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毛泽东是怎样读书的？

毛泽东是世界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他在读书做学问上也独居慧眼，是一位通晓古今，知识渊博的著名学问家。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即使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中仍手不释卷。他不仅爱读书，而且会读书，读书有法而无定法，因人、因书、因需要、因时间、因地点，灵活选择，从理性思维、科学思维、逻辑思维、缜密研究、反复推敲、去粗取精，由此及彼，读“死”书与读“活”书有机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对进一步增强人们的实践意识和读书求知意识也是十分有益的。

酷爱读书、分秒必争。毛泽东的早年同学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说他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四多”，既说明他从小酷爱读书，又反映他不迷信书本，独立思考。全国解放后，他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其读书学习劲头更足，他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上、饭桌上、茶几上全部是书，他睡的床上除了一个人躺卧的位置外，全部被书占领。他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每次都带一大箱子书，途中尽管列车颠簸震荡，他仍阅读不辍。去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他还看上几句名人诗词，游泳后，又马上捧起书本来读。一部宋代代淳熙著的《昭明文选》，就是他利用零星时间，一点一点读完的。

毛泽东经常看书到很晚，他的保健医生徐涛担心这样长期下去，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劝他多休息，他虽然口头答应得很好，但是实际却适得其反。后来徐涛发现他喜欢聊天，就找机会跟毛泽东到户外散步聊天。有一天，两人出去散步，毛泽东说：“我在湖南师范读书的时候，就喜欢社会科学，但自然科学的书读的少，现在还得补课”。徐涛说“我正好相反，社会科学的书读得太少，现在也得补课”。毛泽东兴致来了：“我们以后多聊点自然科学吧”。后来他问徐涛：“石油怎么开采？怎么炼？有哪些用途？”徐涛回答不上来，就去查书再聊。这样一来，毛泽东不断的向他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徐涛只好一本本阅读。后来，徐涛发现自己读的书，毛泽东也在看，问的问题越来越深，被他问住的时候就更多了。徐涛这时才幡然醒悟，本想劝他少读书，结果倒使他多读书了。

博览群书，广泛阅读。毛泽东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1957年他亲笔写信给秘书林克，要他“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泛阅读”。他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古今中外，各个学科。从政治、历史、文学、哲学、军事到自然科学等等。就哲学来说，不但读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经典宗教、逻辑学、美学等。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直到某些技术书籍，也广泛涉藉。他从《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启发军事斗争的灵感；从《资治通鉴》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到立场、观点和方法。

毛泽东在学习中遇到不懂得问题，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弄明白。在他的藏书室里，各种辞书，地图等工具书相当齐全。他使用最多的是《辞海》《辞源》《中国地图》《世界地图》《中国历史地图》。他对世间万物万事充满了兴趣。他读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基因论》，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物及土壤学原理》等等。这些对人文学者来说都是艰涩难懂的书，而他读来却甘之如饴，并且能把书中的知识融在实践中。

学思结合，反复阅读。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来强调，读书不要盲从，不要迷信书本，要学思结合，紧密联系实际，反复地读，有重点地读，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读。1964年3月，他在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说：“自己是在马背上学习的马列主义”。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4000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通读了。并且有些书不只读过一遍，《共产党宣言》就看了一百多遍；《资治通鉴》读了17遍；《红楼梦》一书就读了10个版本。他不仅要反复阅读书上的内容，同时还要研究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作者生平和写作动机等，以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来品评事件和人物。从中鉴取兴亡之道，总结为政方略，悟出新的思想和观念。

不闭门读书。1917年-1918年，毛泽东先后与萧子升、蔡和森等人利用节假日到长沙宁乡等几县游学，进行社会考察。1925-1927年，他又多次到湖南农村进行调查。在军阀割据中，他认为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几个不管地带”，给中国革命发展留出了空间，并借此谋划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仍然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中找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20世纪70年代初，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彻底打破了原有的世界格局。

“挤”“钻”并举，学用相长 。一提读书，有的同志总是说忙，没有时间读书。毛泽东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挤”，一个是“钻”。如近代学者王国藩所言：首先要一种“昨夜西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超越境界、超越世俗、超越个人得失，有高远的理想目标；其次，要有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坚毅境界，甘于寂寞，苦学勤修。青年时期，他晚上就常在路灯下看书，厕所里看书。解放后仍在饭前、饭后、节假日、路途中读书。1952年，毛泽东去山东视察时，坐在专列上，他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书，直到深夜一点钟。1957年11月，他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典及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整个会议过程十分紧张繁忙，可毛泽东仍挤出时间学习英语。1975年他的眼睛患了白内障，不能看书，他就请人给读书。做完手术后，他视力稍有恢复，又开始每天读书十几个小时，他形象地戏称为“钉子”精神。

