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真实逻辑（上）

永远不要在大语境中思考，因为在这里没有真相，只有剥削。

对这个世界的真实运转逻辑的思考，应该从税赋的角度开始，这一点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直接税和间接税

直接税和间接税：

了解历史的视角有很多主线，可以用地理气候的要素作为主要的视角，可以用天人合一的运势来作为主要的视角。

当然中国的历史从《史记》开始，采用的主要视角是德行的主要脉络，只不过《史记》也历经删改。

真实理解历史和局势的视角，其实是税赋，但是这个视角并不允许讨论太多，因为过于真实和残酷。

例如隋朝的末期历史非常值得一读，因为这个朝代的尾期出现了所有类型的反叛者：

农民起义者：由于隋朝晚期的重税、兵役和官府的压迫，许多农民被迫起义。例如，窦建德、张金称等都是因不堪忍受隋朝的暴政而起义的农民领袖。

权贵子弟：一些隋朝的贵族或官员的子弟因对隋朝统治的不满或个人野心而起义。例如，杨玄感是隋朝开国元勋杨素之子，因不满隋炀帝的统治而起兵反叛。

地方官员：部分地方官员因对中央政权的不满或为了自保，加入或领导起义。例如，王世充原是隋朝的江都通守，后因隋末大乱，逐渐壮大自己的势力，最终自立为帝。

军阀和地方势力：一些掌握兵权的将领或地方势力领袖，利用隋末的混乱局势扩张自己的势力。例如，李轨、薛举、李密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军阀。

隋朝的末期历史告诉我们，草根因为不会建立财税制度，从来没有成功过（李自成、洪秀全等），中国历朝历代的掘墓者都是内部的权贵和军阀由于财税制度崩溃导致的内乱。

最近的房产养老金的事情，很受大家关注，毕竟现在绝大多数人的资产都是房产，在这方面的税收让大家的神经都很敏感。

如果你经常看我的文章，就能理解房产在中国的本质是经济杠杆的放大器，是所有经济活动的背后的所有信用背书。

因此在中国的建筑物其实在不同年代的质量差别是很大的，良莠不齐。一般而言92年前的楼采取的是预制楼板技术。预制板楼房的设计寿命通常在30到50年之间，但实际使用寿命可能会因房屋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

如果预制板的钢筋较薄或在浇筑时混入其他材料，可能会导致开裂，从而缩短使用寿命。此外，预制板楼房在地震频发地区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因为它们通常不具备很好的抗震性能。

也就是说92年前的楼实际寿命，在2032到2042年左右就坚持不住了，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一些零星的新闻说到了有些楼在没有大型地质灾害的时候倒塌的新闻，只是大家都以为是个性问题，并没有认识到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共性问题。

在房产价格高速增长的时期，地产开发商对于开发地产的最核心诉求是楼盘周期，对于户型和质量并不在乎，因为早一点开盘就可以以很高的溢价在银行进行抵押获得很高的流动资本，然后再滚动进入到下一个建筑周期，因此这些时间段的楼盘的质量也很堪忧。

中国的地产高速增长的时间是2003年到2010年，这个时间段的房子的寿命期望并不会比预制楼板的房产远多久。

因此房产养老金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会较大面积的出现的社会问题。

房子未来修缮的资金缺口是非常庞大的，这一点在房地产经济设计中并没有考虑到，因为在资产价格飞涨的时代，没人在意这件事情。

事实上，不仅仅这件事情，很多问题未来都是无解的，养老金、公积金、就业率。这些问题只有等后来的人，在不可解的局面中博弈得到的新的利益均衡。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这个资金缺口是由个体来承担的社会矛盾是非常大的。

事实上中国已经错过了在房产上收取直接税的窗口期，对于最庞大的资本沉淀和衡量物抽取税收的行为都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成本。

税收的第一原则是收取的钱要大于收取的成本，因此非常有趣的事情是，直接税的收取成本其实是远远大于间接税的成本，但是中国现在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

中国历史上，由于房产税引发的兵变发生在唐德宗时期，当时由于连年对藩镇用兵导致财政紧张。

为了解决军饷问题，唐朝开始对老百姓的房产征税，户部尚书赵赞建议实施新税种，名为"间架法"。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间架法"的征税单位是两个并列屋架之间的空间，即一间。朝廷还根据房屋的质量和规模，将房屋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分别征收不同数额的物业税：上等屋每间两千钱，中等屋每间一千钱，下等屋每间五百钱。

新政策的实施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当年10月，唐德宗派往前线平叛的泾原军队在途经长安时，因伙食问题发生哗变。叛军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派人在城内宣传，承诺不再征收房产税，并高喊"不税汝间架除陌矣"的口号。

长安的百姓响应叛军的号召，帮助他们攻打皇城。最终，唐德宗被迫匆忙逃离京城。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了为什么中国采取间接税为主，而不采取直接税。

直接税：

直接税是指纳税人直接向政府缴纳的税款，纳税人和实际负担税款的人是一致的。

常见的直接税包括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等。

直接税通常基于纳税人的收入或财产的一定比例征收，因此具有累进性，即收入或财产越多，缴纳的税额越高。

间接税：

间接税是指纳税人通过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间接支付给政府的税款，纳税人和实际负担税款的人不一定是同一个人。

常见的间接税包括增值税（VAT）、消费税、关税等。

间接税通常在商品或服务的交易过程中征收，税款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因此具有转嫁性。

直接税对富人不利，因为直接税具有累进性，个人所得收入属于直接税，以薪资为主要收入的个人所得税是很高的。

间接税并不考虑最后的投资风险结果，只要有经济流转就会有税额收取，因此间接税比直接税要稳定，因为无论经济是否衰退，税额都会得到保障。

但是间接税的收取成本是极高的，因为需要跟踪生产经营的过程，没有发票这个创新之前，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

而间接税具有累退性，即低收入群体相对于其收入而言，承担的税负比例更高。

发票（不是收据）是中国税赋制度的伟大创新，这一点在整个世界中都是独一无二的，确保了税赋税源的稳定性。

中国历史朝代上由于缺乏发票制度，其实都是直接税为主。

例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就是直接税的最简单版本，但是直接税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直接税收取的额度都是按照正常经济活动和社会管控的成本收取的，但是天灾、兵变的财务缺口是无法补充的。

用税赋角度来解读中国历史规律，才是真实的历史。

先生你总讲大义，我倍加敬重。

对于普通人而言，大义就是吃饱饭而已。

英国的税收体系由直接税和间接税构成，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直接税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资本利得税、资本转移税、土地开发税、石油税、遗产税及赠与税，而间接税主要包括增值税、关税、消费税和印花税。在英国，所得税是税收的主体，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0%以上，而间接税则占30%略多。

中国税收的税种结构中，间接税两大税种（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47%，接近全部税收收入的半数。直接税两大税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共占全部税收收入的30.18%，接近三分之一。这表明中国现行税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直接税占比低于间接税占比。

不过整个世界都在从直接税往间接税转变，因为直接税的税负痛感太强，直接税很容易导致纳税者关注税收的走向，提升纳税者的监督意识，换一句话就是纳税者的社会政治诉求会被强化。

税收的艺术就是如何收取更多的鹅毛但是鹅不叫。

因此根据安永发布的《2023全球间接税指南》，增值税（VAT）作为间接税的一种，已经成为全球170多个国家/地区的重要税收收入来源之一。

以间接税为主导的税收体系往往难以实现税收的公正性和能力负担原则。这种税制几乎涵盖了所有商品和服务，其征税对象极为广泛，税基丰富。间接税的征收往往不考虑生产者在生产周期中的成本和盈利状况，也不顾及最终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而是简单地以购买行为为征税依据。这种税收方式能够确保政府及时、充分地获得财政收入，并且操作简便，因此往往受到政府的青睐。

税收制度的成本及收益决定了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而汲取资源的能力是国家的权力来源。

