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车别——许倬云大师的《朱元璋对中国民族性的伤害,至深至巨》一文中谬误有多少?——兼评鹦鹉式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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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大师的朱元璋一文中谬误有多少?——兼评鹦鹉式史学(一)

有朋友让我看一篇许倬云写的公号文:《朱元璋对中国民族性的伤害,至深至巨》

点进去一看,劈头是一个秃顶长眉、国字脸、鼻若悬胆,嘴唇紧抿、神态威严庄重的老者相片——是许倬云先生的写真照。果然很有大师范。

这位许大师的著作,我没读过,不过他的大名最近在各网站倒不时可以看见。

b站就有他的视频系列“许倬云讲中国通史:五千年大格局”,经常被推在首页。点进去一看,是要卖钱的,“领券立减九十九”之类。这种我自然不会去看,真有心了解,不会自己看书么。不过看点击数量,他这通史生意做得挺不错。

对讲通史的人,我一般是敬而远之。

毕竟以我看明代历史的经验,一个朝代的历史要说清楚都不容易。

杜车别——许倬云大师的《朱元璋对中国民族性的伤害,至深至巨》一文中谬误有多少?——兼评鹦鹉式史学

翻阅过《明史》,算了解明代么?差远了。查阅过《明实录》,算了解明代么?还是差远了。起码各种文集、笔记、地方志都看过一定数量,再有阅读过现代学者关于明代生活、经济、社会变迁各类专著、论文,才算有点皮毛式的了解。

一个具体的事件点上要弄清楚真相,则要穷搜极刮各种史料,耗费大量精力才能有点把握。

除非某人真有常人所难及的洞见天赋,才能在对历史只作浮光掠影的泛览下,就去伪存真,窥破真奥,在一些问题上给人启发。这种情况确实有,但不多。

绝大部分情况,当代人写的通史类著作,包括那些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之类,都属于以其昏昏,使人冥冥。作者自己一脑袋似是而非的浆糊,东拼西凑来的臆断,再把这些浆糊灌输给读者。最大的作用,可能是让人了解在历史领域有哪些泛滥的陈词。对于在胡侃闲聊里显摆知识满足虚荣心的人来说,也不能说完全无用。

(这并不是说专门史著作就一定可靠,相当部分也是各种陈词滥调,但至少含有认真考证辨析过的真知识的概率还高一些。)

有些通史作者也有所谓创见,其依赖基础就是一堆谈不上严格考证,千疮百孔的历史“事实”。这就是臆上加臆,泔水桶里炼金了。

这些通史类书籍,涉及明代的论述,大多错谬百出,惨不忍睹。

具体到许倬云的这篇文章——《朱元璋对中国民族性的伤害,至深至巨》,也是这种情况。

这文里基本上没什么新鲜的东西,许大师把各种丑化抹黑明朝的唾余,搜罗起来,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达了下。其中涉及的事实大量错误,不少属于信口开河的性质。毕竟是大师,写文章任意挥洒,不必引证任何史料,既轻松又通俗,自己省力,同时便于赢得大量受众,真是一举两得。

许大师在开头用黑体标注了一段话

“我们从各方面看,朱明皇权的绝对性,确实和蒙古皇朝相差不远。相对于前面最后一个汉人皇朝宋代,朱明皇朝的暴力统治可以说完全属于另类。”

也不知许大师所谓的各方面,究竟是哪些方面,其所谓的暴力统治究竟是指什么?

若是光从历史事实来看,和宋代比,明代皇帝受约束程度的下限,可能就是宋代皇帝高不可及的天花板了。

宋高宗时期的礼部侍郎黄中说:“今天下财赋半入内帑,有司莫能计其虚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九)。

也就是被搜刮上来民脂民膏,有一半进入皇帝的私库中。这种情形到宋宁宗时期,也没改变,甚至变本加厉。

朱熹说:“凡天下之好名色钱容易取者、多者,皆归于内藏库、封桩库,惟留得名色极不好、极难取者,乃归户部。故户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栲箠得来,所以户部愈见匮乏。”

(朱子全书第18册,第3546页)

