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上） 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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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上） 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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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三十八岁

1月1日　和朱德在宁都南林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决定以全力消灭谭道源师，强调“此次战争关系全局，各官兵不惜任何牺牲，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并且指出：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人的无线电机不准破坏，还应收集无线电台机务员、话务员等。

1月2日　获悉谭道源师主力向东韶逃跑，和朱德在宁都小布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于三日早晨追击东韶之敌，然后次第消灭国民党军许克祥、毛炳文[1]两师。

1月3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在东韶追上谭道源师，一举消灭其半个师，俘官兵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二千多支，机关枪四十余挺，迫击炮四门，子弹十三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随后，各路国民党军纷纷撤退。至此，红一方面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五天内两战皆捷，共歼敌一万五千人，缴枪一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同日　晚上，在东韶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针对一些指挥员提出“明天去打洛口”的请求，及时教育红军指战员克服因胜利而产生的骄傲轻敌情绪，指出敌军在洛口集中了两个半师，不宜轻易去追击，明天不能去打洛口。他还说：我们打了两个胜仗，有些同志以为自己像天兵天将一样，这不好，不能骄傲。

1月4日　和朱德率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总司令部人员返回小布，途中接见第一次反“围剿”中被解放的无线电台人员，欢迎他们参加红军，为建立红军电台而努力工作。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于一月中旬初步组建起来。

1月5日　和朱德在小布召集总司令部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讨论下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决定将红一方面军部署在乐安、宜黄、南丰、广昌、宁都、于都、石城、瑞金一带，分兵以发动群众，摧毁地主武装“土围子”，打土豪，分田地，加强赤卫队，扩大红军，筹集资财，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做好准备。

1月7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未出席这次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绍禹（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

1月10日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项英，同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会合。他向毛泽东、朱德等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苏区和红军领导的指示。

1月15日　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决定，项英在小布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随即发布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未到职），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委员，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时宣布，建立由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取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1月16日　得知国民党“围剿”军有以南丰、乐安、永丰、吉水、吉安、泰和、兴国一带成弧形线围堵红军之势，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分散筹款的命令。十八日，获悉国民党军准备放弃南丰、乐安，待熊式辉师、郝梦龄师到后才前进等情况，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移师建宁、南丰、广昌一带继续筹款的命令，并要求部队对于白色区域的群众工作，只搞打土豪、发放没收的衣服粮食、建立赤色游击队、扩大红军等，而对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只作为暂时的宣传口号。

1月28日　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抽调青年学无线电的命令，指出“要看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要扩充无线电队的组织，各部即选送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学习。

2月上旬　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抵达南昌，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开始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2月7日　在小布出席“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纪念大会，并讲话。

2月10日　参加红军第一期无线电台训练班的开学典礼，在讲话中要求学员学好本领，为战胜敌人服务。

2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区中央局的组织调整，决定在周恩来到职前，由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以上四人组织常委）、朱德、顾作霖以及苏区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

2月16日　农历除夕，参加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举行的聚餐，向总部的工作人员和警卫连同志祝酒讲话。随后，和朱德等到附近各连队看望指战员，勉励大家发扬勇敢战斗精神，争取更大胜利。

2月17日　农历正月初一，在小布军民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春大会上讲话，说：我们红军四万，只用五天时间就打败十万敌军的大“围剿”，这是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这个胜利，是红军的胜利，是苏区人民积极支持红军、保卫苏区的胜利！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积极整训部队，扩大根据地，大搞生产运动，发展苏区经济，以对付敌军的下一次“围剿”。

同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的通令》，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内设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暂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的任务。

2月20日　在小布的赤坎村后山，冒雨指挥军民进行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使军民树立常备不懈观念，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2月21日　获悉何应钦到江西后国民党军仍未移动，和朱德在小布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提出“我们为要一面诱敌轻进、努力加紧筹足两个月的给养，一面乘此期中以便迅速歼灭进犯之敌转移形势”，规定将主力部队自二十二日起向东移动。

2月下旬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组织印发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关于争取第二次大战胜利的宣传大纲》，其中指出了争取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有利条件。

2月27日　在黄陂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二月八日发出的《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2]通告的精神，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并转省苏诸同志，其中关于民权革命中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指出：“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们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省苏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良田地，或经营畜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田耕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租完多少，以两边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

3月2日　中共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指出：“国民党军阀最主要的是进攻江西苏区与打击红军一、三集团军”。“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若遇环境不利，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的撤退（基本军，师，团），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