思考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让我们从最底层的角度开始，就是人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求，没有钱的人在基础的生存边缘挣扎，有钱的人为了永生永世的不劳而逸而殚精竭虑。

为了维持一个稳定的不劳而逸的秩序，创造出来的概念，也就是大语境，这个层面有道德、法律、文化的概念出现。

对这个秩序的总结，提高这个秩序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这个层面有政治、行政、社会、经济的概念出现。

因此讲世界的真实运转逻辑，我们应该从如何生产出现物资，到如何进入到社会中流转，再到以税赋的方式来维持政治的运转的细节着手，这样我们就能真实的理解社会过去为什么会这样运转，现在为什么会是这样，将来应该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但是这条路很难走通，因为过去的环境已经不可模拟，使用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研究路径，悬挂已有的观点，还原过去的思考，至少对于我而言数据量是不足的。

文化是人类所有生存活动规则的外延。

因此让我们从文化维度去感悟这个世界，看文化为什么会这样、那样。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变化的主线就是预测未来的思考工具。

文化有三个层面，宗教、哲学和科学的分层；文化有一个取向就是关于美的价值判定，就是艺术。

因此判定文化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用宗教、哲学、科学加上艺术的四个维度进行还原。

这个世界至今有四种大的文化概念，对应着这个世界的不同政体。

希伯来的救赎、印度的解脱、古希腊的认知理性和中国的道德关怀，其中希伯来的救赎文化在古希腊的认知理性上开出了西方文明的果实，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研究西方文明是如何在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融合中形成的。

而中国是在汉代将儒家学说变为了儒教，然后宋明理学融合了佛教之后具备了宇宙观进行了东南亚的输出，也就是东方文明的雏形。

让我们从西方文明先看起，因为现代社会的秩序是西方文明建立的，所以谈论现在东方文明的现况和发展趋势，必须放在西方文明的秩序中进行推演。

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是不同意的，他们或多或少的认为东方文明具有自己的独特发展路径，东西方文明是互相影响的，因此采用西方文明的环境来研究东方文明是一种崇洋媚外的表现。

我觉得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东方文明用了将近二百年的时间就是为了重新赶超西方文明的事实并不需要多解释，无论是我们的洋务维新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

在思考的时候，让我们以一个第三公正的视角来观察，可能会更真实一些。

第一章：从吵架开始的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是从古希腊的哲学开始，关于这一点很多人过于美化了哲学的思考，对哲学美的欣赏影响了对哲学真实社会意义的理解。

公元前585年5月28日，泰勒斯成功的预测了日蚀，哲学开始了。

泰勒斯：被认为是西方哲学之父，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

毕达哥拉斯：提出“万物皆数”，强调数学在理解世界中的重要性。

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流变”，强调变化是宇宙的基本特性。

巴门尼德：提出存在即被感知，存在是永恒不变的。

芝诺：提出一系列悖论，挑战我们对运动和无限的理解。

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先驱，认为世界由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

普罗泰戈拉：相对主义的代表，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

苏格拉底：通过问答法追求知识，强调道德和美德的重要性。

柏拉图：提出理念论，认为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感官世界只是理念的模仿。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奠基人，强调实证和分类。

为什么这个时候古希腊的小城邦中会将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思考作为了显学，这一点只有了解古希腊的城邦制度才会能够理解。

柏拉图的《理性国》中只有五千人，因为柏拉图在那个时候就明白所有的事情大家商量着来的方式，人太多的时候信息成本和决策成本太高了。

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领域是无法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力，而行使自己权力的成本只有利益覆盖才会有动机。

古希腊小城邦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一个以商贸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政体延续了人类最原始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民主。

事实上在人类没有私产之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组合肯定是公平的，因为根本没有动机去尝试创造某种秩序控制其他人，没有利益。

因此在古希腊的城邦中，早上醒来开了门进了广场就是吵架，谁嘴皮子厉害谁说的算。

当然这种吵架肯定不能是歇斯底里的情绪发泄，高级吵架的技术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论可走。

如果你参加过辩论的话，就知道在辩论中最重要的四个吵架技术：

第一：定义

第二：推导

第三：结论

第四：反例

因此在古希腊城邦，谁能从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大命题中推导出来我家应该修建三间大房子的能力，就是权力。

这些哲学家都是靠讲课为生的，所有权贵的孩子从小就要找最会吵架的人学习如何吵架。

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另类，他的吵架技术最强，但是他为了吵赢而吵赢，对于该和谁吵，不该和谁吵的方向把握的不好，因此他喝了毒酒。

亚里士多德教了一个孩子吵架，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帝。

在公元前585到公元前336年之间，哲学的种子在充分的物质滋养下成长起来。

当然宗教比哲学要久远的太多，人类面对不可解的事物最先出现的一定是宗教的思考和崇拜。

公元前2000年犹太教就出现了。

亚历山大帝对于说服别人的效率很不满，他用剑砍断了“戈耳狄俄斯之结”。古希腊城邦进入到了集权的大帝国时代。

到这里，我们其实应该明白，对于地幅辽阔的政体，最终都是集权的方式，当然从集权是不是走向极权，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因此吵架的技术一下子就没人学了，哲学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思考什么才是人生的意义，活着到底为啥。

第欧根尼：犬儒学派的代表，主张自然生活，反对社会习俗。

皮罗：怀疑主义的创始人，主张悬置判断。

伊壁鸠鲁：享乐主义的代表，认为快乐是生活的最高目的。

芝诺·基提翁：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强调理性和自然法则。

奥勒留：罗马皇帝，斯多葛学派的代表，著有《沉思录》。

丛亚历山大帝开始再到古罗马帝国的集权社会，哲学没有了任何存在的给养而沉寂，直到宗教重新拿起了哲学的工具来证明宗教的合法合理正义性。

基督教从公元一世纪开始，成为了人们在面对痛苦生活中的解脱途径，从被打压到成为国教用了四百年的时间，西方文明进入到了中世纪。

是奥古斯丁将柏拉图的思想用宗教的方式传承了下来，柏拉图的洞穴暗喻和唯实论，为证明神的存在打下了理论基础。

阿奎那则在奥古斯丁的基础上，又捡起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证，从古典的圣经中寻找线索找到罗马帝国陨落的原因。

奥古斯丁：基督教神学的重要人物，著有《忏悔录》。

波爱修斯：中世纪哲学的桥梁，著有《哲学的慰藉》。

阿奎那：托马斯主义的创始人，将基督教神学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结合。

西方文明以一种不逻辑的方式训练所有人逻辑思考，这就是为什么说西方文明是从古希腊哲学的基础上开始建立，直到16世纪西方文明对于香料的渴望，大航海时代使得科技出现。

世俗权力的崛起与神权的对抗前期，世俗权力总是失败。

1077年1月，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因为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之间的权力斗争，被迫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向教皇“忏悔罪过”。亨利四世在严寒的冬季，赤足露顶，身着苦修士的简陋服装，在卡诺莎城堡外的雪地中站立了三天三夜，以示忏悔。

最终，在第四天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同意接见亨利四世，并给予了他一个额头吻表示原谅，恢复了他的教籍。

这一事件在西方世界成为屈辱投降的代名词，被称为“卡诺莎之辱”。

努尔哈赤说：待我入主中原，总有大儒为我辩经。

奥卡姆的剃刀原则（唯名论）也就随之出现，哲学开始出现了为皇权服务的思考角度。

真正让西方文明摆脱了宗教的窒息，是黑死病。人口的急剧较少，使得人们对于宗教开始了质疑，

犹太教衍生出了基督教，基督教衍生出了伊斯兰教，在古罗马帝国的解体岁月里，基督教分裂为了东正教和天主教。

最后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最终导致了对于赎罪券的全面抵抗，16世纪的新教也就出现了。

皇权和教权争吵的还是谁来收钱的问题，而各种教派的分类和衍生也是谁才是正宗具有收钱权力的问题。

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堵上了这个漏洞，就是总是有人宣布自己被附体了，穆罕默德宣布自己是最后一个先知。

