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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人家

　　2004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江泽民来到人民大会堂，在热烈的掌声中用还能隐约辨出的扬州口音向大家致谢。此前一个月，他刚刚度过自己的78岁生日。9月的北京秋意渐浓，千里外垂柳婆娑的扬州城，以故乡的姿态默默遥望。

　　1926年，灾难深重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时期。那一年8月，江泽民生于江苏扬州田家巷一个书香满室的人家。5个子女中他排行第三，其名“泽民”取孔子“惠泽苍生”之意。

　　江家在当地受人尊敬。祖父江石溪精通中医并热心国事，曾谱歌痛斥袁世凯对日签订“二十一条”。1933年祖父去世时，江泽民只有7岁，但祖父秉持一生的知识分子气质和情怀，影响了整个家庭。

扬州瘦西湖

　　中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在江泽民幼年时期就已开始。自识字起，父亲江世俊就要求他每天背诵一篇中国古典文学文章，还要练习书法。

　　江泽民的音乐天分，在他进入扬州东关中心小学时显露出来。他一生钟爱西方古典音乐，曾说，如果中国人一点不知道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不是好事情。

　　若干年后，作为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给外界留下了倜傥多才的印象。2003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大学回答学生提问时说：江主席多才多艺在各国元首中间早已传为佳话，不仅能娴熟地驾驭俄文，还能够用英语和意大利语唱歌。相比之下，我的造诣远远不如。

　　江泽民13岁那年，被过继给六叔江上清。这位曾在皖东北和淮北领导一支地方抗日武装的中共党员，1939年在一次战斗中捐躯。养父对江泽民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求学两地

　　相对于革命而言，江泽民在年少时显然更偏重科学。他的理科成绩非常好。1943年夏天，17岁的江泽民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工科机电系读书。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两年后日本投降，1945年深秋，南京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的重庆、上海校园正式合并，新校区设在上海的徐家汇地区，就是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江泽民从南京来到上海，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业。

　　江泽民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在上海交大，他并没有被全新的环境压抑个性。学习之余，他仍表现出对文艺的强烈偏好，还挤时间看了美国电影《乱世佳人》和《魂断蓝桥》。

　　1946年，党在上海设立第一个办事处后仅一个月，江泽民经同学、地下党员王嘉猷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那时他刚刚20岁。当时参加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青年，还有18岁的钱其琛和21岁的乔石。

　　入党后，江泽民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同学回忆，他在活动中表现了自己特殊的才华，“当时人称江泽民是‘指挥家’，因为人们常常看到他在钢琴上敲打，俯身二胡拉唱，或者为抗议人群的高歌猛进做即兴指挥。”

　　1947年初，上海交大师生发动的护校运动，成为全国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运动的高潮的前奏。运动后，江泽民奉命掩护几位暴露了身份的地下工作者。

江泽民毕业照，摄于1947年

　　由于家学深厚，江泽民爱好十分广博，因此在大学得“江博士”雅号。在毕业纪念册上，同学们留言：博士自幼即聪慧异常，在校成绩，每列前茅，尤长数学，为全级冠，遇友热心诚恳，处事迅速果断，恃相对论，每辩必胜，创三曲线，得博士衔；平昔爱好运动，长单杠，善短跑，近则喜赋词弹曲，俨然“江大爷”矣。

　　江泽民的语言功底也应是在交大打下的。资料显示，他能够运用英文、俄文、罗马尼亚文，还粗通德语和日语。凭其娴熟的英语，江泽民日后留给人们的印象还包括，会见外宾时，他常用外语表达观点，他向美国听众背诵林肯的演讲，他是马克·吐温小说的爱好者，他能熟练背诵《哈姆雷特》中的片段和雪莱的《西风颂》诗句。

　　美国侨报曾经评论：从来没有一位中国元首如此精通外语。江泽民在主政年代里，频频展开大国外交，用英文、俄文、日文熟练地与西方政治家们交谈，鼎力推动新大国政治。

　　为政起步

　　上海解放后，江泽民凭借其名校习得的工程学技术，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

　　1949年底，江泽民和恋人王冶坪结婚。王冶坪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性格内向，为人低调。媒体报道，“他们之间从小就产生了一份纯洁的感情”。