3月4日　根据国民党军仍在准备进攻的情况，同朱德在黄陂发布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决定各部在地方工作延长十天，以筹足款项。

3月7日　红一方面军发布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歼灭敌人的通令，对地方武装详细而具体地提出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捉敌、疲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和十种办法。

3月8日　在黄陂红一方面军总部召开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大会上讲话，号召广大劳动妇女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和劳动生产，支援革命战争，打破敌人“围剿”，争取广大群众和妇女自身的解放。

3月12日　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关于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叙述了举办《时事简报》的意义、《时事简报》的内容和它的编写方法。小册子中说：“《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也不是完全不发议论，要在消息中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但不可发得太多，一条新闻中插上三句议论就觉得太多了。插议论要插得有劲，疲沓疲沓的不插还好些。不要条条都插议论。许多新闻意义已明显，一看就明白，如插议论，就像画蛇添足。只有那些意义不明显的新闻，要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但严禁扯谎”。“《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时事简报》是极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十四日，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在红色区域普遍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指出：“《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

3月17日　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的训令。这个训令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前后的缺点，要求吸取过去的教训，更好地准备第二次反“围剿”，并对“鼓动”、“会议”、“训练”和“给养”等四个方面作出了部署。

3月18日—21日　在黄陂出席由项英主持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来信的决议，以及反对李立三路线和所谓的调和路线等问题。会议没有认真组织讨论如何对付敌军新的“围剿”问题。

3月20日　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准备工作》的通令。通令提出“争取二次胜利的中心意义在于转变敌我形势”，指出：“自从军阀战争暂时停顿、敌人向革命进攻以来，敌人是一种攻势，我们在大体上说始终是一种守势”，“因此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成为二次战争的中心任务”。“要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给第二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通令还强调，只有把敌人的攻势变成守势，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才能彻底解决苏区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才能使红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精练，才能给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

3月23日　依据国民党“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为集中兵力及早完成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同朱德在黄陂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与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并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中央苏区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

3月下旬　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青塘。

3月　中共中央致信各苏区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3]，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各苏区给中央的报告同时也送他们。

春　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第二次反“围剿”之前，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4月1日　蒋介石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从江西的吉安到福建的建宁东西长八百里战线上，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

4月2日　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发出《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通知指出：“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现在两种表格[4]，我们如能照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填写起来，是能解决我们许多问题的，特别是现在分配土地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为使调查材料真实正确，“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第三，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政治部负责任的同志，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详细向执行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清楚。”“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通知还规定了阶级和阶层划分的原则标准：“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那些原是雇农，中间（未革命前）已经租得土地耕种的人还是列入贫农。那些全家不耕田，专靠独立劳动（做裁缝、木匠等）谋生活的才叫独立劳动者。半耕半做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自由职业者与流氓的分别，是在自由职业者谋相当正业（如医生、教员等），流氓无一定职业，生活行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坏的事多。”

4月上旬　中共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宁都青塘（叶剑英、欧阳钦同时到达），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毛泽东向中央代表团详细汇报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过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情况。

4月中旬　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肃反问题的政策。会议着重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怎样打以及留在中央苏区打还是退出中央苏区打的问题。大多数人根据中央三月来信关于“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的指示，认为敌军包围严密、敌我力量对比相差太远，主张分兵退敌，还提出退出中央苏区。毛泽东提出留在中央苏区打，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团结破敌，不同意“分兵退敌”的战略。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这只是消极防御。毛泽东的意见只得到朱德等少数人的支持。为此，毛泽东提议扩大范围讨论这个紧迫的战略问题。

4月17日　出席在宁都县青塘举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为中央局三月举行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会上，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等。会议根据中央新的决定，经过讨论通过了五个决议。其中《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指出，对“四中全会以及全会后中央的这一切决议与工作，扩大会议表示完全的同意”。这个决议基本上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路线，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指出：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决议还认为：只是在攻打长沙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才“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

同日　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指出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地方武装要主动积极向敌人袭击扰乱，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应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战”的秘诀，采取“化众为零、化零为众”的方法，以完成其应有的任务。

同日　项英、朱德、毛泽东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叶剑英为总编辑。工作内容是，搜集中国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介绍国际尤其是苏联军事作家的著述，发行不定期出版的杂志等。

