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又转发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总结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上，一些地方主要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督促下，全国各地先后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发扬人民民主，进行政权建设，以及实施各项政策，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地位的改变，愿意和敢于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向党和政府，向毛泽东，以通信的方式表达出来。人民群众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件，迅速地大量地增加起来。许多地方也普遍出现了人民来信大量增加的情况。

　　各级领导机关认真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同样是发扬人民民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性质，密切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对人民来信却漠然视之，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0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说：“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①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再一次向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发出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②

　　毛泽东自己就是严格这样做的。他每天批阅和处理大量文件，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来信。有一个专门为他办理群众来信的机构，如果对重要的人民来信办理有所延误，不及时送阅，就会受到他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非常严厉的。

　　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赴延安访问，见到毛泽东。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也表达了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③

　　毛泽东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讲得非常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未来充满信心。从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这个“跳出周期率”的新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的统一，延伸和扩展到全中国。尽管这条新路后来曾经走得那么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终究会实现毛泽东预期的“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个伟大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新格局。

　　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创立者和制定者，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纷纷建立，毛泽东一再指示和提醒各地党政领导人，一定要注意吸收包括起义将领在内的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机关，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有职有权，并且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

　　薄一波有一段回忆说：“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时，谁担任什么职务，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到。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关心。每个月给程潜五万斤小米，补贴帮助他，是毛主席提出的。主席说，程潜应酬多，开销大。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长，毛主席问我，怎么样？我有时汇报一下。他对我说：傅作义和平起义，是有功的，应该让他自己挑一个副部长，有职有权。那时政务院有十个以上的部长都是党外民主人士。”

　　毛泽东还亲自作党外人士的工作，同他们亲切交谈，坦诚地说明共产党与非党人士长期合作的根本政策。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绥远军区的负责人谈话，特别邀请了傅作义参加。毛泽东说：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④

　　毛泽东对起义将领说的这一席话，是肺腑之言，十分坦诚，把中国共产党所以要实行统一战线的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一九五0年五月，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一个意见书，反映苏南川沙、南汇、奉贤三个县征粮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等问题，并提出补救办法的建议。毛泽东先后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发指示，要陈丕显派专人或者自己亲自对这三个县作一次调查，“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并且特别嘱咐：“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⑤毛泽东这样认真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统一战线内部党与非党的真诚合作关系。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存在一种关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也反映到了一九五0年三四月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某些代表的发言中。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四月二十一日在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中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在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⑥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提到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的高度，这就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彻底说清楚了。这个谈话，展示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

　　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如此之广泛，它包括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分子，也包括了从敌人营垒分化出来而走到人民方面来的各种人。中国的大统一就是由这个广大的统一战线作保障的。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画家徐悲鸿当年曾致信好友陈西滢，表述他对新中国的看法，劝说在国外的陈西滢能够早日归来。这封信很有代表性，特引录如下：“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来不喜欢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等，废除了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面前，需要作出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也赞同过这个口号。但是，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毛泽东选择了后者，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致电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说明：“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⑧

　　一年后，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说：“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⑨

　　今天，经过几十年历史检验，更加证明毛泽东这个预见和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和正确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为了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培养和吸收大批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是重要的一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进一步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⑩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50年11月30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4页。

　　③黄炎培：《延安归来》，载黄炎培著《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1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7页。

　　⑥毛泽东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记录，1950年4月21日。

　　⑦徐悲鸿给陈西滢的信，手稿，1950年11月。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4页。

　　⑨周恩来在政务院第63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11月24日。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页。

　　新疆和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两大少数民族地区。两区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近三分之一，又是中国的重要边陲。处理好这两个地区的民族问题，对于巩固和发展全国统一大业特别重要。在指导这两个地区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的许多指示和讲话，对解决这些地区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他要求进驻这些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一再强调，军队进驻这些地区，不得侵扰老百姓，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一切军需物资包括粮食在内均由中央供给。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始就在当地各少数民族的群众和一些上层人士中间留下良好的印象。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进驻拉萨部队举行入城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三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这样的场面，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欢迎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拉鲁致欢迎词说：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美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①

　　毛泽东始终抓住民族团结这个旗帜，并使之贯穿于民族地区的一切实际工作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就新疆问题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②

　　西藏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仅存在着汉族与藏族之间的隔阂，还存在着西藏内部的不和。由此带来西藏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把同时加强汉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作为一个根本原则。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第二天，毛泽东举行庆祝宴会。在宴会上，他十分高兴地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③

　　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毛泽东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特点，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一九五0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草拟了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十项政策，二十七日报送中央审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他各条均表同意，唯独对第八条作了修改。第八条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由西藏人民”之后，加了七个字：“及西藏领导人员”。虽然只有七个字，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政策。这是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团结藏族上层人士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对于团结整个藏族人民至关重要。这个政策在后来的实践中又不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做过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工作，或者通信，或者面谈。后来达赖集团叛国，这一部分人分裂出去了，但中国共产党努力团结西藏上层人士的政策始终不变。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十分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全中国的大统一。

　　正如毛泽东在建国七年以后所总结的那样：“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④

　　毛泽东还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国内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中国的空前统一，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从而成为中华大地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正主人。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指导这一伟大事变的毛泽东，被深深地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史册上。

　　①1951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451页。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西北局电，手稿，1949年10月23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8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页。

　　⑤这是毛泽东1950年10月写的一首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0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的歌舞晚会。毛泽东请一起观看演出的柳亚子填词一首，以述各民族大团结之盛况。柳氏写了一首《浣溪沙》送毛泽东。毛遂即写了这首词以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