但是也还是分裂为了什叶派和逊尼派。

从希伯来教开始，已经进化分裂出来了41,000到47,000个基督教教派和组织，洪秀全和基督教传教说自己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也就是耶稣的弟弟，他们估计是无语的，因为翻遍了《圣经》，确实没说上帝有几个儿子。

哲学这个时候的思考绝大多数是开始为逐渐兴起的皇权服务，从人的生存真实的感受来推导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人文主义的兴起。

彼特拉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领导者，主张信仰的个人化。

莫尔：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著有《乌托邦》。

伊拉斯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著有《愚人颂》。

布鲁诺：因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教会处决。

蒙田：随笔的创始人，著有《随笔集》。

培根的出现，做为经验主义的先驱，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著有《新工具》。

培根的归纳法

1.收集事实

2.制定表格

3.排除法

4.归纳

5.验证

科学开始了。

科学提高的生产效率，导致了世俗社会成为了主要生活方式，资本逐渐作为新的秩序统治者，开始真正挑战宗教原有的秩序地位。

西方文明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进一步的不断进化，英国的洛克和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他们强调感觉和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人的自然权利：财产、自由、生命，提出三权分立。

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则在笛卡尔和斯诺宾莎的带领下走向了理性主义，法国的自由主义和德国的古典主义完整了阐释了人和神对等地位下的生存意义的建构。

资本主义通过欧洲革命彻底取代了宗教的统治地位，接下来的哲学发展都是零枝碎叶的，并不成为系统。

至于《资本论》则是中产阶层完成了贵族分享权力的斗争，现在是贫困阶层要求占有中产阶层的一部分财富的新的摇旗呐喊者。

哲学也就开始渐渐凋零，直到现代的哲学其实已经死亡了，因为哲学的思考范畴已经孕育出了政治、行政、经济、社会、人文、历史等学科，留给哲学自己的空间其实越来越少了。

笛卡尔：现代哲学的奠基人，提出“我思故我在”怀疑一切的理念，著《方法论》。

斯宾诺莎：理性主义的代表，提出上帝即自然观点，泛神论提出者，宗教和政治应该分离。

莱布尼茨：提出单子论，认为宇宙由无数单子组成，“组合”概念的提出者，微积分、二进制创造者。

洛克：经验主义的重要人物，强调感觉和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人的自然权利：财产、自由、生命，提出三权分立。

贝克莱：唯心主义的代表，提出“存在即被感知”，《人类知识原理》。

休谟：怀疑主义的代表，对因果关系(归纳法）提出质疑,不可知论。

伏尔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主张理性和自由。

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提出者，自然神论的代表，强调自然状态和人的自由。

狄德罗：百科全书派的代表，无神论的代表，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

康德：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提出先验哲学体系。

费希特：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强调自我意识。

谢林：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代表，提出自然哲学。

黑格尔：辩证法的代表，提出绝对精神的概念。

叔本华：悲观主义的代表，提出意志是世界的本质。

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的先驱，强调个体的主观体验.

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经济结构.

尼采：超人哲学的提出者，强调权力意志。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重要人物，提出理性化理论，新德国民主党筹建.

狄尔泰：生命哲学的代表，强调历史和文化的理解。

胡塞尔：现象学的创始人，提出意向性理论。

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代表，提出“存在先于本质”。

罗素：分析哲学的代表，著有《西方哲学史》。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代表，提出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概念。

伯格森：直觉主义的代表，强调直觉在认识中的作用。

萨特：存在主义的重要人物，提出“存在先于本质”。

福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提出权力/知识的概念。

人总是有乱七八糟的思考，其实所有的想法可能都在某个时刻其实出现过，但是能够流传下来的都是有一些人需要用他来吃饭，或者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劳动就可以吃上饭，吃好饭。

从宗教走到哲学，西方文明因为如何吵好架导致了他们对于事物的思考的思辨和本质观察，终于绽放出了科学。

因此西方文明，或者说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是通过科技提高生产效率对其他地区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得劳动力价差，从而保持西方文明的领先型和持续的贸易价差。

西方文明是无法脱离体系外剥削的，这里一定要强调是体系外，因为体系内存在选票制度。

选票制度其实还是最早追溯到古希腊的商贸文明，有一种说法是最早的选票制度来自海盗。

西方文明的体系外剥削五大阶段：

第一次：非洲和南美洲的三角贸易

第二次：工业化生产后的市场倾销

第三次：殖民地独立后的金融控制

第四次：庞大的中国人口红利收益

第五次：环境保护和排放税收收益

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航海技术、殖民地贸易、金融体系、工业革命，最后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体系，这就是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的大事情是这个世界的贸易秩序。

东西方文明在1840年开始正式的交融，慈禧太后用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洋人不要她的命，只要做生意。

第二章：包容吸收的东方文明

中国的历史朝代更替，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三教九流其实就是不同的秩序构建思想，儒家说要宽恕才能构建秩序，法家说要严苛才能构建秩序，墨家说要平等才能构建秩序，道家说要无为才能构建秩序。

东方文明最后选择了儒家成为儒教，并不是这个学说本身厉害，是因为东方文明最终一定会走向儒教这条道路。

但是儒教和孔子的儒家的差别很大，儒教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儒为表，道为骨，佛为心，法为用

夏商周的时代是不是中国道德的最高点，无处考证，在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中记载了尧舜禹的政权交接并非和平禅让，而是通过暴力和政变实现的，和《史记》大相径庭。

说实话，《史记》和《竹书纪年》对于夏商周的记载基本也都是想象，对于人类的理解，我觉得《竹书纪年》可能更靠谱一点。

人类在最原始的时候，是没人要当领导的，因为当领导多吃不到一块肉，还要负责制定明天去哪里打猎的决策，错误次数多了就被族人给烤了。

因此领导才把占卜权力分离出来，有了专业祭祀，错了就杀祭祀好了，这是《金枝》中对于原始社会权力演化过程的思考。

但是宋襄公的泓水之战，我们也确实知道，那时候的人的道德标准确实比较高，至于这个道德标准是不是来自对于宗教崇拜和祭祀，我们无从而知。

中国是个农耕社会，从来没有变过。现在也是，只是以前是种水稻现在是打螺丝，或者送外卖。

因此看东方文明的起伏和演进，要看老天爷。

春秋战国的思想高潮，其实来自中国史书第一次记载的小冰河周期，吃不饱饭的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弄死别人抢别人的饭。

这就是三教九流。

对于一个庞大的政体，汲取的能力越强，这个政体的力量越大，因此毫无意外的法家胜出了。

秦朝的税赋高达六成以上，这是历史朝代上从没有过的，因此秦一统天下毫无意外，但是二世而亡也情理之中。

汉朝则吸取了秦朝的经验，中国历朝历代总是在总结上一次的经验教训，但是在周期中兜兜转转，在国富还是民强的路线中一直不断地反复。

老黄之道在汉朝的兴起，也使得初汉的人口激增，道家也随着出现，对于老子的无为和庄子的自然主义的民间改造，使得中国的审美中对于不可言和玄奥的尊敬，一直流传下来。

读千卷书行万里路，或者说中国人喜欢山水画和旅游这事，正是道家的无为养生和自然情意我的熏陶。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他面对一个虽然强大但是缺乏集权的局面，因此独尊儒术的主义，其实要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民众世世代代都要听皇帝的，把自己的粮食交上来。

因此孔子的儒家知识加入了天人感应的玄学，本来孔子不屑一顾的《易经》，和儒家文化糅杂起来变为了初版的儒教。

未知生焉知死，是孔子对于《易经》的态度。

天人感应的宇宙儒家观，说大白话就是皇帝代表了上天的旨意，风调雨顺或者灾难祸害都是皇帝代理上天对于苍生事物的体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汉武帝的这次对于儒家变为儒教的改造影响了中国到现在，决定了中国政治秩序的三大特点：