4月18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还有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专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方针策略。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央指示，即在强敌进攻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把握更大。会上，军队高级干部发言踊跃，坚决主张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发言，也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毛泽东关于留在中央苏区打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有些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5]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蒋、蔡有利于红军发展。毛泽东则指出，在进攻的敌军中，蒋、蔡比较强，过去未打过败仗，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提出先打王金钰[6]的第五路军，这路敌军较弱，从北方新到，表现恐惧。经过讨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7]。

4月19日　和朱德发布各军、师向苏区中部集中待机歼敌的命令，指出“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目前中国红军应以最高限度地坚决集中力量，配合群众武装打破敌军围攻”。令红一方面军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并部署各部限于二十三日到永丰县龙冈地区集中。

4月23日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龙冈，向部队深入进行反“围剿”动员，并组织部队做好战备训练、封锁消息、侦察敌情、成立野战医院等临战准备工作。

4月下旬　在龙冈同王稼祥深谈，详细叙述红军斗争历史及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王稼祥提供便于了解红一方面军历史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同旬　为了便于抓住战机，和朱德命令红一方面军再西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迫敌而居，准备聚歼王金钰部。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距东固五华里的敖上。

4月30日　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山区召开的军事会议，就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作主报告。会议经过讨论，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并决定了作战的策略：“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

5月5日　鉴于敌军“稳扎稳打”，前进缓慢，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训令指出，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放哨、侦探、运输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食粮。全体红军在不妨害作战及警戒情况下，应立时在各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的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

5月8日　项英、朱德、毛泽东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提出为实行持久战略而节省经费、储备粮食，要求从现有经费内节省出半个月的经费。

5月上旬　得知红军有些指战员因长时间待机而产生求战心切情绪，仍然坚持原定计划，即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将其歼灭于运动中，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不受干扰。有人怀疑这种打法，说进攻富田出动之敌须穿过蔡廷锴、郭华宗[8]两敌军阵地之间五十里空隙，太冒险，是钻“牛角尖”。毛泽东则认为，情况并没有起决定性的变化，坚持预定的打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

5月13日　当红一方面军在东固山区迫敌而居达二十多天后，获悉各路敌军继续向苏区中部地区推进、王金钰部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同朱德命令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集中兵力，先消灭进犯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所属全部，并提出对付敌军十四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

5月14日　和彭德怀到白云山实地调查地形后，对他说：红一军团，就是红四军、红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晚上，得知王金钰、公秉藩两师次日晨开始东移，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先消灭王金钰师和公秉藩师，拟于十六日从左向富田方向出击。

5月15日　红一方面军各部奉命分别出发。为了争取初战胜利，毛泽东当晚赶到红三军，同军长黄公略一起，找向导调查路线，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的南侧，找到一条小路，改令红三军沿此路前进，包围敌军的右翼。这个改变，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5月16日　拂晓前，和朱德带总部在由敖上沿通向中洞的大路西进时，前卫特务连同沿中洞至东固大路东犯之敌第二十八师先头部队遭遇，阻止了敌人的前进。朱总司令指挥部队，且战且退，以掩护毛泽东带电台上白云山。毛泽东不见总司令极为担心，令身边的警卫排将敌人打下去，无论如何要把总司令找到。近午时分，由小道秘密前进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的南侧，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敌军第二十八师的后尾全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敌人遭此突如其来的侧面攻击，顿时陷入混乱。红三军主力乘势冲杀，分割包围，战至下午五时许，将敌第二十八师大部歼灭，残敌逃向水南。右路红四军抢占了观音崖、九寸岭两个隘口，并在追击中歼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担任迂回任务的红三军团进占固陂，歼灭第二十八师的兵站后，当夜进占富田。这一仗，红军歼灭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大部和王金钰的直属第四十七师一部，俘敌四千一百余人，缴枪五千余支，机枪五十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并俘获第二十八师无线电队全部人员，缴获一部完整的电台及全部器材，为后来中央苏区同中共中央建立电讯联系提供了条件。这是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胜仗。

5月18日　和朱德率部乘胜追击并击溃逃至吉水县水南的敌军第四十七师残部及原驻水南的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部。十九日，指挥红三、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向东横扫，在吉水县白沙截堵并歼灭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和第四十三师一部，俘敌一千七百余人，缴枪四千余支，机关枪三十余挺，山炮二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胜仗。

5月22日　和朱德指挥部队在永丰县中村歼灭援敌高树勋第二十七师一个旅，俘敌二千三百余人，缴枪三千余支。随后，敌军开始全线后撤。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胜仗。

