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1918年5月14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一下目前对外政策中的一些情况。同志们，最近以来，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在许多方面都复杂化了，这是因为总的形势紧张了。由于总的形势紧张，资产阶级报刊及其应声虫——社会党人的报刊，又在趁机挑拨，故意散布惊慌情绪，干起它们卑鄙龌龊的勾当，重演科尔尼洛夫叛乱。

　　我首先请你们注意在根本上决定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东西，然后谈谈决定这一环境的外部的法律形式，并在这个基础上来说明重新产生的困难，或者确切些说，描述一下我们所面临的转折点，即目前政治形势紧张的根源。

　　同志们，你们知道，而且根据俄国两次革命的经验特别深刻地知道，我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对于我们俄国革命者来说，它已经被俄国两次革命的伟大经验所证实了。我们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个原理，这样才不致堕入外交手腕的迷宫，——这种迷宫往往是那些喜欢浑水摸鱼或者不得不浑水摸鱼的个人、阶级、政党和集团故意制造出来并且故意搞得错综复杂的。

　　不久前我们经历过的和现在在一定程度上经历的正是这样一种时刻，这就是我国的反革命分子——立宪民主党人和他们的头号应声虫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企图利用复杂化了的国际环境。

　　目前的形势大体上是这样的：由于我们在报刊上屡次说过而大家都已知道的那些经济和政治性质的原因，由于发展的速度和基础与西欧不同，我们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暂时还是处在帝国主义强盗势力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西欧的基本经济因素是，这场蹂躏和折磨人类的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了如此复杂、如此尖锐和如此混乱的冲突，以致每走一步都产生这样的情况：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战争还是和平，有利于这一集团还是那一集团，往往系于一发。最近我们经历的正是这样的情况。被卷入战争——这场由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条件造成的战争——的帝国主义列强彼此间的疯狂搏斗所产生的矛盾，使帝国主义者自己已经无力制止这场战争。由于这些矛盾，结果形成了一个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联盟基础的各国帝国主义者的总的联盟，一个自然和必然以保卫资本为目的的联盟。资本是不知有祖国的，而且它通过世界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证明它把维护各国资本家反对劳动者的联盟放在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之上，放在一切之上，但是这种联盟并不是一种政治动力。

　　当然，这种联盟目前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趋势，这种趋势最后必然会显露出来。而帝国主义战争把目前瓜分了可说是整个地球的帝国主义列强分成敌对的集团、敌对的联盟，则是资本主义基本趋势的一个例外。这种敌对、这种斗争、这种殊死的搏斗说明，在一定情况下，各国帝国主义者是不可能结成同盟的。我们现在的境况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汹涌浪涛，冲击着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座小岛，并且大有把它淹没之势，但是这些浪涛却又往往相互冲散了。

　　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基本矛盾导致了十分残酷的斗争，甚至当这两个集团都意识到打下去没有出路的时候，它们也无法随意挣脱这场战争的铁钳。同时战争决定了两大矛盾，两大矛盾决定了当前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环境。第一个矛盾是德国和英国在西线的激战。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交战阵营中时而这方时而那方的代表人物向本国人民和向别国人民许诺和保证，说只要再加一把劲，敌人就会被摧毁，祖国就能得到保卫，文明和解放战争的利益就能永远得到保障。其实，这场空前的斗争拖得愈久，斗争双方陷得愈深，这场无休止的战争就结束得愈慢。这次搏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因此帝国主义列强要结成同盟来进攻苏维埃共和国，是极其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苏维埃共和国在它建国短短的半年以来，则已赢得了世界各国觉悟工人的热烈的同情和一致的支持。

　　决定俄国国际环境的第二个矛盾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几十年来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积下了无数的易燃物，使这两个大国为争夺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区的霸权而必然展开殊死的搏斗。远东的全部外交史和经济史使人毫不怀疑，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防止日美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是不可能的。这个现在暂时被日美反德同盟掩蔽着的矛盾，阻碍着日本帝国主义向俄国进攻。这种进攻早就在准备了，并且早就不止一次地进行试探，这种进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开始并得到反革命势力的支持。已经开始的向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登陆，援助谢苗诺夫匪帮）所以受到阻碍，是因为日美之间的暗中冲突有变成公开战争的危险。当然，完全有可能，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结合的集团，不管看起来多么牢固，只要神圣的私有制利益、神圣的租借权利等等要求闹翻，那么在几天之内就可以闹翻。也许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足以毁掉现有的大国集团，那时，上述矛盾就不能再掩护我们了。