第一：德治为主，法制为辅

因为儒教以位置决定对错，所以中国的法律和西方的法律很不一样，中国的法律本质上在历史中一直都是刑法，对于私法和公法都不太涉及，因为不需要。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其实是指刑法，杀人害命。

第二：家国同构体

儒教的最核心教义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也就是说对于儿子永远是儿子，老子有错的时候，但是老子还是老子，可以提意见但是不可以打老子。

这就使得中国人的思想中对于自我的概念非常羞耻，谈到我，就是自私。东方文明中其实也有私产的概念，但是私产的概念不是个体所有，而是家庭、家族、国家所有，所以大公。

以前谈到的公，是家族的概念居多。因为德治为主，基本上皇权不下乡，因此男丁的数量多少决定了宗族力量多寡。

当然民族主义其实在中国也出现了不过一百多年，1894年的甲午海战之后，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才被普及。

第三：腐败长期存在

因为中国的私产概念一直是在集体的语境下，没有落实到个体层面，所以就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个体缺乏物质生活的时候，从其他个体抢夺的行为是不是一种非正义行为；在例如如果出现了一些新的团体获得了大量的物质，那么更广义的国家在物质紧张的时候没收是不是一种非正义的行为。

这些就是中国的资治通鉴中谈到了历朝灭亡都要说腐败这个词，腐败这事情西方文明也有，但是他们界定的非常清楚，只要获得的过程合乎公法和私法，那么拥有这些财产的合法性就受到法律的保护。

中国则不然，所有个体，或者团体获得了大量的物质，对于整个政体秩序存在挑战或者不稳定要素出现的时候，从家国同构的大逻辑推导下来，这些都是腐败，因为从道德上不合法。

吃大户、吃绝户、抄家、均贫富这些词，在中国的语境下正义性很强。

但是汉朝的尾期，出现了中国的第二次小冰河期，天灾频发，每次出现了灾害都要杀个丞相，导致了丞相一看见天象异动就跑着去辞职的奇事。以前的维持秩序合法性的道理变为了杀头的条款。

苍天已死，黄巾当道，就是说皇帝已经失去了上天的佑护，所以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合法正义性。

太平道和五斗米教的兴起，使得道教在平民阶层非常有民众基础，道教其实并不太参与政治体制秩序的建立，因为他研究的养生和情意我，无论是皇帝还是平民都有需求基础，对于白日飞升，鸡犬得道的事情是所有人的渴求。

所以有一种说法：盛世佛，乱世道，因为道教入世的态度和非官方的背景决定了亲民基础。

在汉朝末年，随着天人感应的宇宙儒学论的解体，玄学兴起，玄礼双休使得中国人对常识理性具有了极大的兴趣，这就是中国技术和发明的开始。

这里我严格区分了科学和技术这两个词汇，科学是建立在古希腊的哲学的基础之上，没有对本质的思考，技术永远停留在常识的层面是无法成为科学的。

因此其实东方文明没有科学的土壤。但是东方文明在长期儒教的影响下，出现了勤劳温顺这个非常牛的文明属性，你可以理解为只要有一口粮他就愿意一直干下去，而且自己吃饱了不算要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妻亲属等社会关系的物质生产一直干下去。

就是牛马。

严格的说来，西方文明在没有点出科技这个天赋点之前，在物质生产方面被东方文明吊打，用现在的话来说中国唐朝GDP占比世界高达58%。

魏晋南北朝中国的东方文明面对了第一次的文化冲击，就是佛教。

儒教在佛教面前其实非常落后，因为儒教谈论都是一些道德问题和秩序问题，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个世界的今生前世，时间空间，来源走向，这些问题佛教非常逻辑自洽的呈现了一个解决方案给世人。

因此南北朝兴佛也灭佛，兴是因为解决了常年战乱之中人的生死的问题思考，灭是因为佛学走到佛教，自然就会侵占大量的社会资本和物质积累。

隋唐放到一起讲的缘故是因为无隋没唐，其实唐是隋的大官僚集团重新进行了一次政治方向上的纠偏形成的统治集团而已。

但是隋对汉朝的天人感应儒教做了重大的修改，隋唐开始讲的是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仁政，这句活翻译到现在就是：为人民服务。

因此一讲隋朝就是暴政，要说杀伐和资源汲取，汉武帝绝对不输隋炀帝，只是主义不一样，因此讲隋朝都是横征暴掠。

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三个王朝是唐、清、汉，排名唐第一，清第二，汉第三。

唐朝做到了GDP全世界第一，文化输出全世界的绝对国家层面的自信。

唐朝和中国所有的大一统王朝都不一样，在国富和民强的路线中选择了民强。

但是从唐朝之后，接下来所有的接班者都采取了国富的路线，因为民强更不控。

玄奘取经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人如何成佛（真常），因为那时候传到中国的佛教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佛教从婆罗门和耆那教的印度土壤上出现不是一个进化过程，而是突变，从等级尊贵变为了众生平等。

印度的开伯尔山口决定了印度无法逃过所有鼎盛西方文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蹂躏，所以印度绝大多数时间，一直是外族统治的历史。

也就很容易理解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反复碾压下，仍然在印度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种姓制度和印度的经济分配制度已经高度的融合了，即使现在的行政命令取消也并不能立竿见影。

现在的印度佛教其实是1203年印度被伊斯兰文明灭佛之后，从东南亚和中国反传回去的。

佛学的主要方法论是十二因缘，方法是中观、唯识、真常。

佛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

1、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2、个体是如何形成的

3、所有个体如何解脱

对应这三个问题就是中观、唯识、真常。

过于佛学不过多赘述，主要是因为和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格局的推演逻辑并不紧密。

关于国富和民强这二个路径，最早官方记录的争论记录是《盐铁论》，最后争论下来，历史朝代也渐渐明白：

国过强则民变

民过强则国乱

唐朝亡于安禄山之变，在积香寺之战，双方都觉得对方是叛军，这一战打完了所有中原的主要力量，后来就是没有任何秩序的五代十国。

那时候也是中国的第三次小冰河期。

赵匡胤看惯了儿子杀爸爸，下级杀领导，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中国没有君君臣臣的儒教这套玩意，根本不行。西方的山水地理决定了小王朝，但是中国的地形决定了没有规矩，天天谁也别想活的安稳。

因此在北宋把儒教又重新捡起来了，而且立下重誓，不杀一个读书人。

简单的说来就是创造一个文官集团来对武官集团进行排挤打压，实现政治权力的均衡性。

但是他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权力集团，就是士族。士权和皇权的关系，在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上下级关系，但是从宋朝到明朝，都出现了士权和皇权制约关系。

陈朱理学就是士权出现的最好理论证明，陈朱理学中吸收了佛教的世界观，将佛教的修行方法完整的借鉴过来，但是又严格的划分了儒教和佛教的分界线，所以儒教的理论体系到宋朝开始完整起来，现在说的东南亚儒家文化，越南和日本这些国家的儒家文化其实特指是陈朱理学那个时期传播的结果。

陈朱理学把读书人的最高理想给修改了，在董仲舒的年代，儒生要通过读书变为君子，君子要为君王服务；在陈朱理学的时代，儒生要通过读书变为圣人，终极目标是人极圣人。

儒生→君子→君王服务

儒生→圣人→人极圣人

至于后来明朝的王阳明心学，其实都是简化成为圣人的途径，如果你纵观所有的宗教和知识体系演化，他们都有一个特点，方法越来越简单，目标越来越实际。

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对于真常这个问题（如何成佛），就是越来越简单的进化，受众群体也越来越多。