5月23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县南团。中共苏区中央局留在永丰龙冈，不随军行动。为便于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地方工作，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林彪、彭德怀、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5月24日　得知国民党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毛炳文、许克祥、胡祖钰三师有经广昌向南丰逃走之势，和朱德命令红一方面军取捷径先敌占领南丰城。二十五日，在宁都县洛口附近严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研究作战行动，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于二十六日开到广昌县古竹集中，全力进攻朱绍良部。

5月26日　和朱德率总部直属队进驻广昌县古竹，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研究作战计划。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临时总前委决定改变全力攻取南丰的部署，以少数兵力夺取南丰，集中大部兵力进攻广昌城。二十七日，同朱德指挥红军攻克广昌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钰受重伤后毙命。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胜仗。

5月28日　在广昌沙子岭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鉴于胡祖钰、毛炳文、许克祥三师向南丰退却，已追赶不上，并从战略和形势考虑，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打刘和鼎师，夺取福建的建宁城，以便胜利后进行筹款。随后，同朱德命红一方面军主力以迅速动作向建宁进发。

5月30日　在建宁县里心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与会者认为，在筹划战费和整个作战形势之下，很需要夺取建宁城，以便扩展到建宁、黎川、泰宁三县筹款。会议决定，向建宁城出击，红三军团为攻城部队，并准备挖地洞用火药炸城，红十二军（缺三十四师）为攻城预备队。

5月31日　和朱德指挥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等一万余人，出敌不意突袭建宁县城，歼灭守敌刘和鼎师三个团，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二千五百余支，电台两部及大批医药和军用物资。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胜仗。至此，红一方面军在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国民党军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在是年夏天满怀豪情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同日　晚上，在建宁城西门外红三军团总部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讨论并决定行动方向、工作任务等问题。会议根据红一方面军主力消灭刘和鼎师三个团，“加上广东问题的严重”[9]，决定红军以大部兵力进占黎川向南城游击，威逼敌人放弃南丰，以至宜黄、南城。关于军事行动，决定就地休整两天后，第三军团分兵进到泰宁、黎川，第十二军仍在建宁，进行筹款和开展工作。关于工作的任务，对地方的是：（1）分田；（2）组织赤卫队、游击队；（3）建立政权；（4）建立党。对红军本身的是：（1）筹款；（2）加紧政治、军事和党的训练；（3）扩大红军。关于俘虏兵的处置，为了扩大红军的迫切需要，这次的俘虏兵一个也不放走，以补充红军，及时编到各师去训练，在训练中再去挑出坏的送走。会议还决定，红一、三军团将第二次反“围剿”缴获的两门山炮连同原有的，各编成一个山炮连。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成立无线电队，下分四个分队。

6月2日　在建宁城外方面军总部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与会者认为：“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当前工作方向分三期推进：第一期向北，即向建宁、黎川、泰宁地区筹款，发动群众，扩大苏区，争取南丰、南城、宜黄等县城。第二期向南，即向江西南部，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第三期向西，打通赣江两岸与湘赣边根据地联系。整个三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准备第三次反“围剿”，并以赣南为工作中心地域。会议对苏区中央局来电要毛泽东回后方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毛泽东因“在此地工作开展的需要”，暂不去中央局驻地龙冈。会议还检查了群众工作中的错误，指出：红四军前次在水南烧土豪房子时烧了一条街，要由红十二军代赔，由红四军政治部出布告。第四师没收建宁“绥安中西医院”，要加以追究，给以警告处罚。以后对于西药房、医院等不得没收，需要西药时可出钱买。

6月上旬　鉴于国民党军退至宜黄、永丰、吉水，同朱德部署红一方面军以建宁为中心，分散在泰宁、黎川、南丰、宜黄地区，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第三次反“围剿”的作战费用。

6月10日　在南丰县康都圩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福建工作等问题。会议认为：两广军阀成立军政府，部署军队到桂林，显然要打湖南，证明南北军阀混战不会因红军胜利而停止，必定很快在湖南长沙、衡阳一带爆发。红军在这些条件之下，必定普遍地很快地大发展。红军现在仍应向北，以促成两广出兵，两个月后，我们的主力才调到赣南。闽西红军的发展，主要方向不要向漳州、东江，要向汀州、连城、宁化、归化、清流等县，这样才能与赣东南联系起来，并增强红十二军。

6月20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毛泽东、朱德发布通令，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八月一日改为十月革命纪念日（十一月七日）举行，要求各地代表在十月十五日以前选举完毕。

