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许倬云

朱元璋参加推翻蒙元统治的战争，建立了长期被外族征服以后的中国皇朝。

前面二百余年，宋代两度亡国，宗社覆灭，人民流离 ；蒙元时代，蒙古、色目是征服者，汉人、南人是被征服的亡国奴中国人屈辱苟活，不能不对自己的归属有所认同。

朱元璋全无凭借，在群雄逐鹿之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在北伐时发出的《讨元檄》，他直指华夏与胡虏的差别，以及蒙元统治失当的罪状。

这一文告，毋宁是确认汉人中国的归属。

我们可以说，这一华夏中国的归属感，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天下国家的结束，肯定了汉人民族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北京宫城》图

中国历史传统里，他和汉高祖通常被相提并论，大家也有意无意地将明代与汉代对比。

我们以相似之处而论，新皇朝的建立者，如上所述，都是平民出身，他们继承的前朝也都是以强大君权著称，新皇朝的当权者并没有家世的凭借和背景，所以左派的史学家总是称他们为“农民革命”。

然而，这两个农民出身的皇帝，真正为农民做到的事其实很少，相对而言，他们都是从前朝皇权专政中学了不少，也继承了不少前朝的体制。

不过，秦始皇的专政到了汉代就有所变化，虽然许多官制都是延续秦代的规模，例如郡县制度、文官体系等，可是汉初三代（高帝、吕后、文帝）都是宽大为政，从秦代继承来的专制体系放松了许多。

武帝以后的种种变化，却是着力在如何建立一个上下能够交流的体系上，中央与地方、政治与社会之间，都有信息和权力的平衡。

如我们在汉代那一章所说，中国的皇帝制度在汉代立下了规模，打下了厚实的社会基础。

朱明太祖接替的蒙元则是一个征服朝代。

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如上章所论，乃是建立于暴力的基础上。蒙元各种驻军，包括驻防万户和签军，驻屯在各处，以武力监督汉人。

蒙元的统治阶层，几乎不包括汉人在内，也不在意政权有没有社会基础，因为外来的征服者有自己的老家支撑其统治的暴力，还可以调用别处的军力帮助他们压制汉人。

忽必烈以后，在中国的蒙古皇朝，必须多少考虑到汉人支持的程度，因为他们手上能用的资源，只不过是汉地和“腹里”。

忽必烈以后，蒙元对汉人的压迫是比以前减少，可是汉人并不拥有可以和皇权互相制衡的空间。

朱明新皇朝不是个外来者，应当在这方面有所改变。然而，我们从各方面看，朱明皇权的绝对性，确实和蒙古皇朝相差不远。

相对于前面最后一个汉人皇朝宋代，朱明皇朝的暴力统治可以说完全属于另类。

《出警入跸图》局部

太祖击败群雄，将降伏的武力收编为自己的军队。在正式建国以后，朱明仿照隋唐府兵制，创立了卫所制度。他自己曾经夸称，“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其实，卫所和府兵并不相同，毋宁更像蒙古时代的驻防万户和签军，乃是保障皇权、控制全国的武装力量。卫所分布全国，有一部分是放在国防线上。北方沿着长城一带，沿海的主要口岸，都有卫所驻屯。

这些卫所通常都有自己的屯田区，军人平时耕种，但是也不废训练，一旦有事，中央可以从五都督府派遣将领，领兵出战。平时将归于府，并不直接指挥自己的部队；兵归于屯田的卫所，由卫所的军官负责管理和训练。

除了边防的卫所以外，明代卫所也分布在国内的许多要地，例如沿着运送漕粮的路线，又例如，交通路线上的要地也有卫所存在。

全国的卫所，有的自己拥有耕种的屯田，也有相当部分的卫所，只有服兵役的军人驻扎营中。

他们的家属却是分散于各处，耕种政府分配给他们的田地。这些世袭的军人乃是由政府拨田，维持他们的生活。

他们也不必缴纳一般国民必须负担的税赋，只是，每一家必定要有至少一个男丁和一个副手驻在卫所的营区。全国卫所的分布中，真正在边防线上的和分散各处驻屯的，两者比例在各个时代稍有变化，大致言之，是“内二、外三”的比率。

从这个比率判断，明代的卫所为防备自己的百姓所放下的力量，并不亚于防备外敌的。

朱明恢复封建制度，分封皇子、皇孙于全国各处。最初分封诸王，九位皇子被分封于北边（由西迤东：肃、庆、秦、晋、代、谷、燕、宁、辽），每个皇子拥有自己的“护卫”，其实就具有了数以万计的兵力。

