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之后，中国始终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错误坚持者，有“公私劳资一律平等”的调和主义方法——这些得到了毛泽东迅速、及时的纠正。

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热衷于小农经济、反对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路线，毛主席仍然敏锐、迅速的加以纠正。

三大改造基本胜利之后，又存在过于等级化、指令化的压制群众建设热情的资产阶级错误作风，主席坚决反对并加以纠正。

五十年代末，盲动主义对我党进行大规模反攻，“浮夸风”、“共产风”、绝对的平均主义、取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些问题阻挠着总路线的进行、公社化的实施，毛泽东敏锐的发现这些问题，并最早纠正这些问题。后来，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对集体化改造农村根本路线的小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又有反扑，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迅速纠正。

面对资产阶级残余势力的多次反扑、面对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残余的广泛存在、面对数千年封建社会小生产者的浓厚残余、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空前大的困难和空前严重的障碍，主席开辟了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道路，展开了和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数千年私有制带来的一切腐朽产物最彻底的决战。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和腐化变质路线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贯穿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主席和资产阶级错误路线针锋相对的斗争，展现了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守、对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的坚持，也展现了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导师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空前严重的困难、空前巨大的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浓重残余的疯狂反扑而进行最彻底最坚决的决战的大无畏精神。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一切反帝反封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这里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主席明确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主席说：“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之后，主席科学判断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胜利。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也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由于利益冲突进行着长期斗争，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内部的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有着不同的阶级利益，从而展现了逐渐明显的阶级斗争。主席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

但是，很多被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所影响的人，犯了倾向于资产阶级的路线错误，不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想“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于是，为了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主席批评说：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也有的人背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坚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等对待”、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经济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等对待”，而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坚持社会主义的优先和对资本主义的限制、改造。这种问题也得到了主席迅速的批评和纠正。主席批评说：“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主席非常严肃的指出：“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被主席批评的那位同志也反省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主席的正确批评。

农业合作化时期，社会更是有阻碍农业合作化路线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错误倾向，这种倾向的坚持者阻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渴望实行小农经济。主席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路线做了极其坚决的斗争。主席说：“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主席指出：“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不废除放任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经营的小农经济，就无法有效的集中我国的农村资金支援工业生产。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劳动产生的农业资金当然无法去集中起来、支援扩大工业化的生产，农村也会因为无法集中资金进行工业化生产而逐渐拉大和城市的差距。所以，主席特别指出：“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而且，集体化的农村才是重工业产品的大市场。农村没有集体化、农村的资金无法集中，就难以购买大中型工业设备。所以，主席深刻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面对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理解的一些人，主席坚决批评说：“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和党在长时期中提倡的政策，差不多根本不理，似乎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不晓得什么道理。比如互助合作运动这件事，多少年以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延安，在那一个根据地都搞过，却等于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一九五一年冬季中央就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也是没有看见。”（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同时，主席坚持对这种干部也进行批评教育改造，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态度。

综上可见，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主席坚决和一切资产阶级错误思想路线进行了一系列坚决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方向，坚决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公私劳资一律平等“的错误思想、反对阻碍农村合作化的错误行为，坚定不移、百折不挠、毫不退缩的坚持着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在和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同时，毛主席兼顾和高岗、饶漱石为代表的分裂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路线作斗争。这一时期，无论是对右倾错误思想还是对宗派主义的斗争，毛主席都是完全正确、公正无瑕的。如果有人质疑主席的正确斗争成果，不是总路线问题，更不是主席斗争方法有问题，而是质疑者自身问题。

二、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之后毛泽东和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坚决斗争

1956年三大改造以后，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打击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思想残余、打击官气、打击资产阶级性质的过于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主席当时提出的主要论点，实际上是在打击资产阶级特权思想，打击资产阶级性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破除迷信。而且，当时群众自发的建设热情很高，是应该鼓励支持的。主席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人民都振奋起来了,我们要适应这种情况,我相信也能够适应这种情况。人是在环境中生活的,现在这个环境很有利于我们进步。”（《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8年，六十五岁。）

当时尊重群众自发的建设热情、调动群众积极性，和主席打击官僚主义的战略有很大关系。主席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 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 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8年，六十五岁。）