　　上述形势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小岛能在狂风暴雨中保存下来，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形势十分不稳定，有时，眼看浪涛就要吞没这个小岛，使资产阶级欣喜若狂，使小资产阶级惊慌失措。

　　这一形势的外壳和外部表现，一方面是布列斯特条约，另一方面是关于中立国的惯例和法律。

　　你们知道，在激化了的国际冲突面前，条约有多大价值，法律有多大价值，——统统不过是一纸空文。

　　通常提起这些词都是作为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无耻的例证。但是真正无耻的不在于这些词，而在于无情的、残酷无情的帝国主义战争，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在这种战争中，一切和约和一切中立法永远都会遭到践踏。

　　因此，当我们在谈到对我们来说是最主要的问题——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时，在谈到破坏和约的可能性和由此而对我们所造成的后果的问题时，如果我们想守住自己的社会主义阵地，不想让那些贴上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标签的反革命分子用阴谋和挑拨手段把我们推翻，那么我们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包括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在内的一切和约的经济基础，以及包括我国中立在内的任何中立的经济基础。我们一方面不应该忘记国际范围内的情况，国际帝国主义内部的情况，关于正在成长、迟早（即使比我们所期待的要晚）要成为资本主义的继承人并一定会战胜全世界资本主义的那个阶级的情况。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经济集团之间的关系。

　　同志们，我认为，如果我们弄清了这个情况，那就不难了解，我们近来最注意、最放在心上的那些外交细节——有时甚至是一些小事情——具有多么大的意义。不难了解，国际环境不稳是产生惊慌情绪的根源。这种情绪来自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维护那些一心想散布这种情绪的人的利益。我们决不能闭起眼睛不看形势的全部危险性和悲剧性。通过对国际范围的经济关系的分析，我们应该说，是的，无论在西欧或远东，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是系于一发，因为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趋势使各国帝国主义者必然结成同盟，另一种趋势使一些帝国主义者同另一些帝国主义者对立起来，而这两种趋势本身不管哪一种都没有坚实的基础。是的，日本有100万军队，显然能够占领软弱的俄国，但它现在还不能下决心全面进攻。究竟什么时候进攻，我不知道，谁也不可能知道。

　　现在我们面临着最后通牒式的威胁：要就同协约国作战，要就同德国签订条约，但是这种情况过几天可能改变。这种情况总是有可能改变的，因为美国资产阶级今天同日本勾心斗角，明天就可能同它发生冲突；日本资产阶级明天也可能就同德国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他们的基本利益，就是瓜分地球，就是地主和资本的利益，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保障本民族的尊严和本民族的利益。凡是阅读（我不知道这是由于不幸，还是出于习惯）象社会革命党人出版的那一类报纸的人，都很熟悉这种语言。人们时常向我们谈论民族尊严，但我们有过1914年的经验，十分清楚地知道，有多少帝国主义掠夺行径都假借民族尊严之名。很明显，由于这个关系，远东的局势变得不稳定。我们应该说明这样一点：应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利益的这些矛盾；应该知道，苏维埃共和国正在一周一周、一月一月地不断巩固起来，同时得到世界各国被剥削劳动人民愈来愈多的同情。

　　但同时，要时时刻刻做好准备，要预料到国际政治的变化可能有利于极端主战派的政策。

　　关于德国联盟的情况我们是清楚的。目前德国大多数资产阶级政党都主张遵守布列斯特和约，当然，他们很乐意“改善”和约，从俄国再兼并一些土地。使他们这样看问题的，是他们所说的从德国民族利益即帝国主义利益出发所作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就是这个原因使他们情愿在东线媾和，好腾出手来对付西线，德帝国主义已经多次许下诺言，说西线很快就能获胜，可是每周、每月的情况表明，他们获得的局部胜利愈多，离开完全的胜利就愈远，以至无穷远。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主战派在布列斯特条约方面不止一次地显过身手，这种主战派当然在所有帝国主义大国里都有，他们说：不管后果如何，都必须立刻动用武力。这是极端主战派的论调。他们自从在历史上开始获得一些令人头晕目眩的军事胜利的时候起，就在德国历史上享有盛名了；这些德国极端主战派自从例如1866年战胜奥地利，把这一胜利变成了大失败的时候起，就享有盛名了。这一切冲突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造成了目前这种千钧一发的局势；德国国会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多数，德国的有产阶级，德国的资本家情愿停留在布列斯特条约的基础上，当然，再说一遍，他们决不会拒绝“改善”条约，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我们要时时刻刻作好准备，要预料到政治的变化可能有利于极端主战派。