天台宗讲善恶可择成佛

华严宗讲成佛没有修行法

禅宗讲不依经论、定慧不二和顿悟，不用看书悟了就是佛

宋明的士人因为高度的务虚，所以事公能力是很差的，这二个朝代，大一统的中国版图也是最小的。

但是如果一定要将哲学的定义带入中国语境，中国在陈朱理学的发展中，有了对世界本质的来源思考。

也就是说，中国的哲学在宋朝开始出现了，虽然这些哲学思考只是为了帮助士人找到一个终身的奋斗目标。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晚年的明朝由于士族的空谈和讲学，在加上第四次小冰河期的影响，儒教虽然取得了大一统的胜利，但是在事公能力的丧失导致了需要游牧民族在秩序中加入一些勇气。

元朝和清朝采取了双元帝国的方式，对于下层使用儒教，上层他们是黄教。尤其是清朝的政治秩序和事公能力达到了所有朝代的顶峰，现在的中国版图就是清朝在历次对外战争中获得的。

很多人对于清朝嗤之以鼻，其实如果不是科技对于中国文明的第二次大冲击，也就是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以清朝的权力交接制度和秩序维护能力，可能会延续到今天还没有衰退。

我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一个人口和GDP为主要参考发展情况的研究，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儒教的兴盛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有高度的相关性。

或者说维护一个大一统的东方文明秩序，只有一个包容一切的儒教文化才是所有试错后被验证的真理。

致敬勤劳温顺的我们。

总结上篇章的主要内容：

西方文明通过个体的商贸为主要物质分配形式，为此产生了契约和民主，以及为了维护商贸体系而配套的私法及公法制度。

这种文明在科技出现后，获得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以全球贸易的方式获得价值差的方式维持系统的创新成本及强化垄断地位。

西方文明进化和迭代的速度比较快，所以社会总是存在一定的失序情况。乱而不倒，资本成为了这种文明的最终生命体。

东方文明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物质生产形式，为此产生了以道德为主要社会控制手段的稳定秩序。

这种文明在长期的大一统的震荡周期中，使得个体具有极强的生产效率，这种文明体系的主要矛盾在于政府不断强化汲取税赋和民众的忍受底线。

东方文明稳定而且高效，社会保持极高的秩序程度，但是具有家国同构的脆断特征，政党成为了这种文明的最终生命体。

资本和政权都是人类为了秩序让渡权力出现的组织，并无不合理之处，资本也不坏，政权也不坏，政权资本化和资本政权化最恶。

因为作为个体就需要养两个组织。

第三章：全球化贸易的平衡和分裂

这个世界总体来说，存在两种文明（东方和西方文明），当然有很多这二类文明的亚种。但是从形式上有三种政权主流方式，这就是伊斯兰宗教类型的政权组织或国家。

伊斯兰的教义源自基督教，而且做了最后先知的阻断，因此伊斯兰的教派相对后期的基督教，分裂和进化程度要少很多。

伊斯兰教《古兰经》和基督教《圣经》的最大区别在于，《古兰经》不仅仅描述了一个圣人的完整故事，而且规定了生活的所有礼仪和方式。

因此伊斯兰教很难融入到现代社会中，按照教义这些生活礼仪和方式不能修改。所以在伊斯兰宗教地区，我们总是能看到宗教原旨主义的复活和重新掌握政权的现象。

我对于伊斯兰研究的结果是，他们是一种源自西方文明变化出来的，高度集权控制的政权组织利益形式。

三种文明的政体形式和价值观导向

伊斯兰文明的本质是排他性的商贸，通过垄断中亚和印度洋，以香料、瓷器、丝绸为主要贸易产品，他们在历史中获得了极大的物质交易价值差；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石油的储备和售卖，而获得了这种政权续命的可能性。

这种西方文明的亚种，但是组织形式采用了高度集权，所以这种文明也没有科学。而且他是个纯商贸组织，并没有像基督教文明后期转型为了工业生产，进入到了产业链上游中。

伊斯兰文明为了维持高度排他性的商贸，所以在教义中规定了用火与血的方式传教。在他们教义中，对于不信奉伊斯兰的人有个特殊的称呼，卡菲尔（Kafir）。

他们认为最终总有一天要杀死所有的卡菲尔，他们认为所有的伊斯兰信徒都来自同一个主体叫乌玛，而构建一个完全伊斯兰的世界叫哈里发。

因为高度的排他性和生活方式的控制，所以这种宗教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而且不兼容其他宗教和信仰形式，因此伊斯兰地区政权都具有极强的外扩和侵略性，教义所然。

清朝其实最后灭亡的主要原因是西部的伊斯兰叛乱和中部的太平天国运动，耗散了全部的国力。在1964年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通过英国的帮助建立了海关税收，还出现了将近40年的同治中兴。

中国的近代史有三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为什么是现在这种政体形式非常有帮助：

1840 鸦片战争

1864 太平天国

1894 甲午海战

中国没有被伊斯兰化，主要靠黄巢和清朝的高度事公能力（战争能力），黄巢自己不具备完整的体制税赋知识系统把原来的系统砸光了；甲午海战如果不是刘锦堂突然中风而死，可能中国和日本现在的体制是一样的。

突然讲这些，是因为不了解这个部分，就不能了解2001年，东西方文明的真正交融和利益交换，也就是WTO。

对于东方文明的态度，以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为主要理论依据，他在书中认为西方文明的主要对手一定是东方文明。

其实这是废话，因为广义的说来，就东方和西方两大类文明。

所以无论怎么打乒乓球，东方文明一直无法工业化，用劳动效率极低的农业产品换取的外汇获得的有限的工业设备，让中国在1992年到2001年经历了着极大的经济困境（通缩）。

西方文明在911后，舆论认为他们的主要对手是伊斯兰文明演化出来的原教旨主义者，因此在2001年让中国进入到了WTO。

伊斯兰的本质是上只是个极端控制的贸易组织，而且阉割掉了古希腊的理性思考，没有了科学的土壤。只是在香料时代具有地理优势，在石油时代具有储藏，在新能源时代（核能或者氢能）这种亚文明毫无竞争力。

你看现在伊朗、沙特、埃及这些国家面对以巴战争有多怂，黑旗升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就是没胆子动手，因为没实力。

WTO是什么，通俗的说来WTO是一个大菜市场，这里的市场管理员是美国人，大家在这里摆摊，享用着一套完整的交易规则。

作为交换，菜市场里面只能用美元。

为什么西方文明要创建这个菜市场，我想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路线中已经推导的很清楚了，因为他们需要体系外剥削。

西方文明没有体系外剥削是无法运转的，因为他体系内的基本伦理价值是法国的自由主义和英国的人权主义。

但是我也要强调一句，西方文明的法国自由主义和英国的人权主义，洛克说的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财产，那是对体系内说法，对于体系外的他们都看为血包。

移民这事情，其实没有想的那么美好。

体系外剥削的形式经历了五个阶段，在第一章提及了，这里解释下。

第一次：非洲和南美洲的三角贸易

不需要解释。

第二次：工业化生产后的市场倾销

英国以印度殖民地棉花及本土工业生产对全世界进行了市场倾销。

第三次：殖民地独立后的金融控制

1841年,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了一个“抽梯子”的观点。

他说:“任何国家,如果依托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而在自在竞争下曾经再没有别的国家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分,代它想象,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

西方文明在计算了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的成本收益之后，他们选择了间接统治，间接统治的方法有两大要素：

市场：知识产权+金融自由+市场开放

政权：民主选举

也就是说，对于后发经济体，如果采取了以上的市场和政权方式，永远都是殖民地，只不过是直接还是间接。

因此他们对于中国进入到WTO的三大要求就是知识产权+金融自由+市场开放。

只不过他们千算万算，还是不懂儒教文明的精髓，儒教文明对于契约和法律这玩意根本看不上。

东方文明主要还是以道德最为最后的审判机制，对于法律一般是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当然权力寻租不可避免，也就是腐败。

当然腐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个，是我在第二章讲的收入合法性在道德大背景下的不清晰界定。

