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上） 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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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上） 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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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摘录

1932年　三十九岁

1月7日　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肃反工作的报告，并参加讨论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报告，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虽仍认为“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但着重指出：“过去因为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把AB团的斗争简单化了”，“种下了肃反工作的错误根基”。

1月9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把中间派别断定为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强调“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努力求得“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并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决议还指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

1月上旬　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参加讨论打赣州的问题。发言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增援部队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但是，多数与会者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同旬　在瑞金叶坪找何长工谈话，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动一下。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又说：你到红五军团十三军当政委。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

1月13日　《红色中华》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等，欢迎前来参观各机关的红五军团的代表们。他们致词说：白军打仗是为少数人的利益，与白军士兵丝毫没有益处。红军打仗是为大多数的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只有在共产党和苏维埃领导之下，工农兵才能得到真正解放，革命才能得到成功。

1月15日　在瑞金出席全国苏区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致词。

1月中旬　在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中途，另选了会议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

1月21日　在瑞金出席全国苏区少年先锋队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大会致词。

1月2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五次常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王稼祥任主任。

1月28日　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广大官兵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出于民族义愤，违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抗战，称一二八抗战。

1月下旬　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去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休养期间，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1]，还坚持给警卫班战士上文化课和时事课，还接待来访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和对政府的要求。

2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帝国主义大战致全国的通电》，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动地组织义勇军，自动地武装起来，夺取国民党的武装，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建立全中国的民众苏维埃政权。

2月19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指出：苏区党应利用目前极端有利的时机，发动和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夺取中心城市，扩大和贯通各苏区打成整个一片，配合和领导全中国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

2月下旬　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阴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登载伍豪等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2]

3月1日　中革军委因红军打赣州二十四天未克而移到前方，并发布《关于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的训令》，指出，所有参战各军由军委直接指挥。四日，中革军委指挥红军组织爆破总攻，未能成功，反被援敌分割，陷于被动。

3月上旬　在东华山古庙会见专程赶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项英谈了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情况，并转交了中革军委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下山，冒雨回到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出大胆起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天晚上带警卫班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的支援下，红三军团已经解围脱险。随后，毛泽东经过调查，提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开会，检查打赣州的问题。

3月12日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重编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以四军、十五军编为一军团，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以五军、七军、十四军编为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以三军、十三军编为五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治委员。随后，毛泽东在南康县唐江镇参加红一军团任命新领导的团以上干部会，并讲话。

3月16日　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植树运动的决议。决议说，中央苏区内空山荒地到处都有，若任其荒废则不甚好，因此决定实行普遍的植树运动，这既有利于土地的建设，又可增加群众的利益。决议要求各级政府向群众作植树运动的广大宣传；规定对于沿河两岸及大路两旁均遍种各种树木，对于适宜种植之荒山，尽可能地来种树木以发展森林，必须使广场空地都要种起树来；提出以后要注意培养树木种子，在每年春天来进行此种运动。

3月中旬　出席在赣县江口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讨论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指出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局多数人受临时中央的影响，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会议决定：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进行作战。十八日，中革军委命令西路军应赤化赣江西岸，并相机夺取几个城市；命令中路军须迅速集中宁都，以宜黄、乐安、崇仁为目标，努力争取三县苏区，并相机夺取一个或几个中心或较大城市。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变化，主张中路军向闽西行动，立即向中革军委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

3月19日　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率红一军团行军北上，向宁都集中。途中，向总指挥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阐明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得到他们的赞同。二十一日，林彪、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建议采取毛泽东的意见，将中路军的行动方向改向闽西。

3月27日、28日　在瑞金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参加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提议红军中路军向东发展，攻打龙岩，消灭闽西张贞[3]等军阀，开展局面。会议采纳这个主张，将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确定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龙岩，向东南方向发展。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向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主要指挥员传达会议精神。接着，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他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3月30日　在长汀就东路军行动问题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议：“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4]，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同时提出：一军团“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

3月31日　从长汀去上杭的旧县会晤红十二军政委谭震林、中共闽西特委负责人张鼎丞。途中得知红十二军占领上杭，星夜到汀江坐船赶往上杭。次日，在上杭了解情况，向谭、张布置配合东征龙岩、漳州的任务。