　　由此可见，国际环境不稳；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使一个政党落入这种或那种境况是多么容易；由此可见，苏维埃政权确定自己的任务需要多么小心谨慎、多么沉着冷静。让俄国的资产阶级慌张地从亲法立场转到亲德立场吧！他们喜欢那样做。他们在某些地方看到，德国的支持是对付夺取土地的庄稼汉、对付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工人的最可靠的保证。他们在过去，在很长时间里，在几年里，一直把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和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本质的人称作卖国贼，现在他们自己打算在几星期之内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从同英国强盗合伙转到同德国强盗合伙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让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去反复折腾吧。这是他们的本性。让他们去散布惊慌情绪吧，因为他们自己就惊慌失措。让他们去反复折腾吧，因为他们不知道别的出路，只能摇来摆去，胡言乱语，不可能考虑到革命一达到巨大的规模，由于革命的深入，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派别划分，并且不断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我们俄国的革命者有幸在20世纪亲身经历两次革命，每次革命都给了我们许多在人民的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经验：怎样准备一次深刻的重大的革命运动；不同的阶级在这运动中有怎样的表现，新兴阶级要通过怎样艰难痛苦的道路，有时得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成熟。

　　请回忆一下，1905年在自发的热潮中建立的苏维埃付出了多少代价，1917年它又重新活动，后来又经受种种苦难，同资产阶级妥协，同嘴上说要保卫革命、高举红旗而在1917年6月犯下滔天罪行的、隐蔽的、最凶恶的工人阶级敌人实行妥协，这当中又付出了多少代价，——现在，当工人阶级中大多数人都已经拥护我们的时候，请回想一下，在伟大的1905年革命以后，我们为了工农阶级的苏维埃的出现付出了多少代价。请记住这一点，请想一想，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发展到了怎样广泛的规模，请想一想，走在社会主义大军的其他部队前面的俄罗斯共和国达到这一步遇到过多少困难。

　　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明智、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他们硬说在一切国家爆发革命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没有料到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要等待劳动者阶级完成国际范围的革命，那就是要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革命的困难是大家都知道的。革命在一个国家虽以辉煌的成就开始，但以后可能要经历痛苦的时期，因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终取得胜利。我们要坚定谨慎，在我们没有得到增援以前，我们应该随机应变，应该退却。不管那些自称是革命者但根本不懂得革命的人怎样嘲笑，采取这一策略是不可避免的。

　　总的形势就谈到这里。下面我想谈一谈，最近究竟什么东西弄得人心惶惶，惊慌失措，使反革命分子又有可能干起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勾当来。

　　我已经说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切国际关系，其外部的法律形式和外壳，一方面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另一方面是规定一个中立国在其他交战国中间所处的地位的公法和惯例，而这一情况形成了我们最近的困难。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自然地导致同芬兰、乌克兰和土耳其缔结全面的和约，可是现在我们同这些国家还在继续作战，这不是我国内部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的出路只能是利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所获得的短暂的喘息时机，关于这种喘息时机，有人讲了许多废话，说不可能获得它，但结果还是获得了，而且两个月来已经带来了结果，大多数俄国士兵都感觉到了，能够回家去看看那里的情况，享用一下革命的果实——土地，看看周围，并为以后忍受新的牺牲汲取了新的力量。

　　很明显，这个短暂的喘息时机看来行将结束，因为芬兰、乌克兰、土耳其的局势却紧张了，我们没有得到全面的和约，而只是推迟了战争还是和平这一尖锐的经济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投入战争，是不是应该不顾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和平愿望，不顾它有充分的决心牺牲所谓的大国地位，即牺牲签订秘密条约的权利，决不在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之流的帮助下向人民隐瞒这些条约，再去签订秘密的掠夺性条约和进行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呢？我们毕竟没有得到全面的和约，只是把战争与和平这个尖锐的问题稍微推迟罢了。