6月20日—22日　出席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南丰县康都圩举行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临时总前委委员外，还有苏区中央局代表王稼祥及赣东特委代表等。会议由王稼祥、毛泽东、周以栗组成主席团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说：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解决，中心工作是解决争取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具体问题，如发展的路线、发展的区域、工作的布置、扩大红军、办红军学校、筹款、军事训练等。会议着重讨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地区的选定问题。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对敌人可能分几路来犯作了大略的估计，并初步选定战场放在于都、兴国、宁都、瑞金一带。会议决定：派周以栗率总政治部到汀州成立闽赣边工作委员会，周为书记。凡西药、被服、印刷等皆由工委筹划分配，不得各自为政。红军学校仍要办，但必须抽调红军中高明的负责人去办，学生也要由红军中抽出，教材必须切合实际，少讲理论。

6月21日　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围剿”。一面令其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部队固守和恢复阵地，一面令其嫡系部队第六、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四师由河南、湖北等省迅速进入江西，担任“围剿”主力军。蒋亲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

6月22日　在康都圩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讨论新的时局和行动方针。会议认为：蒋介石对北方军阀妥协，对两广军阀取守势，正调集兵力准备对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为了利用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力量，红军应改变原定计划，不再向对蒋介石威胁较大又不易建立苏区的南丰以北地区进逼，也不向两广军阀势力控制的粤赣边界地区出击，改向闽西和闽西北地区发展，以扩大红军和筹款。会议布置红三军团、红四军和红十二军迅速分散筹款。

6月28日　在建宁写信给周以栗转闽赣边工委、谭震林转红十二军军委，提出红十二军的中心任务不是筹款，而是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以这三县为工作区域，同时红三十五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红三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三个军均以两个月为期限，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地解决，使于都、石城、瑞金、会昌、宁化、长汀六县连成一片。“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

6月30日　在建宁致信红十二军军委并转周以栗及闽赣边工委、红三十五军军委：“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军定很迅速地向我们进攻已毫无疑义。在此形势下决不能容我们此时期做准备工作，大概下月内准备作战。”信中指出，在目前形势下，红十二军在宁化、石城、长汀三县工作只能计划做一个月，筹款和群众工作，同样是主要任务。

6月下旬　和朱德在建宁召开军事干部会议，贯彻执行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及扩大会议关于抓紧筹款，准备回师赣南迎击敌军“围剿”的决策。会后，红军各部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贯彻执行临时总前委的决策，召集会议，张贴文告，深入动员群众，扩大地方武装，重整支前组织，为夺取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作积极准备。

6月　在建宁期间，经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关心群众生活。毛泽东对警卫员说：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饭一样经常、重要，一天不串门，就像一天没有吃饭。

6月底　国民党军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部队和新调来的部队，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蒋介石将这些部队编成左翼和右翼两个集团军，并决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一方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捣毁苏区。七月一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

7月上旬　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然预见到国民党军即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敌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只隔一个月，又发动新的“围剿”。得到敌军开始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同朱德立即命令各军，既要迅速结束群众工作，又要抓紧时间在几天内尽量多地筹款筹粮以保障反“围剿”的急需。因红一方面军粉碎敌军第二次“围剿”后就投入紧张的开辟新苏区的群众工作和游击区的筹款工作，尚未得到休整，部队减员也尚未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而且主力在闽西北新区，故情况十分紧急。临时总前委研究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军向赣南后部退却集中，以打破敌军“围剿”。同朱德部署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的配合下，袭扰敌军，迟滞敌人前进，同时部署和指挥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避开敌人的前锋，绕道千里，回师赣南。与此同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在湘赣苏区活动的红七军、红二十军军部及第一七五团东渡赣江，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7月10日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从福建建宁向赣南进发。在此前后，红军各部相继从各自工作地区出发，冒着盛夏酷暑，以急行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于都地区回师。

7月12日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江西广昌县尖锋，联名写信给留守建宁的红十二师第三十五团，要求他们等到敌人进了建宁城、探明敌情后缓缓撤退，扰乱建宁之敌的行动，以掩护大部队集中。

7月中旬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瑞金北的壬田寨，约集就近几个军的负责人开会，研究战略行动的大体方向。鉴于敌军进入苏区后突然猛进，急于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毛泽东认为应当利用蒋系军阀与两广军阀的矛盾，决定再让敌军深入到赣南底部，威胁两广地盘，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然后红军插回敌军后方，打其空虚之处。随即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于都县北部的山沟里隐蔽，让出通向瑞金、于都和兴国的大道，诱敌继续南进。