4月1日　周恩来收到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后，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批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具体部署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随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和保障前线的需要。

4月2日　在上杭致电周恩来，指出“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强调红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十四日到龙岩；提议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局、中革军委于十日移到长汀。

同日　红一军团离开长汀地区，掉头往南，急向白砂、龙岩一线开进。

4月7日　由上杭抵达白砂，与红一军团领导人会合。八日，随一军团到达龙岩西部约五十里的大池圩，指示部队隐蔽宿营，不去有敌人守备的小池。九日，部署红一军团就地休整，侦察敌情与地形。获悉龙岩城守军是张贞第四十九师两个团和少量地方民团，战斗力不强，同红一军团领导人研究决定，直接向龙岩攻击前进。

4月10日　拂晓，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在地方赤卫队协助下，消灭守敌张贞部一个多团，俘虏六百八十余人，缴枪九百余支，攻占龙岩城。

4月11日　在龙岩主持召开红一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攻打龙岩的经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步骤。会上，确定的部署是：由罗炳辉率领红十二军在闽、粤边的上杭、武平地区警戒粤军，保障红军攻漳部队的后路和右侧翼；红一军团先在龙岩休整，让敌集中，待红五军团赶到，东路军主力会合后再向集中之敌进攻。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龙岩胜利的原因是：“甲、白砂休息一天，团结兵力。乙、不顾坎市，直取龙岩。丙、大池宿营，不去小池，击敌不备。”关于军队行动问题，电报说在此地休整两天，“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

4月14日　红五军团从赣南迅速赶到闽西龙岩，如期实现东路军主力的会合。毛泽东对漳州战役作进一步部署，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龙岩到漳州的战勤供应运输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进攻漳州。

同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此信要求苏区的党组织领导红军和群众，“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强调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

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4月16日　在漳州西北约二十多公里的马山，领导东路军总部，组织部队侦查敌情和观察地形。获悉防守漳州的张贞部主力部署在漳州西北天宝到南靖一线，一部在漳州市内扼守着险要阵地。十七日、十八日，同东路军总部负责人冒雨到前沿阵地调查，经研究确定了进攻部署：以红四军主攻敌人的天宝阵地，红十五军助攻宝林到南靖一线之敌，红三军为预备队。

4月19日　拂晓，指挥东路军对漳州外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主攻部队猛攻敌军风霜岭之线的阵地，并以十二岭为主攻目标。在攻至主峰最后一道防线时，因守敌据险抵抗，红军一度受阻。此时，毛泽东来到前沿阵地直接指挥，令部队加强兵力，从五峰岭向十二岭俯冲。敌军被击溃，红军乘胜追击，全部消灭逃敌。据守漳州市内的敌军闻讯后出逃。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从前线败退城内，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逃走。

4月20日　率东路军主力进占闽南重镇漳州城。漳州战役共歼张贞部约四个团，俘一千六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及大量军用物资。红军部队举行入城典礼，毛泽东头戴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随队入城。

4月21日　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战区总检查和第二次行动等问题。关于第二次行动，会议决定：准备随时打击入闽的粤军；向地主豪绅筹款；搜查反革命分子；扩大宣传；扩大政治影响；分发谷物给群众。

4月下旬　会见蔡协民、曾志等，指导成立新的漳州中心县委，蔡协民任书记，曾志任秘书长。曾志后来回忆说：我从厦门那边到了漳州，见到毛泽东。我跟他到龙溪中学的图书馆找书，找了很多书，后来用汽车运到苏区中心的瑞金。

4月22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指出：漳州战役，“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期，“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百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电报中还说：“闽南剥削奇重，工农小商深恨地主军阀到绝，红军入漳，市民拥看若狂。”

同日　召集红三军、红四军和东路军总部连以上干部开会，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报告目前形势，布置下一阶段的任务。他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4月23日　领导东路军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款子等工作。后来发现有的部队在打土豪时，将戴礼帽、穿西服、拿手杖的侨眷，误认为是土豪而抓起来，立即召开会议，教育大家分清土豪与侨眷，并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同时指示部队赶紧清查，抓错的赶快放，赔礼道歉。

