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无锡的朋友，跟我聊天，“抱怨”道——公司业绩不好，会倒不少，耽误辰光不说，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真搞不懂，开这种会干吗？搞得跟真的一样……

这样的会，我们都亲历过不少，形式多样，本质类同——带着需要解决的问题参加，带着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结束。会后总结——原来，问题是需要问题来解决的，既然如此，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实话说，只有我们会开——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而且，自古就是这样开的。

全世界都开会，外国人开会，我们中国人也开会。我们跟外国人在近代碰上了，才发现两边开会的方式——根本不一样。

原始初民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开会是一种文明的标志，形式都差不多，与会者七嘴八舌，长老一锤定音。如果长老的意见，反对声太多太大，也可以重议。人类学家称之为——氏族民主。这种民主最精致的形式，就是古希腊、罗马的共和国。

当然，那时候，这种民主式的开会，还没有投票表决等样式，你看，古希腊、罗马的共和国公民大会，号称直接民主，大家都是用敲打兵器的方式，来表示赞同或者反对。而，这样的敲打方式，在东方草原上，也有过。

进入中世纪以后，东方和西方的会，依旧开，但——民主没有了。开会，要么是各国寡头分赃，要么是一国的权威“征求”意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西方的会，没有东方的会多。

你看，我们的帝制王朝，虽说皇帝一人说了算，但，会，还是要经常开的。比如，汉朝开会，有御前会议，宰辅会议，百官会议，各种大朝会、小朝会，皇上天不亮就要爬起来上朝，就是——开会。

早朝这样的会，基本上就是大臣们发表意见，以供当家人参考，这个当家人可能是皇帝，也可能是形式上的皇帝（实则是太后、外戚、权臣，甚至是缺重要器官的太监）。

开会时，讨论是没有的，但，可能有争论，往往是很意气用事的争执，争到主持会议的皇上也不知“他们为什么争”，双方依然悻悻。当然，跟皇帝争论的“一根筋”，也是有的，“臣期期以为不可”硬抗的诤臣，历史上也有。

但，多数情况下，争论都是在会后私下了结的。该摆平，按理都在会后、私下里摆平。私下里的交涉，无非在酒桌上，青楼里。那些地方，才真的是大人物开会议事的场所。

能在会上讲的话，基本上都是“利于团结”的。所以，会议就是一个流程，决定朝中大小事怎么办的流程。该怎么办，其实私下里都安排好了。尽管如此，会上的议论依然要一本正经。表态说官话时，必须严格按照官员的地位、身份，按照等级秩序排序，谁先说，谁后说，绝对不能越级抢话。如果，哪个二百五胆敢这样，即使殿中御史没有当场揪出，以后也没有好果子吃——绝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官，是民的榜样。所以，官这样开会，民间宗族议事，也就这样比画着来——盛行私下会议，开会走形式，过流程。一有大事，几个巨头把事情都商量好了，开会的时候，摆出来，其他势单力薄的即使有意见，也成不了气候，只能忍气吞声。

这样的会，我们开了上千年。

后来，洋人来了。

作为不速之客的洋人，不光打打杀杀、倒卖鸦片、强做贸易，还要跟我们交涉沟通，一起开会。这就让我们感到无限的麻烦，也让洋鬼子感到莫名惊诧。你看，少见多怪的英国公使——威妥玛，就在他的使华日记里，记录过——他和中国的总理衙门诸大人的开会过程。

中国总理衙门的规矩，与欧洲各国的外交部，迥然不同。只要各国使臣到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意思是，接待时必然备有水果、酒菜，总理衙门的官员，按照职位和身份，严格地依次排位陪坐。威妥玛很吃惊——难道总理衙门的第一要务，就是吃吃喝喝？

这些官员都有各自具体事务的分工，而且各有权责，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仍然不敢各抒己见。威妥玛发现，每次外国使臣发表意见后，那些官员都是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如果官大的发表意见，大伙儿立即轰然响应，表示赞同，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半点不同意见；如果大官不发表意见，在场的绝对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有一次，威妥玛到了总理衙门，又遇到了这种尴尬的会。他实在受不了了，就率先说了一句——今日天气甚好。本来这就是一句化解尴尬、极其普通的寒暄，根本涉及不到什么外交事宜，没想到，还是没人接他的话。

这时，以军机大臣身份兼任总理衙门的——沈桂芬，觉得这样有损国体，显得失礼，便第一个接过话头——今日天气果好。话音刚落，其他人立马接话——今日天气果好（好像更尴尬了）。

“不懂事”的威妥玛，哑然失笑，回去后在日记里写道——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意思是，这和狗看见影子、听见声音就叫，没什么两样。

你看，我们最早跟洋人开会，或者说会谈，是把私下和公开的两种流程混在一起了，合起来跟洋人扯皮。私下交涉用的水果、酒菜上来了，吃吃喝喝，联络感情；正经开会时，又按等级安排座次，而且，地位高的先说，如果他不说，大伙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说；他说完了，大家附和。真是——非礼勿言，言必唯上。让洋鬼子笑话又怎样，反正自家绝对不会犯错误。

那时的总理衙门，相当于外交部。这样的外交部，一看就办不了什么外交。耐性好的英国人，还能保持礼貌，急性子的法国人，可没有英国人那般绅士，他们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大闹公堂。当然，再闹也无济于事。

所以，很多情况下，清政府的外交，都是在直隶总督兼的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的南洋大臣那里交涉。反正，有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肯担责任的人，上面又有太后的默许，总理衙门乐得清闲，凡事追认就是了。这就是——为什么李鸿章以地方大员的身份，几十年主导清朝外交事务的技术原因。

再后来，梁启超、康有为闹变法，学西方政治。但是，发现开会讨论、发言决议等等，大家都不会。于是，定规矩，一点一点地教，可惜，还没来得及教会，西太后就发动了政变，大家死的死，逃的逃……

没办法，孙中山接着教，为此，他还写了一本书——《民权初步》。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会像西方人那样开会了吗？

没有，我们一直很“虔诚”，一直在“复古”。

写在最后：
开会，到底是为了“开”，还是为了“会”？

来源：82年的老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