7月下旬　红一方面军总部、红三军团、红四军（缺第十二师）、红十二军分别到达于都北部地区，同从于都、瑞金北上的红三军（缺第九师）、红三十五军和由赣江以西沙地来到的红七军及红二十军军部等会合。方面军总部决定，红七军暂归红三军团指挥。

7月24日　在于都县银坑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在敌人深入恐慌疲惫之下，消灭由宁都赖村进攻之敌，然后转向桥头方向消灭敌军的第二部。

7月28日　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兴国县西部高兴圩地区，行程千里，完成了回师赣南集中的战略任务。七月底，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已进到固村、宁都、古龙冈、白石一线，但未找到红一方面军主力。蒋介石、何应钦得知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在兴国地区后，判断红一方面军主力有西渡赣江之可能，便集中九个师兵力向兴国方向急进，企图压迫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毛泽东获悉各路敌军正向兴国方向急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敌我形势和红军作战方针、计划，指出：敌军虽然来势很猛，但在根据地已拖了近一个月，锐气已减，且敌军主要兵力和精锐师团集结在第一线，由富田向东的后方联络线上兵力比较薄弱。会议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首先从侧翼打起，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人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置深入赣南根据地的敌军主力于无用之地。待敌军主力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弱者。

7月31日　和朱德在高兴圩接到红十二军军部和中共纯化区委的报告，得知敌军主力向兴国方向急进，其右侧后富田、陂头、新安一带仅有三个团防守，决定避强击弱，以主力由高兴圩地区秘密北进。傍晚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先夺取富田、新安。当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向富田开进，当先头部队进到石陂以北地区时，发现敌第二路进击军陈诚、罗卓英两师先于红军赶到富田，夺取富田的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随即改变计划，率部折回高兴圩地区，另寻歼敌机会。

8月上旬　各路敌军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红一方面军主力被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内，西临赣江，南、北、东三面有敌军九个师进逼，形势危急。毛泽东同朱德决定将迂回敌侧后的战法改为中间突破，向东面兴国县莲塘、永丰县良村、宁都县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红军意图，造成敌军错觉，指挥红三十五军、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和部分地方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吸引敌第六、第九、第十一、第十四等师继续向万安至万安南部良口方向前进，并牵制兴国县崇贤、吉安县东固间之敌，红一方面军主力则乘夜通过敌第九师（在兴国县江背洞）和第五十二、第六十师（在兴国县崇贤）之间二十公里间隙地带，转到莲塘地区。

8月6日　和朱德获悉敌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第二旅进到莲塘附近，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尔后向北发展求歼第三路进击军主力，要求所属各部当夜展开，准备七日拂晓攻击。当晚，红三军团（并指挥第七军）和红三、红四、红十二军（缺第三十五师），秘密向敌军阵地接近。

8月7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地区将敌军第四十七师第二旅和由良村西出侦察的一个多营全部歼灭，取得初战胜利。随后，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乘胜北进，攻击良村之敌第五十四师，歼灭其一部。莲塘、良村两仗共歼敌两个多旅，俘敌三千五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三千一百余支（挺），迫击炮十四门，电台两部，马二百余匹，各种子弹三十余万发。

8月8日　和朱德在良村约溪发出红一方面军命令：决心以全力消灭龙冈之敌。在部队开赴龙冈途中，得知敌第五师在龙冈已有准备，驻地周围修筑了工事，遂改变主攻方向，命令红三军向龙冈佯攻，同时部署红军主力挥戈向东，进攻宁都黄陂的敌军第八师。

8月11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进到黄陂附近，指挥部队一举攻入黄陂，歼灭敌第八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歼敌一部。前后共歼敌第八师约四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挺）。这时，得知敌第六、第十师已接近黄陂，当机立断，命令红军主力停止追击，当夜撤出黄陂，转到永丰、兴国、宁都三县交界的君埠及其以东地区休整。

8月中旬　国民党军发现红军主力的行踪后，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逼近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此。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又处于被敌军八个师三面包围的不利境地，是三次反“围剿”以来最艰苦的时刻。毛泽东主持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分析敌情，认为红军主力应采取“声东击西”战术。针对敌人最怕红军北出临川的情况，决定红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伪装红军主力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同时部署红军主力利用夜暗从敌第一军团和第二路进击军之间十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跳出敌军包围圈，向西返回兴国县境内隐蔽休整，观察敌军动向，待机歼敌。