4月25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第三十七、第三十八期合刊发表临时中央主要成员撰写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反对“党内机会主义动摇”，批评苏区中央局在第三次反“围剿”后，“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

4月27日　指导闽南地方党组织通过召开工农和各界代表会议，在漳州城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

5月3日　在漳州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5]，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决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白区作战与赤区有很大不同，和粤军作战又与打张贞有很大不同”。

同日　将入漳后收集的上海、香港、汕头报刊的新闻摘要十六条，报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其中有：“日向北满增兵，苏联已增兵备战，形势正紧”；“日苏不致开战，日美将先打响”；“苏联红星报亦谓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但法国及美国保守党极力挑拨日俄战争”；“红军入漳，沿海大震，漳、泉逃厦者，十余万人，言传红军欲攻福州。港报则称：红军欲入潮汕，帝国主义兵舰集厦门者二十八艘”；“张贞尚余四千余人，枪半数”。

5月9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6]通电》，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坚决地起来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与解放。

5月11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接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致各苏区党部的信和毛泽东对中央指示信的意见后，于本日在汀州开会进行讨论。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议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作出《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决议承认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决议提出：“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这简直是苏维埃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

5月20日　中共临时中央电示苏区中央局：“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指示电指出：苏区党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在苏区工作的转变上有进步的作用，但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指示电还指责赣南会议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5月29日　在漳州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要东路军开赴赣南同侵入的粤军作战。五月底，同东路军领导人部署所属各部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5月　在漳州期间，领导东路军主力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以及进行部队整训等。指示红军将没收土豪劣绅、官僚资本的一部分财物，作为救济金分发给失业工人和贫困农民。同东路军总部商定，留下四十多名具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漳州地区党的工作；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使它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为建立和发展以南靖、平和、漳州为中心的闽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经过红军的工作，在漳州、石码工人中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和有三千多人的秘密工会，群众参加红军队伍的有九百多人，其中有一批知识分子。

同月　国民党政府撤销原驻赣“绥靖”公署，改设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调集粤军侵占赣南西部的大片地区，使赣南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令第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剿共”。

6月5日　和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就各军整顿期限和召开军事会议问题，致电朱德、王稼祥：东路军各军“须于六至八号三天内整理完毕，准备九号出动”。“八号下午二时在官庄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军长、军政委、军团总指挥、军团总政委、军团参谋长均到会”。六日，同叶剑英赴上杭县官庄。

同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规定：红一、红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红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的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同时应以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

6月7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转出席东路军上杭军事会议全体同志：望坚持积极进攻路线，以全力求得此次战役完全胜利，给粤敌以重大打击。

6月8日　出席在官庄东路军总司令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红一、红五军团经广东梅县回师赣南，计划月底到达赣南与红三军团会合，打击进攻赣南的粤军。

6月9日　和朱德在上杭官庄命令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驻地出发，回师赣南。

同日　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的“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计划首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然后移兵“围剿”中央苏区。

6月17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贯彻临时中央五月二十日的指示，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承认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苏区中央局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主要的是过去中央局领导的错误”。提出中央苏区党的任务，“应领导红军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配合和影响全国工农革命斗争与各苏区红军的行动，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决议强调“目前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须集中火力来反对”。

6月中旬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朱德兼总司令，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6月21日　和朱德等在江西安远天心圩决定，准备进攻广东南雄国民党守军，调动入赣粤军回援南雄，以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6月23日、24日　和朱德、王稼祥两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集中优势兵力，在信丰南部与粤敌决战，要求红十二军调定南、龙南、全南配合行动。中央局回电，完全同意红一方面军在信丰南部与敌军决战。同时提出，“我们目下可同意十二军到三南行动，但必须留一部兵力在武平、寻乌应付粤敌”。二十五日，红一、红五军团在大余地区袭击粤军，随后准备与红三军团会合。

6月　在从闽西回师赣南途中，指示闽粤赣边省委，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

7月2日　红三军团主力在大余县池江附近击溃粤军四个团，溃军退据大余县城。三日，红一军团一部进攻大余县梅岭关，击溃守军一个团。四日至七日，红三军团多次攻击大余未克，敌我形成对峙。粤军三个师向南雄集中，企图合击红军主力。

