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全家福

2009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李先念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更加缅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新中国诞生和发展建立的丰功伟绩。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一向低调的李先念儿女开始走进公众视线，通过各种纪念活动缅怀他们的父亲。李先念共有四个子女，三女一男，长女李劲是和前妻尚小平所生。1949年，李先念和林佳楣结婚后，育有三个孩子，分别是二女儿李紫阳、儿子李平和小女儿李小林。四兄妹全是共产党员。

笔者有幸走访了李先念的三个孩子，听他们讲述父亲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人生印记。

李紫阳：父亲耿耿于怀的两件事

李紫阳（第一排左二）

在解放军305医院狭小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李紫阳。李紫阳现任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李大姐热情、爽朗，长相酷似父亲。她为我们讲述了许多关于李先念鲜为人知的经历。

1909年6月23日，农历端午节，李先念出生在湖北省大别山区黄安（今红安）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由于母亲没有奶水，李先念是和自己的外甥一起吃大姐的奶水活下来的。

李紫阳说：“由于贫穷，李家一年大约只有三个月有点粮食吃，其余月份就要以挖野菜来糊口。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很有见识的祖父李成元硬是要全家人勒紧裤带，供父亲读了两年私塾。”在私塾里，李先念读书很刻苦，算盘也打得最快。1921年辍学后，年仅12岁的李先念开始拜师学木匠。3年后，他独自一人来到汉口当学徒。

“汉口的球场街有一家棺材铺，父亲就是在那里做活，接触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深切体会到了他们的疾苦。”李紫阳说。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入武昌城。17岁的李先念再也呆不住了，决定重返老家闹革命。在家乡，李先念读到了《湘江评论》、《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开始明白更多的革命道理。由于识文断字，又有阶级觉悟，李先念很快就担任了高桥区委农协执委和工会主席。1927年秋，李先念领导贫苦农民举行黄麻起义，一举夺下了黄安、麻城两座县城，成立了鄂东农民军。这一年，李先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留了60年的两块银元

李紫阳说，战争年代，父亲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但直到晚年，他还有两件事耿耿于怀：

1932年6月，蒋介石集中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苏区。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错误，红四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一天，已是师政委的李先念正在河口与敌人激战，他的母亲突然出现在战场上。听说儿子要转移，小脚母亲跑了几十里路，一定要看看小儿子。“父亲年轻气盛，担心祖母的安全，他说‘子弹不长眼，您怎么跑到战场上来了？’便匆匆话别。可是万万没想到，就此一别，父亲此生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母亲。”

那场战斗结束后，李先念发现自己的大衣口袋里有两块银元，是母亲偷偷留下的。在当年，一块银元便可以买一担米，约一百六十斤。这两块银元，可能是母亲的全部积蓄，她跑了几十里山路，就是为了送给即将远征的儿子。后来，李先念一直将两块银元带在身边。李紫阳说：“整整60年后，父亲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最想念的还是祖母。他经常会念叨，‘我晚上做梦，又梦见妈妈了......’”

另一件让李先念始终不能忘怀的，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战斗经历。1936年11月11日，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立，李先念为军政委员。他们按照中央指示开辟河西走廊。1937年春，李先念在倪家营子进行保卫战，50多天部队损失惨重，红30军打得只剩3000多人。随后，西路军在石窝山总部最后一次开会，决定将现有兵力分成三个支队，徐向前、陈昌浩回陕北汇报，李先念指挥全军，由他率左支队，王树声率右支队，打游击。

石窝山分兵后，李先念带着一部分部队杀出一条血路，上了祈连山。翻越祈连山时，整整43天，冰天雪地，没吃没喝。李先念自己不骑马，把马给小战士驮枪。4月底，李先念终于在新疆星星峡与陈云、滕代远的部队会合。当时，站在李先念身后的西路军将士只有600余人。据记载：西路军在开辟河西走廊时，一万多人战死，九千多人被俘，五千多人被杀，四千多人流落民间，六百人到了新疆，几百人回到延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路军的失败被视为没有克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结果。

李紫阳说：“西路军对父亲来说是难忘的，他临终前说：‘我最后再要求国家为我花一笔钱，把我的骨灰分三处洒到大别山、大巴山和祈连山，不这样，我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