8月17日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至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并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合。为了准备经常的夜行军，加强红军的机动力量，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减少行李马匹的通令。二十二日，又发布节省经费的通令，指出：目前仍须准备一个月到两个月的艰苦奋斗，以持久战略来消灭敌人，争取第三次反“围剿”的全部胜利。

8月30日　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指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例如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在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

9月初　和朱德为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军，率领部队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茶园冈为中心的山区，隐蔽休整，待机歼敌。这时，红军主力已休整半月有余，养精蓄锐，士气旺盛。国民党军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东奔西突，数次扑空，疲惫不堪，士气沮丧，已无力继续进攻红军[10]。加之当时蒋粤桂军阀冲突加剧，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围剿”军实行总退却。

9月6日　和朱德获悉兴国地区国民党军正沿高兴圩大道向北撤退，当即决定首先抓住兴国北撤敌军一部歼灭之，尔后视机扩张战果。七日，同朱德指挥红三军和独立第五师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之敌第九师一个旅，俘敌两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两千余支。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等在兴国县高兴圩向敌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发起攻击，激战两天，毙伤敌军两千余人。但因敌军占据有利地形，红军兵力不够集中，并且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遭到较大伤亡，结果形成对峙。为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决定主力撤出战斗，转至茶园冈、均村、永丰圩地区休整待机。

9月11日　在茶园冈得到国民党军要撤出根据地的情报，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于次日转换阵地、截击敌军的命令。十二日，在石灰窑鉴于国民党军对红军情报不明，尚不敢行动，和朱德发布命令，令方面军经老营盘、田塅转向东移到敌之右侧。

9月13日　和朱德获悉敌军退却路线后，立即命令红一方面军集中全力向北撤之敌实施追击。

9月15日　拂晓，红一方面军主力追到退却敌军，迅速强占方石岭。和朱德指挥红军主力截住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及第四军团的一个多团，将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予以全歼，俘敌五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四千五百余支（挺）。至此，从八月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下，六战五捷，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缴枪一万五千余支（挺），各种子弹二百五十万发，电台六部，打破了敌人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包括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进入了全盛时期。

秋　为培养红军干部，创办红军干部学校，找何长工、邓萍谈话，说：我们决心调你们两个军长和四个师长，还有十几个团长和政委来办个学校。北伐时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开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根据蒋介石其人的本性，估计战争会越打越大。培养红军干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员。还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陈诚为头子的保定系，一是汤恩伯为头子的日本士官系，一是胡宗南为头子的黄埔系，还有其他各省的讲武堂毕业的讲武系。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谈话后不久，何长工、邓萍等奉命到瑞金筹建红军干部学校。

9月中旬　鉴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同朱德决定，以一部分地方部队监视北面之敌，主力红军和另一部分地方部队由兴国以北地区向南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转移。十八日，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令部队开往龙冈整顿补充，以“执行向南发展之任务”。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指挥部队转移时，在东固遭敌机扫射，中弹受重伤，不久牺牲。

同旬　因陈绍禹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由秦邦宪（博古）负总责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

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二十五日，毛泽东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国民党军阀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只能向帝国主义献媚投降、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既不能“保国”也不能“为民”。号召白军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

9月20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由陈绍禹起草的决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提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要求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要求红军必须“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扩大苏区到中心城市”，“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决议强调“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

9月23日　和朱德在兴国水头庄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部队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决定二十五日出发，分七天行程到闽西长汀集中。

9月26日　到达于都县平安寨，指示中共县委和县苏干部要迅速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

9月28日　到达瑞金叶坪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着手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0月11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指出：中央局随方面军行动，项英因“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电报中提议扩大中央局人数，以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中央局委员。并决定成立临时江西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三十日，中央批准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10月14日　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收集攻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为要争取广大群众，巩固根据地，捉得土豪筹款子，必须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规定红军用工兵挖地洞、打对壕、埋地雷去爆炸土围炮楼；要求总部参谋处汇集攻土围炮楼的经验和方法，编为筑垒攻城教范，训练红军。红一方面军各部执行了这个训令，在赣南、闽西拔除了几百个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

10月中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绝不能随方面军行动。中央局应在苏区建立经常工作，指导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的工作。中央局不能代替地方党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等组织。地方干部对中央局的成分无任意变更之权。中央局成分无扩大之必要。现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大会和苏大会。中央局书记由毛泽东代理，任弼时应仍任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由地方干部选拔。中央新代表即可出发来苏区，会同解决一切问题。