容易收取的钱,被南宋皇帝收入内库中;不容易收的,用枷棒栲箠的暴力手段逼勒出来的钱,才归户部。

明代皇帝对比这种情形,只能是自叹不如,望尘莫及了。

万历皇帝一向是被作为明代皇帝的反面典型来批判的。他希望收取矿税,增加国家收入,一开始也希望通过文官系统来进行,结果文官找出各种借口理由抵制,完全不配合。结果只能通过宦官来操作。

按南炳文对《定陵注略》的统计,从万历二十五到万历三十四年收入税银五百八十万两多点。平均每年六十万两银子不到,结果被文官群起围攻,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在文官群体的如林刀笔之下,一个区区矿税就让明朝山崩地裂,暗无天日了。要真有他们说得这么恐怖,对矿冶之利穷搜极刮的汉唐宋支撑不了十年时间就都早亡了。

万历收的矿税,名义上进入内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还是用于国事,赈灾和军费的记录不绝于书。

万历看见宋代皇帝的情形,应该是羡慕死了。在宋代皇帝那里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明代皇帝那里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宋代皇帝每年都在干的事情,明代皇帝哪怕在一小段时期内干出程度不到十分之一来,就会被官员骂成超级昏君。

宋代金银铜铁锡等矿都在政府严密监督管控之下,或政府专营,或二八抽分,官府收税获利是理所当然。在明代则是万历皇帝要求文官去管理各地矿冶并收税,都办不到。派太监去收税,则各种抵制,舆论上污名化。

就征收民财受约束程度而言,明代皇帝的地板,都比宋代皇帝的天花板高,这是半点不夸张的。

把大额民财搜刮进入皇帝内库,这也不是从南宋就开始,而是北宋初期就建立的传统,这一点,朱元璋就直接批判过。

明太祖宝训里有这样的记录:

“洪武十九年八月己酉,太祖览《宋史》,见太宗改封樁库为内藏库,顾谓侍臣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数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在明太祖的观念里,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不是皇帝个人的私产。

宋代皇帝无孔不入的搜刮下,民间普遍贫苦,甚至风调雨顺,收成良好的时期的,都是饥寒满目。

程颐说:“民间空匮,则又甚焉。以万室之邑观之,有厚蓄者百无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统而较之,天下虚竭可知矣。丰年乐岁,饥寒见于道路”。(二程集,第520页)

这是北宋时的情形,南宋时更糟糕。

朱熹说“州县直是视民如禽兽,丰年犹多饥死者!虽百后夔,亦呼召他和气不来!”

丰年多饿死,这就是南宋统治时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形。

这在明代是难以想象的。如果看过一些明代的文集记录,包括晚明来华传教士的记载,即便明末时期,在没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没有战乱的地区,百姓生活都还是相当舒适的。这方面我过去的文章就论述过,可以参看《明代人的吃肉情况和寿命情况》一文(可点击链接查看原文)。

其他朝代,皇帝可以做的事情,在明代属于绝对的禁区。

汉武帝时期搞均输平准、告缗政策。在明代是绝对不行的。

什么是告缗呢?规定商人必须申报个人资产,按资产总额收税。鼓励人告密,如果商人被告发申报资产不实,就没收全部财产,本人充军戍边。这几乎等于直接抢劫掠夺商人资产了。

明代的皇帝能实行这种政策么?想一下都属于大逆不道,如果哪个明代皇帝敢把这样念头说出口来,能直接被官员生吞活剥了。

朱元璋和朱棣从掌握的权力上或许能实行这种政策,但他们的观念却让他们不可能实行这样的政策,反而批评那些多征商税的官员是害民。

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期满了来朝,州官给的考察评价是“能恢办商税”,这里恢办,或是指能把商税征收数额恢复到元代的程度,也可能是严格按照商品数量和税收比例来征收,商品流通得多,征收得也相应多。

朱元璋却批驳说商税收取定额就够了,如果超过定额征收,不就是剥削百姓么?主簿的职务应该是安抚百姓,怎么可以把增办商税当做能力?(明太祖宝训,卷三.任官)

洪武十五年五月,广平府吏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产铁,元代在这里设立官营冶铁提举司, 管辖冶铁炉匠一万五千户,一年收铁百万多斤, 请求恢复设立官营铁冶。朱元璋批驳说,“天下的利益,不在官府,就在民间。民间得到利益,利益的源头才通畅,从而也有益于国家。如果官府专营垄断利益,利益的源头就会堵塞,必定会损害百姓。(原文是“且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

“现在国家也不缺铁。你还要求再增设官营铁冶,难道是要扰害百姓,要强行驱使一万五千人家来炼铁么?”

