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毛主席面临的困难是迄今为止最大的。

中国的工人阶级基础远远薄弱于欧洲国家、农民小生产者的数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中国共产党要面对和克服的小生产者习惯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正如1945年历史决议所言：“‘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王明路线，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带来危害极严重的错误路线，其理论依据是共产国际的大量指示，其社会根源则是中国存在的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数量都要多的小生产。

克服这一错误路线，是世界社会主义路线斗争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复杂、最困难、最艰巨的一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正是掌握了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的毛主席。就凭毛主席解决了这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复杂、最困难、最艰巨的路线斗争问题，称他为掌握路线斗争艺术最为纯熟的斗争艺术第一人，毫不为过。

第一步，据理力争，争取王稼祥、张闻天，说服周恩来，孤立博古、李德

宁都会议上，毛主席被彻底剥夺了一切军事指挥参与权。从此，执行王明路线的“左”倾中央，把中国革命逐渐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宁都会议以后的毛主席的性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保留了他曾经的用兵如神、精谋善战，又锻炼出了更炉火纯青的党内斗争艺术，开展了循序渐进的说服其他同志、以结束“左”倾路线的努力。

毛主席首先争取的领导同志是王稼祥和张闻天。这两位同志从“左”倾路线的一边脱离出来，为纠正“左”倾路线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早在宁都会议之前，王稼祥同志就力挺毛主席的军事路线，但是张闻天就慢了一些。对于张闻天，毛主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长征途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或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秦邦宪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秦邦宪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4年，四十一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毛主席以事实为依据，说服了王、张二位同志，成功迈出了纠“左”这一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之后，毛主席循序渐进的进行了之后的工作。“尔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4年，四十一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这样，从王张到周朱，毛主席以事实为依据，和他们进行了耐心的沟通、交流，终于团结了多数，孤立了博古、李德、凯丰为代表的少数顽固力量。

第二步，循序渐进，先解决军事问题，保证党内稳定，后解决政治问题

取得了党内大多数同志支持之后，毛主席做出了极其关键的决策——先纠正军事路线问题，暂时不要动政治路线问题。这一决策是高明的、深远的、符合实际的。

当时大多数同志主要还是认可毛主席的军事路线，而不是政治路线。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王明政治路线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毛主席看得很清楚——如果这时非要把政治路线也否定，很容易导致更长时间的分歧争论，根本不适合脱离极端紧张的、空前危险的战争环境的实际需要。在遵义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长篇发言。”（《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主席只动军事路线、暂时不动政治路线，这一决定无疑是实事求是的。如果动了政治路线，当时势必会引起大量争端、分歧，势必难以适应极端紧张的战争环境。

正是因为暂时不动政治路线，正是因为团结了大多数，“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不得不说，毛主席是最高瞻远瞩的。红军后来成功四渡赤水、成功粉碎张国焘路线，都和毛主席当时不动政治路线、成功团结大多数关系很大。当时毛主席如果不像这样把全党基本拧成一股绳、而非要集中于对政治路线的纠结的话，一定会耽搁太多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的战略时间用于政治路线争论，这样就不可能顺利的推行他的军事路线，也不可能顺利的带领大家先跳出蒋介石的包围圈、后粉碎张国焘的阴谋。后来时机成熟的时候，主席则指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0年，四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看看，这就是毛主席对斗争尺度的精准拿捏！

作为实事求是第一人，毛主席最懂什么是真正的原则。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们往往会把各种问题例如理论认识问题都吹成所谓的“原则问题”，从而四面出击、脱离实际，并把实事求是的斗争策略污蔑为“右倾”。这类人恰恰是最缺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精神、最缺毛主席那样炉火纯青的斗争策略。

第三步，推荐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为争取国际承认和党内团结、稳定全党这些长远问题考虑

毛主席并没有在遵义会议直接当选党的总负责。他很清楚，他的路线还被共产国际定义为“错误路线”，遵义会议以后的领导结构变更也没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为了保证共产国际的信任，为了循序渐进的、更扎实而有策略的结束错误路线，毛主席决定请更被共产国际所信任的张闻天先做一段时间党的总负责人。

于是，在鸡鸣三省村，毛主席“同周恩来谈张闻天提出的变换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说:“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这一招，体现了他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张闻天更得共产国际信任，共产国际当时在党内的影响力还很大。主席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团结全党，有利于中央内部拧成一股绳。

主席的这一招，又是高瞻远瞩的。正是因为主席团结了大多数，使大多数更加容易接受他的军事意见。任志刚的分析认为：“一个可能是毛泽东不希望全党有政变夺权的感觉，较少的变动可以安定人心，会让大敌当前的红军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另外可能是一个策略，这一点随后将证明十分高明。”（《为什么是毛泽东》：《遵义会议:选择决定命运》）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而后来张国焘四面出击、急于要权、把大多数推向了对立面，这就体现了他远不如毛主席成熟老练。“但张国焘注定成不了大气候，他将矛头对准了所有人，这样不光是得罪了毛泽东，也把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时候就能看出，毛泽东并没有成为总书记，也没有成为名义上军事最高负责人，这一步骤就体现出了巨大的智慧。”（《为什么是毛泽东》：《遵义会议:选择决定命运》）

正是这样，主席带领我们顺利突破了蒋匪军的封锁包围、顺利克服了张国焘路线，并顺利使中共领导集体的变更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