毛泽东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提倡甘当小学生，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每次到农村调查，都是满腔热情，手写口问。读书看报遇到不懂的就向人请教。1952年初，他看了地质学家李四光关于石油地质的报告，其中“山字型”构造他不懂，一次会上碰到李四光，他当面请教，并请李四光作了详细解释，从而弄明了“山字形”构造的真正原理。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读书学习上，毛泽东提倡“三复四温”，一步步地学习各个学科的知识。比如，他对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系统研究，从空想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管理体制到分配制度，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不刻板、不教条的学以致用。

毛泽东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他师范毕业后就当教师，后来开办农民夜校，自修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在江西苏区红军大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讲课，在各种会议和场合中作演讲报告，他都能深入浅出、讲的生动活泼。进入中南海后，他又组织身边的警卫人员讲知识，学文化，真正做到“诲人不倦”。

生命不息，读书不止。毛泽东青少年就养成了读书用功，持之以恒的良好习惯。长沙求学时曾写过一副自勉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这幅对联充分体现了他对学“学贵有恒”方法称道。纵观他一生的学习和实践，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到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世界人民敬仰的伟人，这当中值得总结的因素有很多方面，其中有一条是生命不息、读书不止。读书学习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和休息的地方，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他读书时，常常忘记睡觉，忘记吃饭。他曾经多次号召全国党政干部，要养成看书的好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有益活动。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毛泽东读书的一大特点。现在有人专门对他读过的书籍进行整理，从他在湖南一师读过法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中，他的批注多达12000多字。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他留下了27604个字。这些批注，都是他读书心得的真实记录。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心脏、肺、腿部功能下降得都很厉害，走路都需要有人搀扶，但他毅然抽出时间读书。1974年8月，他做了白内障手术，医务人员规定每天只能看15-30分钟的文件和书，他口头虽然答应，但只要书一到手，拿起来就不会轻易放下。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心脏停止跳动前几个小时，他还示意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的著作。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读书不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国人民做出了榜样。他不仅是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也是一位读书学习的伟大楷模。

（王金锋）

延伸阅读：随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历朝编纂的24部史书的总称，全书3213卷，约4000万字，包括从传说的黄帝时代，到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

《二十四史》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内容，是中国最详细、最权威的历史巨著。

毛泽东一生研读《二十四史》，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之余，通读了全书，有些纪传，研读了几遍。

他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还说：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毛泽东读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吸取教训，服务现实。

毛泽东在研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写下大量批注，并在各种场合联系实际，活用《二十四史》的典故。

毛泽东的史论，包括他阅读《二十四史》的圈点、批注内容和阅读《三国志集解》一书的圈点、批注内容；同时包括他在阅读其他古籍中的史论性批语，以及在其著作、书信、讲话、私人谈话中涉及史论的相关内容。

这些史论全面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历代帝王将相、重要历史人物、学术典籍、文学著作等的评论与分析，真知灼见，不胜枚举。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批注和评论以及其他史论，有如下几个明显特点：

一、注重探讨和吸取前人的领导智慧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读史，借鉴古人调查研究的方法。孔子到周公庙去，看到什么都要问个明白，有人嘲笑他什么都不懂，但毛泽东认为这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方式。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裴度是唐宪宗时期有名的大臣，受宪宗之命巡视军队，他在巡视中深入前线了解情况，搜集敌我双方大量信息。

毛泽东在阅读《新唐书》卷173《裴度传》时，批注道：“调查研究，出以亲身。”

明朝的徐霞客从22岁到56岁病逝前，走遍当时中国16个省区，为后来整理成的《徐霞客游记》积累了材料。

北魏的郦道元为前人记述河道水系的地理专著《水经》作注，在各地“访渎搜渠”，考察水道变迁及城邑兴废等地理现象，积累大量素材，注文超过原书文字20倍。

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江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高度赞扬了徐霞客通过考察的方式来否定旧说、得出新论的研究精神。

还说：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也被毛泽东看作是“调查研究”的经典案例。1937年8月，他在其著名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说：《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了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

毛泽东读史，推崇古人运用分析的方法。

十六国时石勒在建立后赵前，利用张宾为其谋士。当时石勒想攻取西晋将军王浚镇守的幽州，因担心刘琨和鲜卑、乌桓在后面袭击而迟迟下不了决心。张宾通过敌我双方将军智勇的对比以及对敌方内部矛盾的细致分析，促使石勒痛下决心一举攻取幽州。

毛泽东读史读到《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相关记述时，批注道：“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汉书》卷69《赵充国传》记述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军与羌族作战，赵充国提出驻边疆军队实行屯田的建议，并具体分析了屯田的12条好处，不屯田的12条坏处。由于分析透彻，逐渐取得了公卿们的赞同和汉宣帝的采纳。毛泽东读到此处批道：“说服力强之效。”

公元901年，后唐梁王朱全忠率军攻击晋阳。面对强敌，唐朝晋王李克用在部下纷纷投降的情况下，冷静分析敌情，派精兵每夜出城袭营掩杀，造成敌营极大恐慌。朱全忠因粮草不济，无奈下令全部撤军。李克用遂派兵追杀，大获全胜。毛泽东读《旧五代史》卷26《唐书·武皇本纪》时批道：“沙陀（代指李克用）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