然后就下令杖责王允道,把他流放到海外。(明太祖宝训,卷四)

洪武二十年正月,有府军前卫老校对朱元璋说河南陕州有银矿,元代一直开采征收,建议也恢复开采,增加国用,又被朱元璋以可能累民害民为理由批驳。(明太祖宝训,卷四)

可以说有明一代,官府尽可能减少管制私人工商业,甚至把多征工商税当成禁忌,是朱元璋就开启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和文官群体又形成共鸣,所以贯彻始终。这是在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出现的现象,成为明代的政治正确,而不是什么官府的无能腐败所致。

这也导致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私人工商业受官府管制程度最小,发展最自由,私人获利最容易,也最繁荣的时期。

这和宋代无孔不入的官营经济和官方管制是鲜明的对照。

这只要略微看一下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和著作,就能了解,这属于经济史最基本的常识。

正如经济史学者在论文中所说:

“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 “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1]

汉代皇帝能做的事情,明代皇帝是不能做的。

同样唐代皇帝能做的,明代皇帝也不能做。

唐代缺少军费了怎么办?直接用暴力抢劫京城市民:

“敕即下,京兆少尹韦祯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搒箠,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 列传第八十五)

抢劫疯狂到能直接逼得人上吊自杀。

你敢想象在明代发生这样的事情么?

明代要是能实行这种政策,崇祯还需要向大臣募捐么?还缺什么军费么?

李自成造谣崇祯内帑几千万两白银,其实大部分是抢劫商人来的,所谓拷掠官员,从《黍离小志》列出有名有姓的记载来看,也没能逼出多少油水。李自成劫掠来的白银,主要是出自商人平民。被传得有鼻有眼的崇祯岳父周奎被搜出几十万两银子云云,真考察史料记载,就发现只是流寇摊派给他的数目,而并不是他真有这些钱,流寇以此为借口把房产田产家财全部抄没而已。

唐代也有类似汉武帝时期的算缗政策,直接按比例掠夺商人资产,“肃宗即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 (《新唐书》卷五十一 食货志一)

这是直接抢劫商人资产的百分之二十了。

在明代是没有哪个皇帝敢这么干的。

崇祯初期有武官提出类似建议,直接被文官弹劾下狱。

所谓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西方也不过就是句骗人的鬼话。但在明代,倒是真成了皇帝和群臣不可侵犯的铁律。哪怕到了战争和天灾爆发,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还迂腐恪守这条规则,直到国家破产而亡。

明代要是能遵循唐宋那种暴力掠夺的模式,崇祯时期根本不至于亡国。

就这个角度而言,许大师所说的“朱明皇朝的暴力统治可以说完全属于另类”,那也确实是另类,这暴力程度低得太过分了,能不另类么?其他朝代财政紧缺,官府直接暴力抢劫商人,抢劫市民,明代却不行。现代西方国家在战时都可以直接无条件征调民间物资了,明代却不行。

朱明皇朝的政府被约束程度,不必和其他古代朝代相比,和近现代西方国家相比,都是“至深至巨”。

说到这里,该怎么形容许大师这类史学家呢?或可以用鹦鹉式史学家来形容。

鹦鹉的表演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主人说一句,鹦鹉原样重复一句。

另一种是主人说某个单词,鹦鹉听到这个单词,就如被扳动机簧一般,立刻吐出相应的一句话。

对鹦鹉来说,它并不会真切深入思考吐出的这些语句是什么含义,只是在话语之间,形成了某种刻板固化的联系。

许大师之类,对历史的论述,也近于此。

看他此文内容,基本上属于提到朱元璋,就条件反射式的联系到维护皇权。

他其实并没思考他嘴巴里的皇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样才算不维护皇权?又有哪些具体的指标可以衡量皇权的大小程度?