李先念去世后，遗体火化时，竟然发现了一片隐藏在他身体内达60多年的弹片。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把他所有的遗物都交给了国家和纪念馆，只有这个见证了丈夫戎马生涯的弹片，她舍不得捐出去。这一遗物，也成了父亲留给子女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不允许子女经商

在孩子们眼里，李先念是一个严肃而宽容的父亲。

李紫阳略带遗憾地说：“小时候，我们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们都是解放后出生的，都很小。‘文革’时，我才上初三，妹妹才小学毕业。那时父亲主管经济工作，他每天早晨五六点就到办公室上班了。我们起床见不到他，晚上放学他也很少在家，有时候我们都休息了，父亲还没回家。”

尽管没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李先念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严格，他甚至规定了许多不准，比如不准孩子穿背心、拖鞋上桌吃饭等等。

李劲是家中长女，一直在外地工作。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她都“隐姓埋名”，从不向任何人谈及自己的家庭背景，独立地生活。李先念心里非常挂念这个女儿，李劲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他都要让秘书悄悄地去调查。每次秘书回来都告诉他，李劲很低调，没有人知道她是李先念的女儿。听到此，李先念总是沉默良久，说：“这个女儿有志气啊！”李紫阳对姐姐也很佩服，她说：“姐姐一直跟随姐夫在深圳创业，姐姐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工作，他们很低调，谁都不知道她跟我们有关系。”

1954年，李先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从此他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人们称他为“大管家”。但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对自己的孩子却有着明确的交代——不允许经商赚钱。

李紫阳感慨地说：“有人说，你父亲管着经济，你干什么都可以，做几笔生意就能发财了。可爸爸从来不让我们经商下海。他一再讲，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要珍惜。我觉得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教育，所以我们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经商下海的。”

李先念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简朴，他办公室里的家具都是老旧的，有的还是他从湖北带到北京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家的人口增加，开支也增大，林佳楣感到经济有点紧张，光靠她和李先念的工资明显不够。于是，她要求三个子女每月各交150元的生活费贴补家用，这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晚年，李先念长期在北京医院住院，孩子们为了给他增加营养，经常到人民大会堂的餐厅去打一份25元钱的汤。李先念知道后，一再叮嘱说，“别去打汤了，太贵”。

李紫阳坦言，“文革”前她对父亲很不了解，但是父亲去世后，她更多地了解了父亲。她说：“父亲做了很多工作，却从不拉自己的小圈子，始终很低调，这一点非常可贵。”

李小林：“保密”也是重要家规

李小林（右二）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左一）

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大院里，笔者见到了李小林。李小林现为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1975年从武汉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一直在这里工作。

说起父亲，李小林充满敬意：“我觉得爸爸属于那种办事非常认真，非常敬业，非常顾全大局，而且是个非常宽容的人。”她一连用了四个“非常”。“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听父亲抱怨过任何事，国事，家事，什么事情都自己去消化。”

“爸爸党性极强。从来不在家里议论他认为不应该说的事儿。他有一句名言，‘最好的保密，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一旦知道了，就很难保守秘密。所以我们家里从不议论中央的会议呀，人事呀，内幕情况呀，包括我妈妈在内都不知道，这是我们一贯的家风。”

李小林童年时，梦想当一位白衣天使。李先念发现小女儿性格外向，更适合和人打交道。在父亲的支持下，李小林选择了外语专业。李小林说：“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格，他对外人都比对我们宽容。他要求我们做普通人的工作，不能当官，不能赚钱。我跟他讲，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一辈子绑在你这个战车上，我们总得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就不同意。他说，你不要惹事，把工作搞好就行了。不需要当官，不需要赚钱，更不需要出名。”

对于小女儿李小林，李先念曾经有过一个很经典的评价。一次，李先念在接见美国亨利·路斯基金会会长时，外宾问他，你是怎么培养这个女儿的？李先念说：“我这个女儿从来不听我的话，她的成长完全是她独立的。”李小林笑着说：“这句话，我觉得挺能概括我的。我完全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正确的我就听，不正确的我就不听。但我从不当面顶撞他。”

上世纪80年代初，李小林想到美国学习，但父亲不同意，“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还没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去美国，双方都有一种神秘感，像我们这样的，他根本不放心。但我坚决要走，好在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给了我百分之百的支持。父亲后来没办法了，才放我走的。”