　　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而且你们可以再一次清楚地看到，它最终将如何解决，问题将取决于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间的斗争——美国在远东的冲突和德国英国在西欧的冲突的结果如何。不难了解，这些矛盾由于乌克兰被占领而尖锐化了，可是德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德国的主要主战派，却往往把这一情况描写得非常美妙，非常轻松，而这一情况恰恰给德国的这个极端主战派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它也给欣赏斯科罗帕茨基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希望这种事情也在俄罗斯很容易地发生。这帮先生们想错了，他们的希望只能成为泡影，因为……（热烈鼓掌）因为，我说，连德国最惯于动用武力的主要主战派，这次也没有得到多数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这些帝国主义者看到，征服乌克兰，使整个民族屈服，以及强迫实行骇人听闻的政变，是十分困难的。

　　德国的主要主战派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因为这个极端主战派曾经向本国人民，向工人许下诺言，要在西线取得最大的胜利，因为它面临许多新的难以想象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困难，还要用军事力量去解决起初也认为是十分容易解决的任务，还要同已经签订了和约的乌克兰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去缔结条约。

　　德国的极端主战派以为：只要我们把大军派去就能获得粮食，后来发现，还必须进行国家政变。这在那里很容易地做到了，因为乌克兰的孟什维克很容易就同意了这样做。可是后来发觉，国家政变造成许多新的巨大的困难，因为，要获得粮食和原料，还得步步战斗，没有粮食和原料，德国就无法生存，而要在被占领的国家用武力去夺取，又费力太大，牺牲太重。

　　这就是乌克兰的局势，它肯定使俄国的反革命势力受到了鼓舞。当然，未能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军队的俄国，在这一斗争中过去和现在都不断遭受损失。一次一次的和谈带来了一个又一个苛刻的条件，一笔又一笔明的和暗的赔款。他们究竟想按哪个公告来划定乌克兰的疆域，——这个问题还不清楚。签署过公告的拉达已被废除。起而代之的是地主盖特曼。而在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之下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说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还是同原来一样。目前俄军与德军的局部停战丝毫不能预先决定总的形势。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格鲁吉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高加索孟什维克政府要同我们进行长期的反革命斗争，自称社会民主党人的反革命分子要同我们进行长期斗争。当苏维埃政权和劳动群众不但在全俄罗斯，而且在非俄罗斯边疆地区也取得胜利的时候，当情况已经十分明显，已经确定无疑，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正如顿河哥萨克的反革命代表所承认的）已经不可阻止的时候，当高加索的孟什维克政权——格格奇柯利和饶尔丹尼亚（他们很迟才醒悟过来，并且开始谈论他们是否要和布尔什维克寻求共同语言）的政权开始动荡的时候，当策列铁里在土耳其军队帮助之下出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得到同拉达一样的下场。

　　但是请记住，如果高加索拉达的这帮混蛋能象乌克兰拉达那样得到德国军队的援助，那么显然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会遇到新的困难，就必然会陷入新的战争，就会面临新的危险和新的动荡不定的局势。有人在谈到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及其严重性的时候（确实，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有时比任何明确的局势都更加险恶），说只要公开要求德国人遵守布列斯特条约，就很容易消除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

　　我曾经听到过这些天真的人的讲话，他们自称是左派，其实却反映了我国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注：删节处原记录不清楚。——俄文版编者注］

　　他们忘记了，首先应该获得胜利，然后才能提出某些要求。如果你没有获得胜利，敌人就可以对你的要求迟迟不作答复，甚至根本置之不理。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的规律。

　　你们对这一点不满，那你们就要善于保卫自己的祖国！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工人阶级，为了劳动者，我们有权保卫祖国。

　　我再谈一点，高加索边境局势的动荡不定是由于格格奇柯利政府的不可宽恕的动摇造成的。它起先声明，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后来又宣布独立，可是没有向我们说明究竟包括哪些地区。我们拍出了无数的电报，请他们通知我们，他们要哪些地区。要求独立，这是你们的权利，但是，既然你们谈到独立，就有责任说明你们所代表的是哪些地区。这是一星期以前的事。电报打了不少，可是一个回电都没有。德帝国主义想趁此机会捞一把。德国和附庸国土耳其可以因此得寸进尺，不作任何答复，不予任何理睬，声明说，我们只是拿可以拿到的东西，我们没有破坏布列斯特和约，因为南高加索的军队不承认这个和约，因为高加索独立了。