这些名词话语本身就成了笼罩主宰他头脑的魔咒。

结论是预定好的,朱元璋做的一切都是为维护皇权的私欲。

所以卫所兵制是维护皇权,移民是维护皇权,杀功臣是维护皇权,废宰相是维护皇权。

总之,明代的皇权空前绝后 ,“文官体系只是皇权的统治工具,没有可以抗衡君权的力量”。

本来话说到这里已经说绝了,不过提到明代,怎么能不提东厂锦衣卫之类呢,于是他还要继续说“皇权依仗特务组织和内廷宦官作为爪牙”。

他大概没动过脑子,如果文官已经是皇权的统治工具,文官本身就是皇权的爪牙了,还需要依仗什么特务组织和内廷宦官?

在文官本身就成为皇帝驯顺奴才的满清,也确实不需要什么宦官和锦衣卫来当爪牙,上至廷臣,下至地方官吏都可以成为比宦官和锦衣卫更卖力更疯狂的特务鹰犬。

明代数百年的历史,过亿人口参与的历史进程,可以被许大师理解成被朱元璋一个人的私欲所支配,

在许大师这种人那里,理解历史全然不需要动脑子,有的只是从一个语词链接到另一个语词的条件反射,以一种刻板的模式把这些语词拼接起来,就成了他对历史的见解,可以充当大师侃侃而谈了。

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的演进,制度的变革,都只是某个皇帝私欲作祟,无数人都只是为满足皇帝的私欲而活动。

以这种态度来看待历史,也可以视为精神惰性,他们懒得再多动一点脑子。

皇权这个名词进入他们的脑子,就和病毒一样,自动扩散蔓延,废止了他们大脑的思考机能,让他们眼睛里再看不到别的东西了,也根本理解不了中国古代所谓皇权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他们看见朱元璋废除宰相,就和机器人一样立刻联系到加强皇权。

他们为什么不动动脑子,多问几个问题?

如果废除宰相能加强皇权,为什么秦始皇不废除宰相?汉武帝不废除宰相?隋炀帝不废除宰相?宋徽宗、宋高宗之类不废除宰相?忽必烈和元代列帝为什么不废除宰相?

是这些人都没朱元璋聪明,还是都没有朱元璋自私?

一提废除宰相,就自动映射到加强皇权,就和一听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宋代重文轻武是为了加强皇权一样,都属于鹦鹉史学的范例。

把古代华夏制度的变革,当成某个统治者自私造就的结果。这都属于丧失了基本的思考机能,把思想泔水当成美味。

要说自私,莫非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那些走马灯式的政权,,后赵、前秦、前燕、后燕、后秦统治者都不自私?所以宁可自己政权昙花一现,也坚决不和朱元璋那样设立维护皇权的制度。这些走马灯式的政权大概是立志以自己的短命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福祉,推动社会的进步?

要说自私,莫非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统治者,都不自私,都有超越时代的反皇权意识?宁可自己国祚短暂,也不设立维护一家皇权的制度,从而维护了百姓的人权自由?而赵宋因为自私才削弱将领兵权,重文轻武?

能这么想的人究竟愚蠢到了何等程度?

偏偏这么想的人,以皇帝私心,维护皇权来解释中国古代制度变革的人充塞天下

在他们的历史观念里,华夏古代的知识分子要么是蠢人,要么是奴才。这个民族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被个别皇帝的私欲熏心所支配,可见这个民族低能到何等程度,劣根深重到何等程度,只配等待西方人启蒙和拯救。

实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本身就是大型的试错试验场,各路人马,各种制度都会在历史舞台上轮番上演,聪明的愚蠢的,自私的高尚的都有机会演出。并不是某个人私欲决定某种制度如何,而是哪种制度更利于文明的发展,民生的安定,才会被保留下来,

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信息传播速度下,采用君主世袭制不是因为哪个人的私欲起了决定作用。

而是当时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有维持较长时期稳定和平的可能性。

某些人莫非梦想在古代实行全民投票选举,他们才心满意足么?