他们的责任是守卫北边，防备蒙古余众的反扑。

然而，在内地，一样也有皇子、皇孙的封国—朱明历代君主的皇子、皇孙都有封地—除了南北两直隶以外，所有的行省，处处都有亲王、郡王的封邑。

在原来的制度下，这些大小封国都有自己的护卫，按照原来的设计，那些内地诸藩一样具有在各地镇压、维护皇权的功能。

可是在燕王夺取政权后，顾忌藩王们可能威胁中央，减少了他们的护卫，他们也不再拥有具有规模的武力。封建制度和卫所设计，可说是朱明皇室以暴力来控制全国的机制。

《出警入跸图》局部

朱明建国以后，至少有两代政府不断迁移人口，迁徙次数有十余次之多。最初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在大乱之后，有些地方人口折损太多，大片田地无人耕种。

政府将人口密度较大地区的百姓，迁往人口稀少的地区，以耕种抛荒的田地。

如此安排，整体言之，一方面安顿了百姓的生计，另一方面，全国的总生产量也因此而提高。明初呈现出的社会安定，固然是大乱之后休养生息的结果使然，也未尝不是因为人口的移动提高了全国经济体的生产力。

人口的移动，在今天各地的传说之中，还留有所谓“大槐树”下集合百姓迁往移民地区的集体记忆。

这种所谓“大槐树”的传说不只限于一处，也并不限于人口繁密的地区。

集体记忆中，移民出发的原居地，南北各地都有，可见这种移动未必完全按照原来设计，是将人口匀散各处，耕种抛荒田地。

举例言之，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传说，乃是将山西的人口移往山东、河北、河南，那些是饱经战祸、人口减少的地方。

《苏三起解》书画

别处“大槐树”下迁移的传说，却并不一定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南京一样有“大槐树”的传说，而他们移往的地区，则是西南的云贵、广西和川、湘边地 ：那是移民到西南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这些西南移民中，一部分是西征大军及其家族，后来则是内地人口迁移到新开发的山地。

可是，山东沿海（例如即墨）也有大移民的传说，据称他们的故乡却是在“小云南”。也许是将云南、蒙古和西域的军户迁移到山东编入当地卫所。

凡此民间传说，反映了全国大规模的移民，东、西、南、北都有移出，也都有移入，而大规模移民的时期，大半是在明初几代。

这些移民大多不是出于自愿，而是政府集中百姓，由官军监押离开故乡，移往新地。

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频繁的大规模、由政府发动的移民活动，并不多见。

大概只有二十世纪后半期，大批移民运动才再次出现。

我们的解读是，这种大规模而又频繁的人口移动，其实是在打散地区性人口的共同体，防止他们结合为社群。潜在的目的，还是为了保障皇权的稳固。

明初的移民，和后来开发西南和沿海山地的移民，许多都是移入本来不能耕种的山区。西南地区的移民潮，更使西南少数民族在汉民族大量移入后逐渐同化。

中国的族群基因增加了许多新的成分。

而且，这些改变引起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变化，全国人口分布重心改变，区域性的人口结构也改变。

明太祖画像

明太祖登基以后屡兴大狱，整批地杀害功臣。

朱明开国的兵将和谋士，冤死者数万，淘汰尽净。燕王即位，是以武力篡夺，成功后也大杀建文朝的文臣武将。

他们父子二人忌刻、嗜杀，都是为了防堵有力者威胁皇权。

制度方面，太祖在大杀功臣后，废除丞相，自己直接主持中央政务。明代文官体系只是皇权的统治工具，没有可以抗衡君权的力量。皇权依仗特务组织和内廷宦官作为爪牙，其势力之大，不是中国历来皇朝可以相比的。

宦官专政在汉、唐都曾有过，但是却并不常见宦官无所不在地监督文官。

明代的宦官在文武单位不仅监督在职的首长，而且可以否决有关官员依法执行的权力。在国家专利的生产单位，例如矿、林、烧瓷、织锦和外贸单位，都由宦官直接管理，文武官员无置喙之余地。