毛泽东读史，强调遇事听取不同意见。他在不同场合讲述项羽由于不听别人的意见而失败的教训，也高度评价刘邦“从谏如流”的事例。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认为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的原因，一是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二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三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

刘邦的每一步正确决策，都与他善于采纳不同人的意见密切相关。

毛泽东读史，主张在变幻的形势下多谋善断。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

郭嘉是三国时期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彧介绍，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计划。

1959年6月，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说：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毛泽东读史，重视抓主要矛盾，并用疏导的办法解决矛盾。1942年12月，毛泽东与即将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工作的张稼夫谈话，谈到工作方法时说：要提纲挈领，领导要抓大问题；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

“君逸臣劳，古已有之。”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结果什么工作都搞得不太好。

1949年10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

他强调用疏导的办法解决矛盾。关于借鉴外国文化问题，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

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对于如何继承古代文化遗产，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许多青年都不懂什么是牛鬼蛇神，让他们看看也不要紧。拿个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当然很好，但还拿不出来，就让它演吧！对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相信。出一些《草木篇》，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二、特别注重研究战争的原因、谋略及得失

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演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战争。

毛泽东把战争特别是农民战争视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根源，认为战争时期“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他特别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时期是春秋战国之时、三国之时、五代十国之时，以及唐末与明末的军阀混战。

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战例，有刘邦与项羽之争、朱温父子与李克用父子之战、朱元璋与陈友谅之争等。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1938年5月，他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以战略家的眼光分析古今中外战例：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对三国时期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的具体谋略，苏洵《权书·项籍》中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毛泽东在读这一条时，写下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一语否定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思路。

公元382年秦晋淝水之战，秦王苻坚率大军进攻东晋，最终失败。欧阳修《为君难论》评论失败原因在于听信一人之言，毛泽东读到此处时写下批语：“错在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止，未必不可为。”

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军北上讨伐契丹，相继攻克涿州、寰州，节节胜利。契丹不战，却在沿途布下伏兵。此时宋军粮草不足，继续急进，契丹在歧沟关两路钳击，大败曹彬率领的东线宋军；之后契丹又集中十万兵力攻寰州，大败杨业统领的西路宋军。毛泽东读《宋史·太宗本记》时批注到：“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对于后来的宋辽作战的评述，1965年8月10日，毛泽东在听取罗瑞卿汇报国防备战方法后的谈话中总结道：就是要诱敌深入。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就打败仗……宋朝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经过苦战灭亡了北汉、占领了太原之后，接着就同辽国打仗，深入到现在的北京附近，被敌人一个反击，打得大败，皇帝几个月不知下落。以后宋朝同外国作战，就是把敌人挡住，不敢让敌人深入。

三、不迷信权威、大人物，强调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毛泽东读史，比较鲜明的特点是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地评价古人。不因权威就崇拜，不因小人物就蔑视，有时甚至相反。对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贤和偶像的孔子及其门徒，一方面给予尊重，一方面也颇多微词。

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中说：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关羽在中国民间也有神圣一样的地位，但缺点也很明显，毛泽东评价起来不留情面。

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与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白宗善等谈话中说道：“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麦城失败。”

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

1942年4月下旬，毛泽东约见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时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还认为“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

毛泽东在阅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发现历史的重要角色往往是小人物的年轻人，像甘罗、荀灌娘、王勃、王弼、贾谊、李贺、夏完淳等。

1958年5月，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自古以来，发明家都是年轻人，卑贱者，被压迫者，文化缺少者，学问不行。”

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对于这些人，他在批注和评论二十四史时都给予了很多笔墨和同情。

四、不囿于前人固有的结论，善于提出自己的观点

世人对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王莽、朱元璋等人的评价比较偏于反面，毛泽东则提出迥异的观点，认为“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后来吴王把他说得很坏。”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毛泽东还讲道：说秦始皇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太武断了。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要翻；王莽并不是怎么了不得的一个坏人；可不要看不起老粗，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秦桧因杀害岳飞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的奸臣，对于此人，毛泽东晚年在与芦荻的谈话中说道：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人物之外，对于学术文化，毛泽东也有许多个人的见解。对唐代的古文运动，苏轼评价其代表人物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对此，毛泽东不以为然。

他在与芦荻谈魏晋南北朝史时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

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其实，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我再送给那时两个字，叫“文昌”。

还有，毛泽东指出，有些小说“是光写黑暗的……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批注和评论以及其他史论，是以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的目光去评说历史，探讨历史上各个朝代兴衰的原因，总结历史上重大政治谋略的得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囿于前人固有的结论，善于从浩瀚史料的分析研究中得出自己的观点，思人所不敢思，道人所不能及。

他的批注及评论，是一代伟人留给后人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毛泽东读史心得，了解其评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汲取智慧的营养，对历史研究本身、对党和国家事业，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