还是梦想在古代建立苏维埃,才算不是为了维护皇权?

对那些处在部落阶段的蛮族社会而言,有可能实行原始军事民主制,这也不过是局限在少部分头目贵族当中,一旦生产力进步,社会形态进化,也无法维持稳定。

君主世袭制是社会自发演化过程,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稳定解。

有些人以为个体的私欲能支配几千年历史进程,如果不是鹦鹉学舌,那也可能是过度自恋的人格投射到历史解读中。

实则个人并没有这样的伟力。

战国时候燕王哙按照自己的高尚理念,搞过禅让,结果却是让燕国陷入战乱,齐国乘机入侵,百姓遭殃。

战国后到工业革命时代之前的中国(没有满清侵略打断,这个工业革命也可以是明代中国首先开启),任何人上位,最后都必然是采用君主制,都必然是要当皇帝。(有些情况下即便没皇帝头衔,实质也一样。)

按某些大师的论史模式,难道今天甲造反当皇帝,明天乙篡权当皇帝,后天丙割据一方当皇帝,才叫做不维护皇权,才对百姓有利?

汉唐宋明的历次制度更替演变,背后不是什么维护皇权,恰恰是维护更持久稳定的和平发展体系,给人民安居乐业、为文明发展创造更持久稳定的大环境。

在华夏自身的发展进程里,不考虑蒙元满清之类民族压迫政权,那些能持久稳定下来的,恰恰是最能代表百姓利益,最能响应时代要求的制度。

赵宋如果不进行加强中央,增强文治,削弱地方,削弱将领兵权的变革,那么不过是给五代十国的乱世增加一代。

朱元璋废除宰相,本质上是极大提高了在朝廷内部出现独裁者的难度。

正如我过去说的那样。

有宰相的时候,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宰相自己专制,二是宰相帮助皇帝专制。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宰相加强了专制独裁,而并非相反!

认为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根本就是大笑话,须知宰相就是皇帝任命,也可以由皇帝直接废除的,这还谈什么分权?如果真到了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的地步,那只能说明这皇帝已经成了傀儡,宰相才是皇帝,只不过没有戴皇帝的名号而已!

相反,在废除宰相,后续帝王进入常态化时期,明代政府是权力分立制衡、舆论高度独立的体系,无论是权臣还是皇帝本人要想当为所欲为的专断者,都难度极大,概率很小。即便后期权力最大的嘉靖皇帝也远不是随心所欲。(有讽刺意味的是,嘉靖正是赋予了严嵩接近宰相的地位,才增强了他的皇权)

真私欲强烈的人,是自己享福,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类似朱元璋这种人,他的制度不仅从客观是削弱皇权,而且从主观动机上,也不是出于私欲,而是真有造福天下的抱负,是把君位视为天下之公器。

这从他屡次的自白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朱元璋说国家仓廪府库里积累的都是民间脂膏,如果以此来拜祭神灵,为皇帝私人利益祈求福祉,难道神灵是可以欺骗的么?只有为国为民祈祷,才可以。(皇明宝训 卷四 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 第8册第39页)

在和唐铎的一次谈话中还说“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则可以保天眷。”(明太祖宝训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未)

这里表达的观念很明显,爱民是天的目标价值,君主则只是工具。是实现爱民这个目标的工具,君主只有履行了爱民安民的职责,才能得到天的眷佑。

而朱元璋理解的天,又不过是民的象征。天是通过民来体现的,“苟荒淫无度,科敛无艺,则民必怀怨,天之视听在民,民怨则天怒矣,天怒人怨岂有不败亡者乎?” (皇明宝训 卷二 警戒 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 第8册第二十五页)

总而言之,在朱元璋的思想观念了,皇位不是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而是履行天意也即民意的一份工作。