第四步，请王稼祥赴苏联，有理、有利、有节的说服共产国际，进一步孤立错误路线坚持者

为了进一步孤立王明为首的错误路线的顽固执行者们，毛主席决定请赴苏联养病的王稼祥借此时机说服共产国际。

毛主席结束王明路线，像剥洋葱一样，用了八套组合拳，在“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定下结论”的时候也用了六步。第一步，毛主席争取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第二步，毛主席说服了周恩来、朱德等人；第三步，孤立顽固派博古、李德；第四步，继续争取多数，争取共产国际支持，从而进一步孤立顽固派；第五步，全面整风；第六步，定下决议。这部分讲的就是毛主席“剥洋葱”的第四步。

在莫斯科，王稼祥澄清事实、据理力争，成功说服了共产国际。于是，1938年9月，“王稼祥在十四日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女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8年，四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对进一步孤立王明路线的顽固执行者们起了重大作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共产国际是坚决支持王明路线的，毛主席、王稼祥同志决定说服季米特洛夫、斯大林，是展现了巨大的勇气和担当精神的。共产国际最终被说服，主要是毛主席路线的正确、王稼祥据理力争的成功。如果我们讲的没道理、做的不对，人家也是不可能愿意支持我们的。

把握住这次重大胜利，毛主席进一步指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8年，四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对王明路线是个不小的打击。

第五步，大力推动正确方针政策的贯彻，充分暴露错误路线坚持者

随着形势的变化，毛主席纠正王明路线的条件越来越成熟。

1940年5月，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五四指示”，指出：“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矛头直指第二次王明路线及其顽固执行者们。

“五四指示”发出以后，谁执行王明路线、谁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更加泾渭分明了。而执行王明路线、违反中央命令的项英等人，则搞得新四军损失惨重，给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危害。所以，毛主席指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1年，四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此，以这样铁的事实为依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充分占据了政治主动地位，全面清算两次王明路线的整风运动也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进行了。所以，“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传》第26章：《整风运动(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开门见山、充分暴露是非、以事实为依据掌握主动——这真的是毛主席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还要注意的是，共产国际、苏联在抗战时期也是经常支持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共产国际解散后，改任联共(布)国际宣传部主任的季米特洛夫还曾说：“我认为，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结果进行了一场反对他们的运动，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一部分党的干部滋长了对苏联不友好的情绪，这也使我不安”（《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第60-61页。）这也是“国际朋友”支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铁证。

第六步，号召全党开展调查研究，从思想上纠正主观主义，重点反对教条主义，兼顾反对经验主义

由于两次王明路线给全党带来了一系列损失，毛主席进一步深刻指出了他们这些主观主义者严重脱离实际的问题，教导大家实事求是。

1941年5月，主席讲：“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就是的面日漆里一团。在这种态度下，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改造我们的学习》）之后，在《整顿党的作风》，主席创造性的指出——中共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以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以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其中，重点就是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

为了纠正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号召大家联系实际，毛主席号召大家进行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主席坚持统筹兼顾，不仅反对教条主义，而且反对经验主义。主席讲：“另一方面，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整顿党的作风》）

这就充分展现了毛主席会统筹兼顾、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会“弹钢琴”，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斗争艺术！

第七步，以大量理论和历史文件为学习资料，以真实资料为依据，实事求是的总结经验教训

结束错误路线、开展整风，就要以事实为依据、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于是，1941年9月8日，毛主席出席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政治局学习小组，除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着重研究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一段，由王稼祥任副组长，负责组织这一研究。会议还决定:组织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何凯丰、冯文彬分别任正副书记;组织大学管理委员会由何凯丰、邓发、李维汉等九人组成;马列研究院改名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1年，四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为了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1941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内重要秘密文件汇集《六大以来》正式印制。编入的文件，起自一九二八年七月，迄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共五百余件。这是整风运动中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主要材料。”（《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1年，四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毛主席号召下，大家对照着历史文件、分析并总结着经验教训，逐步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彻底否定王明路线的整风实践。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同时，毛主席强调——必须深刻分析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分析原因、弄清历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过分攻击个人。主席讲：“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学习和时局》）

无疑，主席的办法最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也最可以说服人、团结大多数。

第八步，全面清算错误路线、确定正确路线，形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历史决议，兼顾党内团结

用“历史决议”这种方式，全面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毛主席的一大发明。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全面清算了错误路线，兼顾了党内团结；定下了正确的结论，巩固了路线斗争的果实；留下了经验教训总结手册，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资料。不得不说，这是毛主席对党的经验教训系统、具体总结方法以及对党的建设学说的原创性贡献。我这里主要讲决议在兼顾党内团结方面的正确性以及在巩固路线斗争成果上的伟大意义。

在兼顾党内团结方面，毛主席亲自写到：“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毛泽东传》第27章：《整风运动(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如胡乔木所说：“整风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方针整个地体现在历史问题决议中。整风运动在这方面有许多生动的事实，但形成文字，成文的，是在历中问题决议中。历中问题决议特别写了两大段话，一方面是要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另一方面是讲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批评他们的错误的时候，首先申明他们作的哪些工作是正确的。这表明党创造了一个新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有世界意义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十、关于历史问题决议和七大》）

正是由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决议结束了错误路线、团结了同志、定下了铁的结论，也极大的巩固了路线斗争成果。“《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经历了几年的整风，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毛泽东传》第27章：《整风运动(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从1935年到1945年，毛主席用了十年的时间，用了六个“剥洋葱”的步骤和八套组合拳，终于解决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困难而复杂的一次路线斗争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毛主席充分发挥了他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斗争艺术。

从这次路线斗争来看，我们称毛主席为最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最会掌握斗争艺术的路线斗争第一人，毫不为过！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没有任何其他一次路线斗争有毛主席结束王明路线的这次斗争面对的条件更困难、形势更复杂，也没有任何一次斗争的艺术性能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这次路线斗争相媲美！

来源：毛著和毛时代史Maoism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