10月21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报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十一月七日开幕，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10月24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毛泽东等复临时中央来电[11]，报告红一方面军难以立即向外发展：“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十一月七日开全苏大会，中央局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12]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于、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但必是将来新战场，故四县工作还要加紧。”

10月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

同旬　从瑞金到石城县秋溪红四军军部，召集军事会议，听取军事指挥员汇报，部署红四军拔除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土围子的计划，确定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结合、政治攻势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提出对白色据点采取长围久困、先小后大、先易后难、逐个消灭的方针。

11月1日—5日　在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贯彻中央八月三十日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在根据地、军事、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上展开了争论。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虽然在原则上肯定红军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等成绩，但重点是批评中央根据地的一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指责为“富农路线”；指责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会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

11月7日—20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报告。大会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宪法原则要点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由中共中央提交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左”的政策。大会为表彰红军及其指战员在革命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功绩，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八人授予奖章。二十日，毛泽东致闭幕词。

11月7日　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11月2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周恩来、贺龙、毛泽东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时决定在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即取消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总政委。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

11月27日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毛泽东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即日开始工作。

11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13]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指出：临时中央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统一累进税征收的原则，“除去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依阶级的原则来解决，对于被剥削的阶级与最苦的下层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

同日　和项英等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指出：“目前在苏区男女婚姻，已取得自由的基础，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

12月1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电》，宣告中华领土内已经有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它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以压迫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国家”；“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

12月上旬　收到朱德关于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的报告和中革军委关于二十六路军准备起义的情况以及将采取的方针、步骤的报告，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的问题。会议认为，应当争取组织“全部暴动”。十一日，毛泽东会见在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中的秘密中共特别支部委员、特支代表袁汉澄（即袁血卒），问暴动有无把握，有多大把握。听完袁汉澄回答后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过细的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并宣布决定派刘伯坚等与他们联系。

12月11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劳动群众书》，揭露日本及国际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苏维埃的旗帜下，以工农苏维埃革命来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半殖民统治制度，获得中华民族及中国劳苦群众的自由和解放。

12月14日　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一万七千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起义部队随即加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签发红五军团的委任状：任命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随后，任命萧劲光为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

12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指出，为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工作方法上首先要建立下级向上级经常作报告的制度，上级对下级实行工作检查的制度。

12月16日　和项英等公布《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的训令，指出：“在过去的肃反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临时中央政府严重地告诉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各地的肃反工作，有许多地方是做得不对的。例如听到某个或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口供，没有充分的证据，未经过侦查的工作，就进行捉人，审问的时候，偏用肉刑，苦打成招的事，时常发现。”训令规定，必须坚决地废除肉刑，而采用搜集确实证据的各种有效方法。

12月19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苏维埃政府布告》，指出：“军阀豪绅地主，到处压迫穷人。利用国民政府，要捐要税不停。地主白占土地，厂主垄断资本。”“大家要免痛苦，只有参加革命。”“穷人一致奋起，组织工农红军。豪绅地主土地，一律分给农民。免除苛捐杂税，都是有吃有剩。工人每日工作，只做八个时辰。”“商人服从法令，生意由你经营。”“各地工农群众，赶快参加革命。”“建立工农政府，快把地主田分。工人组织工会，快同厂主斗争。大家一致努力，完成中国革命”。

12月中旬　同即将上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提出团结、建设红五军团的基本方针，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12月22日　到石城出席欢迎原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大会，讲话指出宁都起义的重大意义和今后改变军阀制度的任务，希望新编的红五军团努力变成无产阶级化的军队。

12月中旬、下旬　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身份，指导红五军团建设的工作。指示对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进行大混编，逐步打破原来的军阀制度，并转变其军阀作风。提出对起义军官的政策是愿留者欢迎，愿走者欢送，并提拔一些愿革命的下级军官。批准中革军委从红一、红三军团等部选派一批干部战士到红五军团工作。亲自找起义军进步军官谈话，帮助做发展共产党组织的工作。批准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底　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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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克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4师师长。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8师师长。

[2]《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提出：“目前正是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斗争中，土地国有只是宣传口号，尚未到实行的阶段”；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

[3]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时取消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一项，未被中共中央批准。

[4]指人口表格和土地表格。

[5]蒋光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60师师长。

[6]王金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路军总指挥兼第47师师长。

[7]公秉藩，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路军第28师师长。

[8]郭华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路军第43师师长。

[9]指1931年5月28日，国民党部分军政人员孙科、汪精卫、胡汉民等在广东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主席，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峙。

[10]在当时缴获的国民党军官兵的家信中有这样说的：“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因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