我们讲究的是边走边看，摸着石头过河。

西方文明的大问题都是外部问题，因为税赋来自其他国家；

东方文明的大问题都是内部问题，因为税赋都是来自国内。

第四次：庞大的中国人口红利收益

2001年，美国说自己因为911错误判断了文化冲突的主要对手，而选择了中国作为合作伙伴。

其实并不是他们误判，而是资本需求。

资本具有无限增长的欲求，政党具有追求极致稳定的欲望，因此西方文明在第三次间接殖民红利接近尾期的时候，他们缺少一个新的大血包。

中国的八亿农民工就是新的大血包，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人口红利。

这里面的数据蛮血腥的，结论就是绝大多数劳动价值都被汲取走了，汲取的有西方文明也有东方文明。

马克思的学说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来自德国古典哲学，通过否定工具理性的思考提出了由于剥削存在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第一阶段学说；通过英国古典经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阶级斗争是消除剥削不平等性的工具。

这两个部分学说在西方文明的资本看来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剥削这玩意本身就是必然存在的，因为价值交换的过程中有多种风险，同样的劳动在不同的交换体系中的价格是不一致的，不考虑资本风险和投资风险的劳动价值剥削剩余价值学说简直是强词夺理。

但是这两个部分提供了完美的仇恨生成理论机制，和中国的打大户、均贫富的理念不谋而合，后来在中国落地是有理论延续基础的。

当然西方出现这个学说的背景我在第一章节说了，是中产阶层通过资产革命完成了价值分配体系的重新调整后，无产工人阶层对于利益分配的渴望导致的。

但是西方文明的高科技工业产业链很快就把工人阶层变为了中产阶层，因此马克思的学说在欧洲大陆没有什么影响，后来被欧洲人重新认知是因为苏联和中国对这个学说的认可的后传播。

马克思的学说的第三部分是来自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他指出了这个是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但是没有给任何实现的路径，但是就是因为没有指定任何路径所以在苏联有了实践指导空间。

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其实很大，类似儒家和儒学的差别。

沙俄其实也是东方文明的一部分，沙俄建立在米尔（农村公社）和中国的小乡村其实很像，但是沙俄的米尔控制能力，或者说资源汲取能力比清朝要强很多。

沙俄的统治一直是采用高度税赋汲取的方式来必然会带来社会的不满，所以沙俄一直采用外部扩张的方式来消耗这些汲取来的过剩资源，获得内部对于政权正义性的认可。

所有的政体中，沙俄形式对普通人最恐怖，在最极端的斯大林时代，他对李森科和巴浦洛夫的学说视为珍宝。

李森科:

生物之间相互转化可以获得性状遗传、一个物种能飞跃变为另一个物种；

巴浦洛夫：

任何一只狗都能弄崩溃

精神崩溃的狗重新施加压力才能恢复正常

最不容易精神崩溃的狗也最不容易复原至崩溃前的状态；

所以沙俄这个东方文明的亚种对于领土有痴念。沙俄皇帝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重大失败，导致他在1855年2月18日因气愤而服毒自尽。他临死前还拍电报给沙俄各重要城市，表示自己正在死去，并向所有人道永别。

理解为什么现在会有克里米亚和俄乌战争了，为什么欧盟一定要和他死磕，因为他秩序的合法性在于对外侵略的成功所带来的民族集体认可。

至于中国在甲午海战之后对于儒学观已经完全失望了，改革而不是改良占据了上风。

五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Democracy”和“Science”。

你看不上胡适的缘故是因为你不在当时屈辱的语境中，胡适对于西方文明的了解之后，他选择彻底走向西方文明，对于东方文明的厌恶，甚至是憎恨的态度。我们今天在一个中国后发工业奇迹的时代，当然觉得胡适过于偏激和没有风骨。

东方文明在当时是采取了对原有文明彻底抛弃的态度，这都是因为日本刺激的，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日本一直是蛮荒之地。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关于这个中国中心论的说法，儒教深入人心，这也是现在东西方文明争斗中主要东方文明群体心理状态来源。

你千万不要以为五四之后，中国砸掉了原有文化的路径，事实上中国的文化从来都是农业文化，过去现在和可见的将来都是，不是因为中国选择农业文化，是因为农业文明是中国的必然结果。

但是在当时的屈辱语境下，中国接受一个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理念就有了群众基础。

在民国有个奇人叫杨度，他说“我不知道哪一条路能救中国，所以我一条一条的试”，他的一生就是东方文明在面对第二次文化大冲击（科学）的时候的摸索过程。

出生于湖南湘潭

1895年，20岁科举考中举人

1898年，戊戌变法，作为维新派人士参加公车上书

1906年，倡导君主立宪，做了满清正四品官员

1915年，帮袁世凯复辟帝制，筹安六君子之一

1922年，加入国民党，追随孙中山

1927年，营救过李大钊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共，成为地下党成员

当然讲理念这个事情其实很假，理念并不决定事实路径，资本多寡或者说税赋才是决定历史结果的关键。

自有大儒为我辩经，这是文章中第二次出现这句话了。

晚清三杰中，李宗堂、曾国藩、李鸿章，曾国藩名气最大其实能力最差，如果讲国际视野，李宗堂当仁不让中国当时第一人。

曾国藩拿下南京后不敢自己当皇帝，对李宗堂的忌惮是个因素。李宗堂借款平息新疆叛乱，英国肯定是不干的，因为英国对印度看为第一生产基地（棉花）。但是李宗堂专找英国的银行借钱，所以英国后来就不管这事了。

在国际政治关系的拿捏上，李宗堂非常到位。

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当时有三大资本在扶持中国清政府下台之后的新团体。

美国资本

日本资本

苏联资本

为什么谢宝金要在长征中扛着68公斤的电报机，并将其安全地背到了延安。

我们说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是因为他很早就放弃了西方文明的理念和说辞，对于苏联列宁主义其实也是不好撕破脸皮，毕竟人家出钱。事实证明中国就是农业文明的不断进化和延续。

但是在1995年开始的4800万人的下岗经济通缩，面对1991年令人震撼的海湾战争的新战争形态，这个时候讲战损比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2001年的时候，利益高度一致的握手合作了。

中国负责以极低的成本向全世界输出优质价低的标准化产品，而通过专利和高端产业链的贸易差，绝大多数的利润都输送给了西方文明。

但是至少，世界平衡了，这就是第一次全球化的开始。

对于显学，我对这个词的定义为利益推动的学说。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地球变暖了是因为烧秸秆了，臭氧层有了大漏洞，这些学说的背后都是找到一个理论来进行利益输送的剥削，和汉武帝的天人合一其实没啥区别，只不过换了一个更好听的说法：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无需用历史虚无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来批判我的思想，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个草台班子，除了极少数的精英的自我欲望改变了世界的走向，绝大多数历史都是天启四骑士不断对社会的重启而已。

第五次：环境保护和排放税收收益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就是第五次的剥削机制。地球真的变暖了，但是地球本来就是一会暖一会冷的，东方文明一遇到小冰河周期，人口就削减2/3以上。

为什么会有第五次的世界大秩序的提出，是因为东方文明家国同构的特征决定的。

东方文明自己就是一个大公司，用极低的用地成本和贸易补贴的方式，以国家资本为后台，以地方政府为主体，以国营企业为基础，打造了一个农业文明快速工业化的奇迹。

但是还是农业文明，我一定要说清楚这件事情，因为文明是群体生存思考决策方式总汇，不能说用了铁器的汉朝和用了火炮的明朝不是同一种制度体制了。

2001年到2015年，用了14年的时间把全产业链中除了极少数的高价值链块没有掌握，全世界唯一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国家出现了。

这一切是建立在极高的资源汲取能力之上的，工资收入占比GDP仅仅8%（美国42.59%），医保养老福利军费支出仅占GDP的20%（美国54.6%），居民消费占比仅占GDP的38.3%（美国68%），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GDP为3%（美国46.8%）。