　　格格奇柯利政府对谁独立呢？它对苏维埃共和国独立，但是对德帝国主义却不怎么独立，而这也是很自然的。

　　同志们，这就是最近的形势，这就是最近各种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这一形势又一次向我们非常清楚地证明，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绝大多数所实行并且在最近几个月中坚持的策略是正确的。

　　我们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我们从这个经验中学会了这样一点：当客观条件许可的时候，当妥协的经验表明，群众已经十分愤慨，只有冲击才能体现这一转变的时候，就应该采取无情攻击的策略。但是，如果客观情况不允许我们号召进行无情的总攻击，那我们必须采取等待的策略，必须慢慢积聚力量。

　　只要不是闭上眼睛，只要不是瞎子，就都能看到，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在重复以前讲过的话，我们一直说，我们没有忘记俄国工人阶级比国际无产阶级的其他队伍要弱一些。使我们这支队伍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其他队伍前面的，是历史形势，是沙皇制度的后果，是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而不是我们的意志，也不是因为我们要这样做，而是形势要求这样做。但是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直到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到来，他们是会来的，而且一定会来，但比我们所期待和希望的要慢得多。如果我们看到，由于客观情况，国际无产阶级来得十分缓慢，那我们的策略仍然应该是等待和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慢慢积蓄力量，在波涛汹涌的帝国主义大海中保持住苏维埃政权这一全世界工人和劳动者所瞩目的孤岛。因此，我们说，如果极端主战派能够随时击败所有其他的帝国主义联盟，建立起新的没有意料到的帝国主义联盟来对付我们，那我们是无论如何也缓和不了这种情况的。如果他们进攻我们（不错，我们现在是护国派），我们就要尽一切努力，发挥外交策略的一切作用，推迟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我们在3月所获得的短暂的、不稳固的喘息时机能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坚信，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站在我们一边，他们知道，他们不仅从这个喘息时机的每月、而且从每周都获得新的力量，他们在巩固苏维埃政权，他们在使它变得牢不可破，他们带来新的精神，他们在被这场艰苦的反动战争搞得疲惫不堪以后，定能坚定不移，决心在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遭受外力侵犯的时候投入最后的斗争。

　　我们从1917年10月25日起就是护国派了，我们赢得了保卫祖国的权利。我们不维护秘密条约，我们废除了它们，并且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些秘密条约，我们保卫祖国使它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犯。我们在保卫祖国，我们一定胜利。我们维护的不是大国地位（俄国遗留下来的除了大俄罗斯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不是民族利益，我们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的利益，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我们是社会主义祖国的护国派。

　　这不是一篇宣言所能做到的，这只有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无情的殊死的斗争才能做到，这种战争已经开始，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胜利。这是一个为席卷帝国主义世界的战争所包围的小岛，但是在这个小岛上我们显示和证明了工人阶级能够做到的一切。现在人人都知道，都承认这一点。我们证明，我们有保卫祖国的权利，我们是护国派，我们在保卫祖国这一点上，是采取四年战争教给我们的那种极其严肃慎重的态度的，凡是看到过士兵和知道士兵在这四年战争中的经历的工人和农民，都会理解这种严肃慎重的态度，对此，只有那些口头上的、而不是真正的革命家才会不理解，才会哭，才会以轻浮的态度加以嘲笑。正因为我们主张保卫祖国，所以我们说：为了防御，需要有坚强的军队和巩固的后方，为了有坚强的军队，首先要坚决地把粮食工作组织好。为此必须使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体现于中央政权，这是第一步，仅仅是第一步，无产阶级专政还应该体现于全俄国，这是第二步，也仅仅是第二步，这一步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我们应该有而且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要使我国每个遥远的角落都感到觉悟工人的坚强的钢铁般的政权的存在，要使任何一个富农、财主和违抗粮食垄断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不能逃脱纪律严明的工人阶级专政者即无产阶级专政者的铁腕的制裁。