　　江泽民在上海制皂厂的出色表现，深得制皂厂上级、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36岁的汪道涵器重。1952年，汪道涵赴北京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时，江泽民调任一机部所属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气专业科科长。

　　1955年，江泽民前往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学习。这是江泽民第一次走出国门，那一年他29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1952年，长子江绵恒出生，两年后，又有了二子江绵康。

　　一年后回国的江泽民被调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先后任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曾经和江泽民共事过的朱槐之回忆，“他从不拖泥带水，每次都是十分果断地处理问题，而且工作上一丝不苟，很有魄力，在职工中威信很高。我46岁才结婚，业余很清闲，就经常到江泽民家坐坐，他和家里人都很热情、随和。”

1957年5月，江泽民（中）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在一起

　　6年长春岁月后，江泽民从1962年至1980年的18年，都是在一机部度过的。他历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

　　“文革”风暴最疾之时，江泽民在武汉度过。幸运的是，他没有受到太多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

1964年6月，江泽民同志（二排右一）在法国艾克斯莱班出席国际电工委员会会议期间同与会代表合影。

武汉岁月给江泽民留下了深深印记。他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深情回忆，“每天傍晚5点多，我都一个人到东湖游泳，我的游泳水平是在东湖练出来的。”

　　1980年，江泽民离开武汉回到京城。之后5年，他不断被委以重任。

1980年10月，江泽民率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组织的世界自由贸易区（爱尔兰香农开发区）参观活动。

　　作为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他参与了经济特区的建设。面对当时深圳的一片荒野，他明确提出：“经济特区各项建设的起点要高，不要沿袭传统体制。”

　　1982年后，江泽民出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1985年，江泽民再赴上海，出任上海市市长。这是其政治生涯中的浓重一笔。

1984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全国电子新产品展览会上，试用国际长途电话向远方的工作人员问候。

　　执政上海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刚刚任职一个月的芮杏文。中央决定调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据说，除了党内元老的慧眼力荐外，另外一个原因是考虑到江泽民本人在上海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工业管理的在行。

　　上海工作期间，江泽民带给上海的最大改变，莫过于解决这个巨大城市落后的市政建设和住房问题。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制订通过国际融资方式改造市政设施的方案，筹集30多亿美元兴建地铁、南浦大桥、河流污水治理、飞机场扩建和新增程控电话等重大工程项目。

1985年，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

　　一位美国CNN记者回忆，他第一次采访江泽民是在1980年代，当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解决1000万市民的住房问题。1987年，江泽民向来上海视察的中央领导汇报工作时，心情沉重地说，“当我们在车站上、车厢里看到拥挤不堪的人群时，当我们看到孩子们在简陋甚至危险的教室里上课，数万名幼儿入托困难使年轻父母愁云不展时，当我们了解到全市有两万名职工上下班路上要花费4小时以上的时间，当一场暴雨使11万户居民家中进水时，心里就感到深深的不安。”

1988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庆贺老科学家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年座谈会上讲话。新华社发

　　上海市民至今记忆深刻的画面是，1988年8月，当时已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市长朱镕基一道，冒着酷暑为上海河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奠基。

　　不到一年，江泽民就被中央紧急调回北京。在1989年6月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11月，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亲切握手。

　　离开了上海的江泽民，把这片与他有深厚渊源的土地留给了继任者朱镕基管理，而自己去迎接时代赋予他的更为巨大的挑战。（上述文字作者赵凌）

主持中央工作

十三年魅力外交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那也是一个糟糕的时代。”这句话用来形容1989年到2002年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似乎也是恰当的。

　　冷战的消融、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威望的提升、和平与发展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无论哪个因素或许都预示了中国外交将大有作为。

1990年7月25日，江泽民同志与藏族群众共庆望果节。

　　然而，八九风波后的阴霾、苏联解体后的动荡、中国驻南使馆遇袭、中美撞机……无论哪一件也都足以让最高明的外交家辗转反侧，夙夜难眠。

　　江泽民成为历任中国国家元首中外交出使最频繁的一位，这或许就是原因之一。在他主政的13年中，他年均出访国家6个以上，足迹遍及世界。

　　这样的忙碌中，中国的建交国从137上升到165个。面对一超多强这一中国、甚至世界前所未遇之国际格局，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应对之策是：伙伴关系与多边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