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知乎app作者高天流云

今日，无论是官方、民间，都称中国人为“中华民族”，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尽管近年来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猛然升温，一部分不明真相、对真实历史一知半解的人被某些自媒体带偏，对于清朝的认识相当浅薄和偏颇。

但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概念早已是既成事实，深入人心、无可更改。

本文仅就中华民族和近代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事实作出说明。

本文一部分内容引用自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大学哲学院教授张志强先生的论文——《超越民族主义：“多元一体”的清代中国 ——对“新清史”的回应》。

一、中华民族的由来

1902年，梁启超第一个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一文中，梁启超写到：“吾敢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际）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宣扬的“驱逐鞑虏”，让各边疆民族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非常反感。

比如，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蒙古族学生王宗洛（1891一1968）认为，“现有的中国政治，都是汉民族的驱逐鞑虏（的活动）”，“与蒙古民族没有多大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中明示中外：“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从而宣告了民国对于清代领土的完全继承权。

在此基础上，以袁世凯、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家，首次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概念。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是曰民族之统一”。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主动提出：“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

不过，“五族共和”思想依然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

比如说，“五族”一词，是否能够涵盖民国版图中的所有民族？

作为政治家的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他在致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的信中，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紧接着，在民国初年，又通过立法，确立了边疆地区的法律地位。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明确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其中特别强调了内、外蒙古、青藏高原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由此一来，奠定了当代中国的民族意识和领土基础，造就了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生活的这片国土和这个民族。

这也是后来的抗日战争能够以“持久战”打下去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事实上，孙中山本人对于清帝退位评价极高。

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抵达北京，应邀参加清皇室在那桐府邸举行的欢迎晚宴。

在宴席上，孙中山公开赞扬隆裕：“太后让出政权，以免生民糜烂，实为女中尧舜，民国当然优待条件之酬报，永远履行，与民国相终始”（《1912年9月11日•绍英日记》）。

二、清朝对“天子”制度和“天下政治”的创造性继承

清代最为伟大的贡献就是彻底解决了自秦代以来的北方边患。

让修长城成为历史，让中原文明获得了长时间的安定，农业人口和规模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编纂完成，这是康、雍、乾三世百年来开疆拓土的成果，是中国疆域的最终奠定，也几乎是中国疆域的最大范围。

新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把“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规定为“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

而这个“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其实就是《嘉庆一统志》中的清朝疆域。

1820年代的清朝疆域

十九世纪中叶的欧亚大陆

清朝的疆域何以会如此大？它是如何形成的？

近代以来的中国何以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还能基本保有清朝的疆域？

让我们推演一下这一段尘封的宏大历史。

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收服察哈尔部，得到了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和蒙古守护神及战神嘛哈嘎喇神像。

天聪十年（1636年）初，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在沈阳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选皇太极为蒙古大汗，奉上博格达彻辰汗的尊号。

在收服漠南蒙古之后，皇太极将原来八旗中的蒙古左右翼两旗仿满洲八旗扩大改编为蒙古八旗，成为清的基本军事力量。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筑天坛举行祭天典礼，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此前一年十月改族称诸申（女真）为满洲。

皇太极称帝改元并祭天，意味着他已经不仅仅是满洲的汗，也不仅仅是蒙古的大汗，更是作为“天子”的皇帝，而且是继承了大元皇权的皇帝。

皇太极在国体建设中最具制度创新意义的，就是创立理藩院，以成功的藩部治理，使得清朝得以真正实现“天下一统”。

与古时的羁縻制度完全不同，理藩院的设立创造了一套藩部的治理体制，这在中国史上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

理藩院所治理的“藩部”是清代特有的政治概念，主要是16~17世纪前半期北方相继兴起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

这些政权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基本上都是蒙古——元帝国的政治遗产。

明代东亚各政权与局势图

这些政权看似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但“蒙古的政治”与“西藏的宗教”构成了这些政治实体内部隐秘而深刻的联系。

三、清朝安定蒙藏地区的高超手段

这里面的关键在于：

一方面，西藏向蒙古输出信仰、文化、道德，形成一种佛教政治的意识形态，以此来制约和影响蒙古人的政治；

另一方面，蒙古则为“西藏的宗教”提供保护，作为喇嘛教的护法，蒙古人为西藏提供武力支持。

这实际上正是明中期以来左右各个蒙藏民族政权，甚至是长城外的整个北方世界走向的“政治中枢”。

因此，在北方世界，抓住了喇嘛教和西藏，就控制了蒙古，也就控制了所有的边疆民族政权；

反之，控制了蒙古也就控制了其他政权和社会。

清朝原本处于这一轴心的边缘地带，却准确地把握住这两极枢纽，运用高超政治手段，最终实现了对这片广大地域和不同族群部族的治理。

清朝一方面利用黄教以安定众蒙古，特别是漠南、漠北蒙古。

另一方面则力图控制黄教，切断其与准噶尔蒙古的关系，避免两者相勾结并最终统一蒙古。

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本人就是活佛，并且是五辈达赖喇嘛的弟子，后来还俗成为准噶尔部的首领，但始终保持着与达赖喇嘛的精神和政治联系。