　　我们说：我们对保卫祖国是采取谨慎态度的。为了推迟战争，为了延长暂息时间，只要我们的外交能办得到的，我们一定办到，我们向工人和农民保证要为和平采取一切办法。我们一定做到这一点。资产者先生及其应声虫们以为，既然在乌克兰那么容易地就完成了政变，在我们这里也能产生出一些新的斯科罗帕茨基，但是请他们不要忘记，既然德国主战派在乌克兰搞政变都费了那么大的劲，那么在苏维埃俄国就更会遇到强烈的反抗。是的，一切都证实了这一点，苏维埃政权坚持了这一路线，忍受了种种牺牲，来巩固劳动群众在国内的地位。

　　由和约问题、芬兰问题造成的局势可以用几个字来说明，这就是：伊诺炮台和摩尔曼。伊诺炮台是彼得格勒的屏碍，按其地理位置来说属于芬兰的版图。我们社会主义俄国的代表同芬兰的工人政府缔结和约时，承认芬兰有充分的权利享有全部领土，但经两国政府一致同意，伊诺炮台仍留给俄国，正如已经缔结的条约中所说，这是“为了保卫两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共同利益”。所以，我们的军队在芬兰签订了这个和约，签署了这些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芬兰不能不掀起一场骚乱。所以，芬兰反动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要求收回这个要塞。所以，问题一再闹得很尖锐，现在也还是很尖锐。情况真是千钧一发。

　　很明显，摩尔曼问题造成的局势更加尖锐，英国人和法国人觊觎摩尔曼，因为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在同德国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有自己的军事后方，曾花了数千万金钱来修建这个港口。他们对于中立是如此尊重，凡有可乘之机就捞一把。他们进行抢劫的充分理由，就是他们拥有装甲舰，而我们却没有东西来驱逐它。很明显，问题不能不因此而尖锐化。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所造成的外壳，即法律上的表现，要求任何一个交战国的武装力量都不得开进一个中立国的领土，除非是解除武装。然而英国人的武装力量却在摩尔曼登陆，而我们无法也用武力阻止这一行动。结果，人家就向我们提出了近乎最后通牒性质的要求：如果你们不能维护自己的中立，那我们将在你们的领土上作战。

　　但是工农军队已经建立了，它在各县各省把农民团结起来，这些农民回到了从地主手中夺回的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现在有东西要保卫了。这支军队着手建设苏维埃政权，一旦俄国遭到入侵，他们就会打先锋；我们将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奋起迎击敌人。我的报告已经超过时间了，最后我想念一下苏维埃共和国驻柏林大使越飞同志打给我们的电报。这份电报会向你们表明，我在这里关于国际关系讲的话是否正确，你们可以从我们的大使那里得到证实，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电报还能说明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是郑重的政策，——是做好保卫祖国的准备的政策，是坚定的政策，它决不采取任何步骤去帮助西方和东方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极端主战派。这个政策基于郑重的考虑，而不带任何幻想。我们随时遭受武力入侵的可能性始终都存在着，而我们工人农民对自己和全世界说，并且能够证明，我们会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奋起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因此我想，在我讲话的最后可以宣读一下这份电报，它将向我们说明，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在国外为了苏维埃的利益，为了所有苏维埃机关的利益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是以怎样的精神在工作着。

　　“据今天刚接到的无线电报称，德国战俘委员会于5月10日（星期五）出发。德国政府已向我们提出照会，建议设立专门委员会，商讨我国在乌克兰和芬兰的一切财产权问题。我已经同意成立这种委员会，并且已请您派遣适当的军事代表和法学家代表。今天我就德军继续推进的问题发表谈话，要求他们撤出伊诺炮台，并表明俄国人对德国的态度。得到的答复如下：德国最高统帅部宣布，不再继续推进，德国在乌克兰和芬兰的使命已经完成，德国同意促进我们同基辅和赫尔辛福斯的和谈，并就这个问题同上述政府进行接触。在同芬兰进行的和谈中，关于伊诺炮台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根据条约的规定，炮台应当拆毁。德国认为，在划定疆界的时候可以接受我们同红色政府所订的条约，白色政府尚未答复。德国政府正式声明：德国坚决遵守布列斯特条约，愿意同我们保持和平关系，决没有任何侵略计划，也不会向我们发动任何进攻。根据我的要求，德国答应对俄国公民和对其他中立国公民一视同仁。”

载于1920年《第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27—345页

《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