李小林在美国学的是美国历史、亚美移民史。三年的课程，她用了一年零九个月，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回了国。“我连暑假都没有休息，学的很苦。”李先念时刻牵挂着远在美国苦读的女儿，他给女儿写信，反复叮咛：“儿不嫌母丑，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国。”他给女儿题字：“祖国虽穷，但她是你的母亲。”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李先念就让秘书带着李小林上大街，去看北京的变化。晚上，他不让女儿倒时差，一定要她去看电影《火烧圆明园》，而且自己还要陪着看。李小林说：“我当时太困了，可是爸爸说不能推后，一定要今天晚上看，我觉得他是对我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他觉得不管你在哪里读书，你首先不能忘记祖国。”

采访结束时，回顾父亲的一生，李小林伤感地说：“爸爸走了17年了，可我感觉他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办公室如旧。他的卧室如旧。他的音容笑貌如旧。他的爱如旧……”

李平：父亲一生忠诚

李平（左二）

听李先念家里人讲，李平无论形象还是性格，都和父亲像极了。李平16岁参军，1970年入党，现为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少将军衔。

“我这个人比较传统、保守，一直很反感那种夸父、夸官、夸自己的行为，太虚了。这一点恰恰是我和父亲在一起屈指可数的日子里，他留给我的。”

李平认为“父亲是父亲，李平是李平”，他说：“父亲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经历的风风雨雨，从来不跟我们讲。这无形中给我们一种影响，你做的都是应该做的，有什么显摆的呢。”

作为军人，李平说他对父亲的评价，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忠诚。

李先念一生颇为传奇，战争年代他身经百战，九死一生；解放后，更是几经风雨，多次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李平感慨地说：“父亲的思想基础和根源就是忠诚，有了忠诚两个字，才能无私无畏，什么都不怕。命都交给党了，交给人民了，那点委屈算什么？冤枉算什么？吃点亏算什么？”

李平回忆，父亲去世前不久还对他说，当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肃反，李先念的亲哥哥被当作坏人拉出去枪毙。“当时拉他的时候，他对爸爸使劲地挤眼，意思是让爸爸不要和他相认，以免受牵连。”父亲的讲述，让李平感到了战争年代斗争的残酷，同时，也更让他感受到父亲内心深处的坚强。

谈到父亲对自己的教诲，李平也用了两个字，那就是做个“好人”。李平说，父亲一直把“好人”作为评判一个人的特殊标准，并且把这个特殊标准用在了自己的家里，用它来衡量孩子们的行为。“父亲去世前不久，还一再告诫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好人。”

可能因为李平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李先念对儿子的要求极为严格。在李平的印象中，父亲始终是个“严父”，“爸爸眼一瞪，嗯一声，谁敢动啊。”一次，李平发烧无法上班，因为怕被父亲批评，竟然躲在自己房间里不敢出来，连中午饭都没吃，直到大家晚上回来，他才敢露面。

李平感叹父亲的严格，“他‘严’到什么程度呢？我1977年至1985年一直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到军事科学院时是正连职，离开时是正营职，8年只提了两级。调到北京军区后，父亲专门派秘书到军事科学院去调查我，问我被调走的原因是什么，看是不是没本事干不下去了，是不是在那里惹祸了。”

晚年，李先念喜欢和家人在一起打麻将，有时老人家还会搞点小动作，偷张牌藏起来，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但李平不行，一定要老人家交出牌来，大家开玩笑说“这都是你教育的结果。”

和中国传统的家庭一样，李先念很喜欢小孙子。李平说：“我儿子出生时，父亲正在打麻将，但心不在焉呀，一直想着医院的消息，打得很臭。后来一听说生了，他把麻将一推，也不打了，说：‘好了，好了，我有孙子了’。第二天，见到那帮朋友，薄一波、宋任穷等，他到处说‘我有孙子了’。”李平说，这一次他突然感受到了深沉的父爱，“其实我们在爸爸心中还是很重的，虽然平时你没事，正常工作生活的时候，他不怎么理你，不怎么流露，甚至有时几天也不说话，但他的爱埋藏得很深，很爱我们。”

李平眼睛有些湿润。他说：“父亲是忠诚一生。和他比，也许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只有一个字就是‘孝’。我对得起父亲。我想要做个‘孝子’，并不是说仅仅供养父母，让他们衣食无忧，而是要心甘情愿继承老人的事业，精忠报国，为民服务。”

来源：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