7月10日　和朱德等指挥红一、红五军团，红十二军和江西军区两个师，对南雄县水口圩的粤军发起总攻，击溃粤军十个团。这期间，毛泽东亲临前沿阵地，同红五军团指挥员一起冒着枪林弹雨追击敌人。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地区发起的南雄、水口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侵入赣南之粤军退回大余、南雄，基本稳定了中央苏区南翼。但是由于兵力不集中，未能大量歼灭敌人。

7月11日　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发出南雄、水口战役后休息整理的命令，指出今后目标是北上消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夺取赣州、吉安。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先到达乌迳，随后经江西全南抵信丰。

7月21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的指示信，批评苏区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面”；指责“在漳州占领的一个月内，红军中的政治领导的同志没有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个时机与良好环境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而集中一切注意于筹款，这种教训必须深刻的注意到”。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在信丰会见从后方来主持前方军事工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后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向他汇报前方作战和军事行动情况。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项英，报告红一方面军与粤军作战后在信丰、乌迳一带整训和筹款的情况，提出红一方面军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蒋介石嫡系部队作战。

7月23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须迅速过河，并须以极迅速的行动以打击宁敌[7]。要估计到粤敌仍有增援可能，迟缓则将增加困难”。

7月25日　鉴于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

同日　晚上，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8]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9]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但此行动须极迅速秘密，我们决后方开始集中行动。望秘电中央。”

7月29日　周恩来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针对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作进一步陈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

7月下旬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由信丰到达于都县城。

8月上旬　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会议经过争论，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再打由赣江以西和由南城、南丰等地来援之敌，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今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同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兴国会议决定的红一方面军行动计划。

8月8日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出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同日　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精神，发出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训令指出，根据北路的“围剿”敌军布置较弱以及我军运动较利的情况，决定红一方面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歼灭乐安、宜黄之敌，进而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南丰、樟树及南昌附近的较大城市。

8月10日前后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从兴国、于都出发，按计划秘密北上，于十五日到达乐安附近，总部设在招携。

8月15日　在招携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训令，决定于十六日向守城之敌发起攻击，以红一军团为主攻，红五军团为总预备队，红三军团策应攻城。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红一方面军已到乐安县招携、宁都县东韶一带。“我军决以迅速坚决秘密的行动，先攻乐安、宜黄，消灭孙连仲[10]大部，乘胜攻南丰、南城消灭朱部[11]，开展赣东一面，求得巩固地向西迎击陈、吴[12]等师增援部队，以更有利地取得赣江下游中心城市，造成夺取南昌的形势。”

8月17日　和朱德在前沿指挥所指挥红一军团主力发起猛攻，中午攻克乐安城，歼灭守军高树勋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两个团又一个营。

8月18日　和朱德等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红军少部兵力佯攻崇仁，以红军主力直取宜黄。十九日，到宜黄前沿阵地视察，召开有各军团干部和地方党的负责人参加的战地碰头会，研究如何部署宜黄战斗。晚八时，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二十日先肃清城外敌军包围宜黄县城，同时须进行充分的攻城准备，以便城外得手后立即攻城，以达到攻下县城再打援敌之目的。攻城的部署是，以红三军团为主攻部队，红一军团担任城北的佯攻任务，红五军团为总预备队。

8月20日　和朱德指挥红军主力先攻占宜黄城外有利地形，晚九时发起攻城，一举攻克宜黄县城，击溃守城的高树勋第二十七师两旅共四团（缺一个营），其大部被歼，一部向北逃跑。二十二日，红军追到龙骨渡又歼灭逃敌之大部，宜黄战斗基本结束。

8月23日　和朱德指挥红十二军乘胜击溃南丰守军，占领县城。这样，乐安、宜黄战役一周内打了两个胜仗，连克三城，共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约三个旅，俘敌五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实现兴国制定的第一期作战计划，有力地支援了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