有明一代，宦官假借皇权，以司礼监的名义代表皇帝批核奏章，文官系统无法反抗。

从太祖的时代开始，就有内廷特设的刺探单位，侦查文武百僚的言论和行为—即所谓“锦衣卫”，其权力之大，汉唐皇朝从未有过。

除了“锦衣卫”以外，后来又添设东厂、西厂，也都是代替皇帝监督臣僚和百姓，到后来则是代表了皇权。

这些特务单位拥有独立处理刑案的权力，不受执法单位（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的约束。

如果皇帝自己因为身体和年龄不能亲自执政时，这种特务单位就由宦官指挥，从而更加提高了宦官的权力和气焰。

明太祖憎恨百官贪渎，如有贪污者，处以死刑，剥皮之后，充以稻草作成人形，放置在全国官座旁边，以儆未来。

这种酷刑使百官群僚惴惴不安，甚至到了每当上朝之时就与家人告别的地步。

皇权的行使，更有所谓“廷杖”的暴力方式。群臣奏对，一不合皇帝的意思，就可能当场受刑，甚至立刻被扑杀。

在中国历史上，汉代的中央文官，其高阶者可以和皇帝坐下谈话 ；唐代的朝廷上也有文官的座位 ；即使宋代，宰辅必须站着奏对，君臣之间有一定的互相礼敬。

明代这种皇权不测之威，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廷杖的立威，再加上特务组织和宦官依附在皇权上作威作福。

明代的政府体系面对皇权，完全不能彼此制衡。

电影《锦衣卫》剧照

在中国的皇帝制度里，文官系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自从汉代有了察举制度以后，文官大部分是从儒生中选拔 ；而选拔的过程，经过科举，也还能相当公平。

明太祖建立政权后，立刻恢复文官制度，从民间读书人中挑选了一些有用的人才，来担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务。

政权稳定后，明太祖又恢复了科举，从科举中选拔儒生。

明代科举的问题在于，完全以测验儒家经典的知识作为考试的依据；儒家的学说中，又独尊朱子学。

儒家本身有抗议政权的独立传统，明太祖认为不符合绝对皇权的需求，所以明代的考试删除了儒家学说中一切与政权抗衡的部分，例如《孟子》里面就有一些章节被删除。

这种考试方法的结果，当然是儒生长期接受洗脑教育，

儒家思想沦落为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教条。

一旦考试得中，寒微的书生就可以脱却青衫换紫袍。而且，他们的私人田产就得了豁免租税的优遇。

《观榜图》局部

如前节所说，朝廷对于文官的威权是绝对的，堂堂大吏可以立刻被撤除官职，甚至于当庭廷杖。

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明代的官僚在皇权不测之威下，固然惴惴不安，却又有当官的福利：一旦中举，即可任官受俸，以至退休仍是缙绅，终身享有免税特权。

整个文官系统，无论在职或退休，都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泽及子孙。

一般小户农民也就利用这一漏洞，愿意将财产投靠缙绅，因此明代土地集中的现象非常严重。而且，在社会上平白多出一层类似贵族的特权阶级。

除了南、北直隶外，整个明代全国有五六十个藩国，到明代终了时，宗室的总人口不下四五十万。王府的土地动辄千万亩计，这些土地也是免税的 ；王府的佃户，也不用担任差役。

宦官们没有后裔，可是大多数的宦官也依仗势力据有田产。宦官们贪图近便，其田产大致都在首都附近。这三个特权人群占有的土地，竟在全国可耕地中占相当不小的比例。

以上三群人据有的田地，大致都在肥沃和富有的地区，而相对地，在比较偏僻和贫穷地区的一般平民，却要负担全国财政税收的主要部分。

前面曾经说过，明代初期数度迁移人口，将人口密度大的地区的人户迁往人口密度较小之处。开国三代以后，南方人口的增加已呈现一面倒现象。一国之内，既有贫富之间的纵向分裂，又有南北发展悬殊的横向差距，国家裂解两半，不能说是正常情况。

相对言之，蒙元是征服者，以武力压制中国人，乃是弱肉强食难免的现象。

朱明以驱逐胡人为口号，应以同胞对待中国百姓。可是，太祖杀伐立威，又将专制极权制度化，有明一代始终未曾改革。

更可悲者，满清入主中原，沿袭明代制度，再加上征服王朝的武力镇压，于是中国人生活在专制极权的统治下长达六七个世纪之久。

这一长时期的压迫，斲丧中国人的自由，扭曲中国人的人权，对中国民族性造成的伤害，至深至巨。

来源：许倬云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