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出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

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7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说法；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

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

林立果等人准备用来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O”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的对象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也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对林彪、林立果等秘密策划的这个狠毒计划，毛泽东此时仍一无所知。但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他对身边许多可疑迹象已有警觉。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晚，而且没有下车。第二天上午，他在车上会见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想一起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中午，毛泽东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在十二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在丰台，毛泽东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向他们讲述了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找了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最后说：“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下午四时多，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休息。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9月11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泽东离沪北上的消息。林立果闻讯后绝望地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安排去广州的几架飞机当中，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被秘密调往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是专为林彪一家准备的。这一切，进行得极其隐秘，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内。

当时，中共中央仍在按原定工作部署，积极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9月12日晚，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22时许，他接到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林立衡感到情况异常，通过警卫部队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的动向。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急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顿时惊恐万状，感到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也难以实现，决计向北逃往国外。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谎称飞机出了“故障”。9月12日晚夜里二十三时四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等在混乱中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机的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向西北方向逃去。

中共中央当时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从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他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已经飞行了30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中央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毛泽东仍采取慎重的态度，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9月13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飞机飞出国境，进人蒙古人民共和国。林彪一伙的叛国面目终于彻底暴露。

凌晨3时许，毛泽东、周恩来又接到报告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军用直升机起飞，现正向北飞行，机上坐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毛、周指示：“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原来这是周宇驰等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手令劫持一架直升飞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因为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周宇驰等的图谋，在凌晨六时半将飞机强行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的空地上，陈修文被枪杀，周、于等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获。从直升机上缴获的大量罪证，对后来弄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起了重要作用。

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观察后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9月24日，鉴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天来一直拒不交待问题、反而加紧烧毁罪证，毛泽东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在这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捕归案。至此，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彻底粉碎。

林彪叛逃事件和他们一伙策动政变计划的暴露，是令人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以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给毛泽东的震动和打击极大，他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发出心中的感慨：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诗中“折戟沉沙”四字，恰好成了林彪一伙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落蒙古沙漠、丧命异国的绝妙写照。当然，“九一三事件”留给毛泽东的，决不仅仅是这样的感叹。

附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

《吴法宪回忆录》（第809～810页）载：“我的检查写好以后，由周恩来送到康生那里以后，康生借机报复，批了一大通……这样我只好写第二次检讨……结果这个检讨又一次被康生批回来。我又写了第三次检讨，康生还说不行，周恩来说：‘人家已经三次了。’康生只好说：‘那好，就算了吧。’”

来源：半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