8月24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宜黄出发，数日后抵达南城附近大竹山，准备攻打南城。因发现国民党军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等师在南城已集结十七团兵力，且该城内外险要，工事坚固，硬攻不易得手，毅然决定放弃攻城计划，改令红军撤至南城至南丰、南城至宜黄两线，发动群众和筹款，待机歼敌。这使红军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保持了战略主动。二十七日，周恩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这一情况，并提出下步行动计划为：待西来增援之敌陈诚、吴奇伟各部进至相当地点，即给予迎头痛击，以消灭敌人主力。

8月28日　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主力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应绕至乐安、宜黄一带，从敌军的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只以小部或独立师留在南城方向，以迷惑敌军。

8月29日　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作出红军回调乐安、宜黄方面的部署。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准备歼灭东援之敌陈诚部的训令：“我军为要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赣东苏区巩固地向前发展，决心首先打击敌之一翼，即远道东来的敌军陈诚部，乘胜掩击崇仁会合之敌，再行相机进取，以求得革命战争的继续胜利。”

8月31日　获悉敌军吴奇伟部约四个团到达店前，有与敌军主力配合向永兴桥包抄模样，和朱德在永兴桥发布红一方面军攻击店前敌军的命令。因西面敌军同日占领宜黄，东面敌军又跟踪在红军之后，准备与西面敌军夹击红军，红一方面军处于进退两难位置。

9月2日　率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向南开进，致电率领后续部队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报告敌情并对部队行动提出建议：敌主力似在黄陂五、六都之线，分两路夹河南进，有到东陂、朱坊之线可能，我方面军明日应集结新丰市、带源、恰村一带，准备坚决打击此敌。

9月3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敌军现到东陂、东港、神冈三点，似有南进可能。提议红一方面军应集结东韶、吴村、洛口之线，坚决打击南进之敌，但我军现在颇疲劳，应有两天以上休息，并作大的行动。

9月5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在宁都的东韶、洛口一带集中完毕。周恩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说目前战役将在东韶、水口、洛口一带，我决集最大力量决战。

9月7日　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指出：这次红一方面军北上，虽然表示其行动迅速秘密的进步，但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部则是缺点。来电指责红军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是不正确的决定，因这必造成敌人更积极向苏区中心前进，使之受敌摧残，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关于红军行动方针，来电提出：“以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的形势”。

9月8日　前方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不同意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关于袭取永丰的行动方针，周恩来致电中央局陈述意见：敌之目的在驱逐我军，恢复据点，攻入苏区。我军五日始在东韶、洛口集中完毕，西袭永丰不仅疲劳未恢复，且敌军将先防我西进，袭取永丰将成为不可能。强调说：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需要，已令二十二军及十二军在宜乐[13]、宜南[14]之间广大发展游击运动与新苏区。

9月上旬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在反“围剿”中分兵作战的计划，复电湘鄂西中央分局，指出：分兵作战只有利于敌人，应集中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其一面，而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行动牵制其他方面，这样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分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因减少兵力损失更大。并强调说：分散与持久硬打，将给敌人各个击破红军和分进合击造成最好机会。

9月中旬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中作战失利[15]，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出：“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复电指出，这是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红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同旬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转临时中央及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出：红四方面军“一月余激战三次，仅击败敌人，未能消灭敌人一路”，“这在战略上仍未抓紧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红军尚须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须争取便利于消灭敌人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在一次激战后，须力争相当时间的休息与补充，以免过度的疲劳而影响和减弱红军战斗力。敌急追亦宜以游击战术去疲劳与扰乱他，以争取便于消灭他的有利条件。若机械地固守一地，求战太急，反足以招致自己损失大敌人不能消灭的不利条件，敌人再进向所固守的地区，仍要失去”。此电还强调说：“我们唤起你们注意这一战略的运用，要努力争取消灭一面敌人的胜利，以达到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围剿’的目的”。

9月20日　和项英等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的训令。训令指出：“猛烈地扩大红军，在目前是我们彻底消灭敌人的武装，完成一切任务，争取苏维埃在中国胜利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扩大红军应列在苏维埃政府工作日程的第一位。

9月23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并且表示，“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近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当敌情变化“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

9月25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下一步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呼应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和河西红十六军、红八军的行动，“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行动计划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需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提议即刻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等问题。