朱元璋和朱棣的专断权力,和政府体系无关,和是不是废除宰相无关。他们是第一代或接近第一代的政权开创者,亲自参与军事活动,有强大的军事领导能力,军事控制力,这是他们的权力来源。

朱元璋和朱棣的权力与其说是皇权,不如说是军权,只和他们个人经历和个人能力有关。

而在后续正常和平时期接任的皇帝,仅从制度安排上就不可能拥有这样的专断权力。

许倬云大师只会如同念经一般重复皇权的字眼,把一切都附会到维护皇权。一口断言明代的皇权是历代最大,空前绝后。

既然是所谓历代最大,那总有一些具体的衡量指标吧,否则如何来比较。

可惜他根本没有给出这样的指标,那不如我来帮一下他的忙,分析一下。

不妨把皇权分解成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皇帝满足个人私欲受约束程度,比如宫殿和皇家园林规模,出巡的自由程度、后宫纳妃情形、各地贡品搜刮等物质享受

第二, 皇帝对舆论的操控影响能力

第三, 皇帝对财税、经济生产活动、外交、用人、军事等事务的控制影响力,受制约程度

第四, 皇帝和官员作为整体的朝廷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影响能力

第五, 皇帝和官员彼此之间的尊卑程度,相互牵制和约束程度

许倬云的朱元璋一文错谬驳析(二)——皇子分封和国家专利等

原本想接着写皇权分解成五个方面把明代和其他朝代作一比较、

但一动手就发现这个论题实在太大了,真要详尽论证,恐怕写二十万字都未必够。光是皇帝个人消费比较方面,要论述的东西就太多,对其他朝代的历史也都要熟悉掌握。

所以还是先直接驳斥许倬云文中的错误。至于从五个方面进行皇权大小比较,放在最后做一个简略陈述,这个课题还是让其他精力更旺盛的人完成吧。

接下来逐一分析下许倬云指控朱元璋和明朝的各点。

一、对明初卫所兵制和移民的指责

许倬云说“卫所和府兵不同,……乃是保障皇权,控制全国的武装力量”“明代的卫所为防备自己百姓的力量,并不亚于防备外敌。”

这属欲加之罪,不值得详论

卫所制的利弊是可以探讨的,但许大师离奇的地方是把卫所分布在内地作为朱元璋一条罪状。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究竟哪个朝代是把武装力量全都放在边境,内地不驻扎的?

稍微查一下即可知,唐代府兵照样是分布全国,大量安插在内地。不说古代,现代国家的军队也都大量驻扎在内地,美国国内的军事基地也不少。

至于明初移民,他自己承认元末大量土地抛荒,移民确实提高全国生产力。但预定结论是朱元璋一切行为是为皇权私利。于是关于移民,扯起了一堆含糊不清的地方传说:“凡此民间传说, 反映了全国大规模的移民,东西南北都有移出……”

最后跳到他的结论““这种大规模而又频繁的人口移动,其实是在打散地区性人口的共同体,防止他们结合为社群,潜在的目的,还是为了保障皇权。”

许大师不仅是鹦鹉史学的典范,还是传说史学的翘楚。

这种论证之荒唐,也不必多说。

倘若朱元璋真有他说的动机,应当在皇明祖训里规定,后代每隔三十年都来一次全国人口迁移,否则用这种方式打散共同体云云,不过是无用功。

可以放心,倘若朱元璋不进行任何移民,仍旧会被许大师之流扣上维护皇权私利的罪名。那时候的说辞就是减少人口流动,降低失控风险。或者放任地区差距,分而治之。

二、皇子分封

按许大师的说法,和卫所制一样,是“朱明皇室以暴力控制全国的机制”。

以这种断言模式,秦始皇不搞皇子分封和卫所制,大概就是以天下为公,以和平控制全国了。刘邦分封皇子则是比嬴政更喜欢暴力控制,更自私。

这当然很荒唐。

其实稍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就可以发现围绕着分封与否,中央独大还是地方独立制衡之间存在一个来回摆动试错的过程。

秦废分封,汉初恢复分封。

曹魏苛刻限制近系宗室,西晋又大兴分封。

唐代不分封,但中后期藩镇割据,内战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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