这二者的结合意味着泛蒙古与泛喇嘛教的结合。

噶尔丹并非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但他在担任准噶尔首领之后被达赖喇嘛授予了“博硕克图汗”的称号，这实际上就表明二者结合的图谋。

如果噶尔丹与五世达赖的政治图谋最终成功，那将再次演变为中国历史上不断再现的又一轮南北朝关系。

清准战争的实质正在于此。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长达一百多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解决了准噶尔问题。

这一政治过程的另一个结果正是最终解决了西藏问题。

清朝在西藏实行了藩部体制，建立扎萨克喇嘛旗制、驻藏大臣制度、达赖喇嘛的金瓶掣签制度，实现了对于西藏的政治统合。

随着准噶尔问题的解决，全蒙古都被纳入到了盟旗制度之下，成为典型的藩部。

而且，在所有藩部当中，只有蒙古诸部在拥有部分自治权利之外，还要对清廷尽军事义务。

四、清朝疆域的最终形成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曲折历程，在《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里所描绘的1820年时代，清朝达到了其疆域的最大范围。

包括称为本部的十八省，称为藩部的内外蒙古、青海蒙古、唐努乌梁海、西藏、新疆等广大地区，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西至葱岭巴尔喀什湖，东至黑龙江库页岛。

幅员之广远超明朝，仅次于元朝，实际治理范围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

明末局势

康熙中期局势

雍正初年局势

乾隆中期，清帝国完成了最后的扩张，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面。

把内、外蒙古与中原农耕文明长期稳定地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确实是旷古未有的事业！

这也是中国历史两三千年以来，第一次将农耕、游牧、渔猎等多种经济区域与多种生产生活方式统合在一个政权之内。

从而为最终实现多元区域之间的一体化创造了政治条件——终极的大一统。

五、清朝疆域形成的内在动力

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中国文明扩张的范围基本上走不出雨养农业的自然环境限制，其边界即是雨养农业的边界。

北部半干旱地区即半农半牧地区，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或者说草原集团与中原政权之间拉锯的地区。

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历史上的南北关系，基本上就是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时而贸易、时而征战的关系。

如何消除南北界限，将两大区域纳入于一个统一的政治框架之下，则是制约中国历史的大难题。

真正从政治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的，正是清朝。

自古以来，从西往东、从北到南的游牧民族势力始终威胁着中原政权——从秦汉至晚明。

正是通过清朝的伟力，两千年来作为南北屏障的长城成为历史遗迹。

草原内亚传统与中原文明终于在维持各自的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融合在一个政治框架之下，可以和平相处、顺畅交流。

上图中的“D型区”虽然面积仅两百多万平方公里，但却是自古以来中国的最核心区域。

对古代和现代的中国来说，国防的最优先级目标就是保证“D型区”不受到侵犯，否则这会极大损害我国国力，甚至有亡国的风险。

历史上各个封建王朝，只有清代的疆域彻底形成了对于D型区域的完美保护，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的版图。

六、清朝的治理模式：终极的大一统——“多元一体”

清朝对于中国历史之所以能够作出如此贡献，与其起源地东北的多民族环境有关。

西方拉铁摩尔等学者曾论及起自东北的政权往往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灵活的政治手段。

东北地区的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杂凑，使其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摇篮，塑造了其多元的治理模式、多元的意识形态构造：

以黄教为统合满蒙藏的意识形态；

以朱子理学为汉地十八省和东亚属国的文化象征；

而萨满信仰则仍保留于满洲社会内部，配合国语骑射成为满洲认同的内涵。

清朝皇帝力图将自己化身为转轮圣王、文殊菩萨、蒙古大汗和汉地皇帝等多个身份。

清代在多元治理的前提下，创造出了一种能够同时容纳五大文化板块（游牧、中原、青藏、东北、海洋）的制度模式，贯彻了一种“多元一体”的制度精神。

清朝是中国古来“大一统”传统的继承者，更是其最后乃至最极致的发扬者。

清朝的疆域代表着“大一统”的最终价值，它远远超越了民族主义，无论是汉民族主义，还是满民族主义，这是清代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