9月26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坚持“攻城打增援部队”，提出向西追击永丰与西来增援之敌，强调说：如在轻敌之下分散布置赤化工作，则不但将失去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稍缓即逝的时机，而且有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关于到前方开会的问题，复电说：“项英、邓发[16]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出：乐安敌军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如攻乐安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同时强调说：“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并且坚持认为中央局全体会议以项、邓同志回后，仍到前方召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必须讨论解决。

同日　同朱德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以战备姿态做一时期争取群众、扩大苏区以及加强自身教育训练的工作，消灭敌军的零星游击力量和该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军的出击部队，造成有利于与北面敌军作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达到在敌军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实行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粉碎敌军四次“围剿”，消灭援敌，夺取敌军驻点，以展开江西局面。以军团为单位组织参谋旅行团，担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将社会调查、地理调查和军事调查制成书面及图表，报告直属指挥员及上级参谋部。作战地域划分为，第一军团以东陂为中心，第三军团以新丰为中心，第五军团以甘竹为中心，第二十二军以南村为中心。以上部署，为第四次反“围剿”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9月29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九月二十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三十日，中央局再电周恩来：“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个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去深刻领会攻取宜黄受分散所造成之严重的错误教训”。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

9月3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转告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蒋介石由武汉回庐山，召集在赣将领开会，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区及赣东北取进攻之势，我方须立即紧急动员警戒，并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反失时机，望即定军事动员计划。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临时中央：“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区”，“全苏区的紧急动员与布置，中区、湘鄂赣、湘鄂、赣东北的配合行动，我们已感到急要，已提议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四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皖中央分局并转临时中央：我们认为与敌决战，必须具备击破敌之一方的把握，以转变目前不利局势，并准备继续作战的力量。“若仅击败敌人，而不能消灭敌人，不能缴获枪弹、俘虏，不能继续作战，这将不易变更现有局势，他苏区援助亦难消灭敌人，不易调动进攻鄂豫皖敌军。”中央苏区现正处于敌坚守据点，积极布置大举进攻，攻则集三师以上兵力来援，颇难取得在运动战中消灭他的环境。“因此，鄂豫皖在现时必须选择敌人之弱点，首先消灭敌之一部，如无此把握而苏区尚能活动，应勿急求战，多疲劳敌军，俟造成更有把握的决战。”

10月6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估计到他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不一定指出名字。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

10月上旬　在江西宁都县境举行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通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已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讨论红军应敌的行动方针问题，“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议过程中，前方中央局成员发言主张结合前线实际来贯彻中央指示，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把他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他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在国民党军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后方中央局成员还提出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后方有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供选择的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同旬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送别。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随后，毛泽东回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10月12日　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命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实际上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

10月中旬　到达闽西长汀福音医院。医院院长傅连暲请毛泽东住在老古井休养所——一座傍山的小楼上，同先头从瑞金来这里休养的、受“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周以栗、陈正人在一起。毛泽东一到医院，立即去探视早已来此住院分娩的妻子贺子珍。为了较好地休养，毛泽东接受傅连暲的建议，长期坚持到医院后面的卧龙北山散步。

10月中下旬　在福音医院同伤愈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当时也称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谈话，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驻漳州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得到与会者一致拥护。由于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开展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入侵苏区之敌，闽西苏区形势迅速好转。

11月1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中共临时中央，其中说到：“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

11月26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答复中共临时中央询问执行进攻路线情况和中央局是否团结一致的电报中说，毛泽东仍不同意进攻路线而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还指出：“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

* * *

[1]这个宣言于1932年4月15日发表。

[2]伍豪，周恩来的化名。上海的《时事新报》、《时报》、《申报》自1932年2月中旬起，连日登载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2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报《斗争》刊载《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3]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49师师长。

[4]漳、泉，指福建漳州、泉州。

[5]毛泽东这个复电，是答复中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临时中央1932年4月14日《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

[6]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和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但日本则可在上述地区驻兵。

[7]这里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8]赣州，应为赣江。

[9]陈、罗，指陈诚、罗卓英，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司令官（1932年12月任部署调整后的中路军总指挥）、第2路军第11师师长（1932年12月任部署调整后的中路军第1纵队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