坚决打击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官僚主义错误作风之后，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又对主席和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扑。一线的很多具体工作者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甚至要实行”公社的军事化管理“、取消商品生产、取消货币关系、取消家庭、取消价值规律。退居二线的毛主席迅速发现了一线经济工作者的盲动主义的严重错误，先后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上海会议、庐山会议，迅速及时的纠正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主席看的很清楚，虽然小资狂热性存在，但是并不多，因为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反对合作化、反对集体化、渴望复辟小农经济的。

河南的省委书记吴芝圃提出十年建成共产主义，中央的两名领导同志提出向共产主义“穷过渡”。这些都让退居二线的主席忍无可忍。主席严厉批评了头脑发热的吴芝圃，并反对另外两位领导同志的“穷过渡”。当然，每一位和毛主席浴血奋战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值得尊重，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战友，笔者在这里并没有诋毁他们的意思。

李慎明的文章《正确认识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和伟大成就——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中的一段话对这件事的描述比我写的更好，我在这里呈现出来：

————引用始

第五，关于“穷过渡”，即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11月4日，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说上午议了文件题目，一个叫“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时间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七年。毛泽东说:“你现在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里头有共产主义因素，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吴芝圃说:“不过这个文件主要的目标是十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说:“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你加‘准备’两个字，准备过渡，机动一点。”陶鲁笳说:“现在有些公社一九六二年就要过渡。”毛泽东说:“人们的想法是一件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件事。”11月9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又指出:“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内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有一些想法，请大家斟酌斟酌。第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现在我们乡级以上的各级干部就是要过渡得快，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总的是讲，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后进。如果我们实际上进了，还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我们是有缺点的，北戴河会议中说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搞成全民所有制。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这里，彭真插话说:“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刘少奇说:“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再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毛泽东明确表示:“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刘少奇说:“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彭真说:“搞慢了不利。”毛泽东不赞成:“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笔者十分敬重少奇和彭真同志，也曾直接接触过彭真同志。彭真理论功底十分深厚，党性原则十分强，对毛泽东十分敬重。笔者的老领导王震曾几次对笔者说:“彭真同志对主席极其崇敬，感情极深。尽管彭真同志受了那么大委屈，但据我所知，他重新出来工作后，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谈话中，从来没有对主席说过半个不字。”笔者在引用《毛泽东年谱》所述上述史实时就照录下来，并未为尊者讳。

————引用终

在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判了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行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席更是严厉批判了小资产阶级“左”倾盲动主义的“一平二调”、否定价值规律的行为。主席说：“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面对小资产阶级“左”倾盲动主义对总路线实行的阻挠、面对小资产阶级“左”倾盲动主义对公社化的歪曲，主席坚决抵抗。保持着理性、冷静的毛主席指出：“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毛泽东：《党内通信》）

基本取得了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胜利之后，动摇社会主义集体社、有坚持小农路线倾向和分裂主义、宗派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又对打击资产阶级官僚主义思想的路线、社会主义集体公社化路线进行了反击。为了维护党内团结、维护乡村集体公社基本路线，主席对小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主席指出：“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找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毛泽东：《十年总结》）

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主席坚决、迅速、及时的和“左”倾空想主义、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主席统筹兼顾的斗争实践，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捍卫了“打击资产阶级特权思想、打击小资产阶级的富农路线、调动群众积极性、广泛开展乡村集体公社建设”的总路线。我们必须承认，反“左”防右，主席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有人质疑主席反“左”防右、统筹兼顾的正确战略，只能证明质疑者本身的错误。

三、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困难的条件和最彻底的决战

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古老的大国，其现代化程度远远落后于脱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这一人口最多、农民小生产者为主要规模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封建主义旧习惯势力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小生产和西化吸引力远远大于相对发达国家的古老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遇到的困难、阻力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空前巨大、空前困难的。毛主席面对的困难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所遇到的抵制、反扑也空前的迅猛、剧烈，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彻底性也前所未有。主席说：“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毛泽东：《矛盾论》）