所以你会觉得累，你会觉得卷，但是我们的国家真的很强大了，不用抱怨什么，家国同构，自私大公。

你稍微做一点税赋的公开数据计算，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实际税赋其实和秦朝差不多。

夏朝：约10%。夏朝的赋税制度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征收十分之一作为贡赋。

西周：约10%-11%。西周实行井田制，国家将土地划分为公田和私田，收获全部缴给领主。

春秋战国：约20%。鲁国实行“初税亩”，不分公田、私田，按亩交纳土地税，税率约为井田制的两倍。

秦朝：66%。秦朝的赋税极为沉重，包括地租和人头税，田赋税率高达三分之二。

两汉：不超过8%。汉初采取轻徭薄赋政策，税率较低，但汉武帝时期因战争需要，增加了对商人的税收。

唐宋：不足7%。唐朝实行租庸调制，后改为两税法，税率较低；宋朝继续沿用两税法，并进行了一些改革。

元朝：不足7%。元朝初期田赋法不统一，北方仿唐租庸调法，江南仿唐两税法，整体税率较低。

明朝：不足4%。明朝实行“四十税一”到“三十税一”，税率历史最低，约为4%左右。

清朝：不足7%。清朝初期继承明制，实行一条鞭法，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基本废除人头税。

无比强大的一个国家，自己就是一个文明。

亨廷顿认为中国是一个伪装成一个国家的文明。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是以一种问题，和其他小经济的问题完全不一样，用成熟的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预测，并不能完全适用。

但是我一定要说一句，市场经济才是经济的真正王道，这一点至少在现在的人性基础和道德水平基础上是真理，计划经济当然也有存在的意义，但是放弃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真的不会好的。

市场经济的奇怪之处在于，当他存在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他的坏处。但是当他不存在的时候，你会觉得窒息。

市场经济为主+计划经济=西方凯恩斯主义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中国特色主义

外企负责技术输入，民企负责解决就业，国企负责产业链垄断。

接下来西方文明决定对一个成熟的工业体采取碳排放的方式获得足够的利益收割，但是在十年的时间里，东方文明把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链的价格打到了仅仅是西方制造业的30%的价格。

东方文明的人性特点和地方政府的有为竞争关系，决定了中国碰什么行业，什么行业就是价格雪崩。

第五次的剥削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就终结了，因此全球化的平衡体系也走到了终点。

因为菜市场的成本其实很高，需要各种基础设备：

世界基准货币

国际支付清算体系（CHIPS CIPS SWIFT）

金融基础设备

信用保护和风险管理

账户架构和支付结算体系

监管和规范金融体系

世界货币基金(IMF）

知识产权

全球税收和引渡条款

贸易组织（WTO）

反垄断和贸易壁垒

我们可以指责美国的经济剥削和金融无序收割，但是也必须承认其实只有美国才有这个能力把这个世界链接起来，让全世界的资本家成为一家人。

这个菜市场里面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摊贩，他享用了基础设施，但是闭口不谈知识产权+金融自由+市场开放，市场管理员用的菜市场环保税也被他轻松化解。

更可怕的这个摊贩还组织其他摊贩用他们的货币，不用美元，而且把高端的货物也在不断的研发，准备倾销。

这就是要西方文明的命呀，换你你也不干呀。

这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真相，西方文明需要寻找下一个血包，现在体现为印越墨的友岸外包及产业迁移。

不过在这之前一定要要把这个大摊贩给弄出菜市场。

CPTPP取代了WTO，他们重新弄了一个新菜市场。

印度在第二章我分析过了，他的贱民制度决定了绝大多数生产力是无效的，而且印度很长时间都是外族统治，其实现在的印度是个联邦，根本不是一个国家。为了维持国家体，印度天天跑过来骚扰我们，要不就揍揍巴基斯坦、尼泊尔，他们的现况和俄罗斯很像，但是他们一般用嘴，不用手。

墨西哥的文化我没研究过，老墨据说在偷渡过去的人中，以吃苦耐劳出名；越南比较可怕，因为他是陈朱理学的继承者，也都是温顺贤良的人民，要不是清朝一直过不去瘴气，越南就是现在中国的一个省。

相亲相爱相杀，越南人特别恨东大，东大也特别爱欺负越南，把宅基地线都划到人家家门口了。

我用西方文明的五大剥削手段的发展作为框架，将东方文明嵌入到了不同阶段中进行了分析，正如文章开篇所说，现代文明确实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一种生产消费制度体系，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分析现在中国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需要用西方文明的框架，但是也要结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组织框架及特点进行展望。

让我用最近在经济论坛的发言来结束这一章节，跨越冰与火的周期，只不过这次的周期是全球结构性的，东方文明失去了市场的必然长期通缩，西方文明失去了低价劳动力的必然长期通胀，这次是一次很长的周期底部，这个底部时间多长，取决于战争的力度有多大。

世界的地理版图在将近六十年没有大的变化，这几年地球仪需要更新了。

第四章：中国经济体特征和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体具有一个很独特的代理主体，就是地方政府。

以市场换技术为什么只有我们实现了，而且是换全套技术，这些从企业主体出发是不可能的，因为企业主体无法承担长期成本和不可控的市场风险。

中国的经济奇迹的主要代理人，是地方政府，以GDP考核的方法促进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这就是地方政府的有为化。

当然考核仅仅是一个促进作用，真正的原因是在庞大国家投资的基础上，形成的巨大的利益链条，这才是地方政府公司有为化的根本原因。

吴敬琏讲过一句在今天看起来很不合时宜的话：贪腐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过度有为化的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是很可怕的，唐朝就是一个例子，1954年的高岗事件也是例子，所以中国的财政制度非常独特。

中国的税赋财政制度采用分税制度，简单的说来就是钱收来都大头归中央，然后地方政府根据自己需要来要钱。

事情都是地方政府干，地方支出地方政府负责大头，但是钱都给了中央，这个差额不是一点，而是很大，这就是中国的财政税赋转移制度。

这个制度是从1994年开始的，那时候真的是揭不开锅了，所有人都等米下锅。

参考文章：荒年

大体上开支15%是中央负责，85%是地方负责；收入中央和地方差不多对半开。

因此中国的地方政府有为化就是公司有为化，经济有为化，没有中央的转移支付，很多地区连公务员都养不起。

最极端的例子是汉中的佛坪县。

佛坪县常住人口仅约2.61万人，其中政府驻地袁家庄街道常住人口更是只有约0.8万人，但是有各种编制的人约在3000。

2022年佛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82万元，支出高达10.55亿元，其中仅工资一项支出2.72亿元。

因此地方政府削减了脑袋弄钱，考核和口袋都需要，在分税制度中留下了房地产税给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开支的缺口就从三个地方来了：

中央转移支付

土地出让金

地方债

全球经济平衡结构失衡后，中央转移支付无以为续，土地资产下降导致了土地出让金雪崩下降，地方债已经透支到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率在2022年就高达105%（城投+地方政府债务）。

如果把地方政府看为一个实际经济体的话，其实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已经破产了。

这时候地方政府从一个经济有为体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了经济的吸血体，因为自己不具备造血功能了，就只能对个体和企业组织进行税赋增加。

远洋捕捞式办案和罚没性收入在经济下行的时候，逆势增长。

2022年全国非税收入达到了37089亿元，同比增长24.4%

2024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2.8%，非税收入同比增长18.8%。

很多没有造血功能的地方政府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叫小镇婆罗门。

北大社会学系冯军旗博士，调查了河南新野县，该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2009年县财政收入2亿多元，支出为8个多亿。

他调查了新野县的所有1031名干部，其中：

副科680人

正科280人

副处40人

正处5人

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

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这就是小镇婆罗门。

族旺留原籍，家贫走他乡，这句话从来没变过。

事实上在2012年到2019年以地方政府为主要消费者的基础建设投资，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抑制了民间投资，产生了地方壁垒，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总量占比从2010年的50%下降到了2021年的38.3%。