有的人认为应该强调无产阶级自身基础薄弱的问题，其实这就是旧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残余对无产阶级自身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而已。读懂主席的《矛盾论》就会理解。主席在《矛盾论》明确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矛盾论》）

武装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及和平改造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旧社会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上层建筑的残余仍然存在，例如封建社会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权思想，以及资本主义性质的“人性自私论”、私有制优越性论、“物质刺激”论……都说可以腐蚀社会主义社会的腐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着深刻的内部矛盾。其中，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属于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所以，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过，一旦忽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也会使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所以，主席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即使在中国这一古老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条件空前困难，毛主席也领导中国人民迎难而上、披荆斩棘、同甘共苦的克服了资产阶级腐朽势力带来的重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成功建立了消灭一切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建立了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国防设备体系，使中国拥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并对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私有制带来的一切腐朽力量进行了最彻底的决战。

毛主席之所以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领袖，正是因为他开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防修反修的道路，领导了人类历史上最彻底、最全面的和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带来私有制带来的一切腐朽产物的决战。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空前困难的条件、空前巨大的阻力。为了解决全新的空前困难的问题，所以必须开辟全新的道路！主席和资产阶级错误路线针锋相对的斗争，展现了进行最彻底最坚决的决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

这里还要说的是：一个路线或者这个路线执行方法的正确与否，和这个路线执行期间对人物定性的正确与否，是不同的。王明错误路线确立的时候，罗章龙犯了分裂主义的错误，照样要被组织开除党籍。王明路线被否定以后，照样不会因为王明路线的错误而否定王明路线时期对罗章龙的正确的组织处理——因为这两件事没有丝毫关系！同样，防修反修的路线本身是正确的，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数十年的实践证明完全必要的。防修反修过程中对一部分人物的定性正确与否，无法用来否定正确的防修反修路线本身——因为二者没有丝毫关系！例如主席亲自决定给贺龙、罗瑞卿、杨勇等领导同志平反是正确的，不等于主席预防党的变质的路线错了。

所以我想说，如果有洋奴渣滓造谣，说什么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变化就是因为防修反修的路线或者路线执行的方法存在问题，我只能说这是胡扯、放屁！王明路线还是错的呢，但是否定王明路线也无法给罗章龙板上钉钉的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实事翻案！路线或者路线执行过程中的正误和组织上对违纪行为的处理有个屁的关系！何况防修反修的路线是对的！胡乱制造联系来诋毁毛主席的洋奴渣滓，滚蛋去吧！

毛主席吸取了前人大量经验教训，带着中国人民独闯新路，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并把他创新出来的理论变成了现实，还取得了辉煌成就，让一个古老的数千年的农业国实现了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国防设备体系的建立，使一个脱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用二十多年就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还首次探索出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正确道路，首次开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防修反修的道路，这难道不是前无古人的开天辟地的伟业吗？当然是！

李慎明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那篇史料丰富、内容翔实的雄文中说：“新中国经济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宏伟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是要彻底掀翻人类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领导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总结为十方面：相当于打赢了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捍卫了我国主权和神圣领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两弹一星一潜艇”等；自力更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本基础设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人均预期寿命迅速提升；努力争取开放，进口外国技术，吸收外国资本；从横向比较看经济快速发展；排除种种干扰重返联合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必须正确对待新中国前27年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失误。毛泽东对其中存在的偏差乃至错误察觉最早，不仅纠正态度坚决，而且甚为苦口婆心。他对新中国前27年经济建设中所犯错误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并在后来实际工作中一直避免重犯。把相关失误都堆放到毛泽东一人头上，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的27年历史，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伟大且无比辉煌的，人们应当始终铭记并正确认识。”（李慎明：《正确认识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和伟大成就——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这段话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去世以后，一些渣滓、败类（主要是学术界里汪洋大海一般的有“叫兽”、“副叫兽”、“盐鸠牲”称号的垃圾知识分子）极端热衷于对毛主席进行抹黑或者进行各种数落。这类渣滓不顾当时旧习惯势力、旧社会势力前所未有的巨大，不顾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面临的条件前所未有的困难，就诋毁毛主席、污蔑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无与伦比、前无古人、迄今为止后无来者的最伟大而辉煌的历程。它们不过是蚍蜉撼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