在现在由于地方政府的自我吸血能力过强，造成了：

投资不过山海关

投资不去云贵川

投资不上太行山

投资不到宁藏甘

东北一振兴，北京和三亚的房价就涨一涨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国际上的贸易结构失衡，国内中的体制利益链吸血，中国经济体现在面临着三个层面的问题：

稳定资产价格：楼市和股市

化解债务风险：地方债 地产债 隐性债

改变经济驱动模式：供给模式向需求模式转型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几年前的文章就说楼市肯定会涨，但是不会普涨，是局部大城市的部分户型。

如果你从中国分税制度去看房地产，你就明白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最终杠杆实体，也是中国央地税负制度的平衡器。

至于化债，现在讲的很多了，化债有三种方式：

加法：重启土地财政，既不可行，也不应该；通过资本市场“债转股”；引入外部资本

除法：再通胀，提升名义资产价格，通过货币宽松政策冲淡债务，稀释债务

减法：重整地方财政（1994-2001）出售闲置/低效资产，削减不必要公共开支

加法是做不了了，减法现在有抖音也做不了，只能做除法。

所以看好房地产不是房地产好，是因为肯定会大通胀。对于经济税负能够自我满足高的城市未来由于就业、医疗等基础设施的提升，人口会越来越多，对于体制经济为主的城市衰退的程度会越来越快，人口流失的速度越来越快。

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大大的K型，东南六省 60%+GDP，转型为知识密集型高端产业，而其他地区则面对产业空心、债务危机、人口老龄，除了有矿产和旅游资源的城市，都会成为锈铁带。

双面中国，东面凯恩斯 西面撒切尔。

对于经济未来的发展模式调整，从税赋的三大来源很容易就推导出：消费为王。

投资四大主体：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个人，2022年地方政府负债率105%，企业负债91%，个人负债62%。

只能发国债，而且要长期的，因为不计算到国家赤字率。

投资的资本效率由于人口的急剧下跌，基建已经没有投资机会了；出口在新的菜市场中希望不大。

人口，人口的消费，人口消费的内需，刺激消费成为了最难走的，但是也是必须选择的经济之路。

当然也不是说，投资和出口就不做了，中国在全产业链中还缺少的环节有：

光刻机 航空发动机 高端电容 核心工业软件 铣刀 航空软件 抗衰老药物 器官移植 光刻胶 透射式电镜 医学影像设备 环氧树脂 高强度不锈钢 适航标准 低空飞行器  无人驾驶 人工智能算法 人工智能应用 工业母机 人型机器人 脑机接口 工业互联网  核电设备 虚拟增强设备 游戏虚拟平台 生物医药研发 量子信息 新型储能 生物农业 基因编辑 基因治疗  深海技术 可回收航空技术 纳米新材料 高效氢能源

以国家投资为主体的产业链链长和链主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产业链链长制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产业链发展和治理模式。

•链长通常由行政任命的地区主要领导或重点部门领导担任，负责其管辖区域内的产业发展，联系特定产业链，是地方产业链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动者。

•链长与链主耦合，链主是在当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龙头企业，是产业链上下游中的企业代表，在产业链发展中起到相当的代表作用。

•链长与链主共同发力，为以地区为基础的块状产业集群的纵深拓展和升级再造提供了高质量的保障。

这就是新质生产力，不过这些产业中，赶超型和创新型产业升级有很大不同：

1.赶超型：

产业政策，压强投入，技术引进，工程/应用创新

例如新能源，电动车，半导体

2.创新型：

风险投资，广种薄收，开放试错，原创性创新

例如AI，生化

除了产业升级，中国趁乱在第一\第二岛链压制下的开展了印度洋出海口策略，例如巴基斯坦的皎漂港和柬埔寨的德崇扶南运河，也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战争。

在国内的经济体制中，如何绕开小镇婆罗门成为了另外一个话题，将国家在福利、公共安全、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提升，从而激活内需，需要将地方政府的地位弱化，这就是大市场和与之配套的新的分税种类：消费税改革。

目前中央财政支出具有弹性的项目

国防

公共安全

社会保障

医疗保障

福利支出

教育

文化

科研

基建：农、林、水、路

战略产业政策：AI、半导体、航空航天

为了吸收宽松货币政策之下的流动性，控制通胀的尺度，如何创造一个新的资本蓄水池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乡村资产在大基建时代之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价值，如何进行资本化也迫在眉睫。

未来很有可能，地方农村会从成本中心走向收入中心，从城投到乡投。

农村公共基建时代结束

集体经济走向市场自负盈亏，从城投到村投

超过50万公司化集体经济组织进入市场

以土地要素为核心的乡村再创业是本次改革的主干

这里要实现如何实现乡村资产要素的货币化和市场化，将前期的基建成本通过养老经济、旅游经济、有机食品的三大主要行业，以建设性土地要素实现公司化实体，同时可以提供相当部分的岗位。

总结一下，未来经济的国内主要发展手段：

大市场

国家产业投资的产业链制度

新质生产力

消费税改革

城投到乡投

未来经济的国外主要发展手段

金砖联盟等区域性组织的人民币出海

印度洋战略

一带一路

主要财政政策为宽松的背景下，在通胀为大概率的预期下，我们可以具体讨论十个话题，也就是我们的具体投资策略了。

房产

股票

人口

养老

子女

战争

投资

移民

黄金

比特币

这十个话题：略

至此我通过文明的起源到脉络梳理，以税赋角度还原了真实的发展脉络，再到经济体的平衡与分裂的周期结构，最终落地到中国的经济体制结构基础上，进行了宏观经济发展未来策略的解读和预测。

同时也提供了十个具体投资的方向建议（对五十位贤者线下分享）。

全文完。

写在最后，我想给道家一点篇幅，因为道教其实在中国文化中历史悠久，但是因为并不太参与政体秩序建设，所以在这篇文章中出场的笔墨很少。

其实道教在汉代、唐代和元朝也兴盛过，而且也参与了正统的秩序官方意识形态的建设。

汉朝的老黄之道，唐朝的楼观道有个名叫岐晖的道士，预言了李渊日后能掌权天下，于是率众投奔了李渊。与岐晖做出同样选择的是上清派的王远知，两派因此在唐朝时期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我想说的是丘处机见成吉思汗，1219年（兴定三年）五月他被成吉思汗派使者邀请前往蒙古帝国相见，他欣然同意前往，并在1222年（兴定六年）四月抵达“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八鲁湾行宫觐见成吉思汗，实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龙马相会”。

成吉思汗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长生之道，他坚决否定了，但是为什么成吉思汗后来给了全真教这么高的地位，丘处机到底和成吉思汗说了什么，导致后来只有在中国汉地没有大规模的杀掠，强制性的将游牧民族生存生产方式强加给汉地。

虽然已经无从考据，但是我猜测说的和我写的这两篇文章合集，可能很类似：中国必然会选择儒教作为秩序的构建方式。

全文上下篇合计贰万余字，用时十个小时，以飨有缘人。

这一篇章，我用宗教、哲学和科技（科技）的三个脉络，梳理了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发展路径，让我们对大语境进行了祛魅。

我们无需对宏大的词汇顶礼膜拜，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宏大的语境，因为我们需要秩序。

请允许我重温一下主要观点：

永远不要在大语境中思考，因为在这里没有真相，只有剥削。

对这个世界的真实运转逻辑的思考，应该从税赋的角度开始。

下一篇我们将会从中西方文明的近现代经济体系讲起，沿着两种文明的主要特征路径推导，从而得到对未来世界的真实感知。

这篇文章我今天写了五个小时，宗教、哲学和科技属于实然的角度，美学属于应然的角度。

初心是将实然和应然两个角度都写全，但是后来发现会导致文章结构膨胀的很厉害，就删掉了美学的角度。

不完整才是美，残缺才是真实。

我写文章就是自己和自己对话，顺心而为，不打草稿。

我心光明，亦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