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对这个方针确定的过程，陈云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过：“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稳定市场，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⑨
根据这个方针，今后几年的财经工作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时中央估计，朝鲜战局的发展，有三种可能：（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中央的对策是，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⑩这样，不但经济建设的环境要准备受到战争的威胁，而且要增加军费支出，减少其他方面的投入。
在全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就国内财经工作的部署来说，还有一个“稳”（稳定市场物价）与“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先后顺序问题。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权衡利弊得失，确定在两者中把稳定市场物价放在优先地位。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和稳定物价的需要，有必要削减和压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放慢一下建设的速度。但这绝不是说不要建设，不能建设。这就要精打细算，勤俭建国，把节省下来的钱尽可能多地用到各方面的建设上去。
“边抗、边稳、边建”，其中每一个方面对新中国都是严峻的考验。在提出这个方针之初，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对于能否圆满实现这个方针，心里并不十分有底。但是，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证明中国人民不但能够支持得住这场战争，而且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不仅能够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而且能在最短时间里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抗美援朝的胜利，都离不开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全力支持，离不开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
①指陈毅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上海三四两月工作的综合报告，1950年5月10日。
②毛泽东转发陈毅报告的批语，手稿，1950年5月13日。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页。
④毛泽东致林彪电，手稿，1949年12月18日。
⑤毛泽东致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彭德怀、高岗电，手稿，1950年5月20日。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⑦《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自提出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的决策后，多次提到，必须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3-76页。
⑨《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4页。
⑩《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12页。
土地改革，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并称为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它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说过：“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①
建国之初，新解放区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在这样广大的地区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土地改革，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运动，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及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②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和建国以前的土地改革，情况有很大不同。它是在取得全国政权并且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而过去是在激烈的战争条件下、在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直接任务，也从主要是支持革命战争转变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在新的情况下，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新区的土改在政策上要不要有所改变？土改的对象是地主阶级，这是不能改变的。土改依靠的力量是贫雇农，团结的力量是中农，这也是不能改变的。问题在富农，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政策？
中国的富农，一般带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性质，同时又实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中国的富农，人数不多，在农业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但在土地改革中对它实行什么政策，对农村其他阶层，主要是中农，影响很大。
由于富农在农村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对富农的政策曾几经改变，并在党内发生过严重分歧。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是主张对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的，提出中立富农、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在“左”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的时期，他的这种主张被指责为右倾，受到压制。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中共中央改变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在这个指示里，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但是这个规定实际上没有得到贯彻实施，很快就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冲破了。随后，根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富农的土地被平分，其多余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等也被征收。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实行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解释：“冲破《五四指示》是群众的行动。离开政治形势讲问题讲不清楚。生死存亡，这边是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那边就是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那时候富农就对你那么好？所以那时是不能提出中立富农的口号的。”③
全国解放以后，战争基本上结束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和平建设的时期到来了。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考虑新区土改时，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富农问题。他在访苏前主持召开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江南土改时，要慎重对待富农问题，要把对地主和对富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在访苏期间，他就土改中的富农问题又同斯大林交换过意见。
当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提议，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在法令上，不要肯定农民分配富农多余土地的要求。他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时，应当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斯大林的意见，与毛泽东不谋而合。一九五0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告诉他将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中的第四部分（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暂缓发表，从长计议，待他回国后再作决定及发表。
电报中说：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④
访苏归来以后，毛泽东对富农政策问题的考虑日渐成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但他觉得，这样大的政策问题，还需要更多地听听地方上主要是各大区的和各省的负责人的意见。
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致电新解放区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提出：“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电报还说：“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毛泽东要求中南局、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及其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毛泽东还让邓子恢在中南局正在召开的各省负责人会议上，征询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⑤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草拟新的土地改革法。三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询意见，列举出十四个问题，要求在二十天内答复。其中和富农政策有关的问题占了近半数，最主要的有：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中央要各地算这笔帐，是为了在两种富农政策之间作出抉择。一种是对富农土地财产一律不动，一种是只没收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这笔帐算清楚了，心中有数，才好下决心选定一个比较恰当的政策：既能适当满足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
各地在回电中，对中立富农的政策都表示同意，但在具体做法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完全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包括其出租的土地在内；一种意见则主张没收分配富农的出租土地，保留其余的土地财产。毛泽东对这两种意见都很重视，选择有代表性的电报，转发各中央局继续研究。
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接连三次来电，主张富农的出租土地应该拿出来分配，实行新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即不动富农自耕地及中农、富裕中农的土地，将地主土地、公地、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照毛泽东的本意，他是主张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但他没有立刻否定邓子恢的意见，而是继续征求其他大区负责人的意见。五月一日，他在复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报里，一面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一面要中南局根据他们的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同时要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华东局也起草一个和中南局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五月十三日，中南局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很快报来了。这个草案对富农出租的土地，允许按照不同情况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富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对富农土地之出租部分，得按减租办法减租。如某些地区贫苦农民所得土地太少，不足维持最低生活者，得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酌情征购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但征购后，应保持富农所有土地不低于当地中农水平）。”
两天后，华东局起草的土改条例草案也报来了。他们的草案对富农政策只写了一句话：“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饶漱石还托人带来口信，重申他的意见：只明确宣布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财产，不说暂时不动。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过几年再动，这是毛泽东在三月十二日致各中央局负责人电报里说的。饶漱石认为，这样的规定，不但领导上可能被动，而且会产生“割韭菜”的顾虑，不利于发展生产。
这些不同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这个问题需要拿到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决定。
毛泽东在向七届三中全会上提交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里说：“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他说，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⑥
经毛泽东修改、提交七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关于富农政策的规定是：“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就是这么一句话。
六月六日，刘少奇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做土改问题的报告，谈到不动富农问题时，他举例说，有一个人有四十亩土地，全部出租，这个人就是地主，他的土地就应没收。可是另一个人，有九十亩土地，四十亩出租，五十亩不出租（自耕和雇人耕种），如果他出租的这四十亩不动，同前一个人比较起来，就有些不公平，这个问题需要大家考虑。他又说，不动富农，但有些“尾子”又要调整，这样，不动富农的规定就站不住了，这个问题也很值得考虑一下。从刘少奇提出的这些问题来看，他感到绝对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包括半地主式的富农的出租土地，是有困难的。
与会者对富农政策以及土地改革的其他政策展开了讨论。八日，邓子恢和饶漱石在大会发言中，又重申了各自的意见。
邓子恢说，他对中央改变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过去他在这一点上还没有想得太通，这次根据中央这个指示，他完全理解这个精神，拥护这个方针。但是在中南的部分地区，如果富农的出租土地完全不动，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他希望对这个问题不要规定死，要有个机动，留一个“尾巴”，即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可以有条件地动。
饶漱石说，华东的情况是，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占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不过占到百分之七十到七十五。这样，他仍认为不动富农出租土地比较好，因为有利于生产。
六月九日，毛泽东在总结报告里，再次对不动富农的政策作了说明。
他在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历史后指出：那时候情况很紧张，应该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个道理也对。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战争停了，我们又决定不动富农。那时候，就是要动富农，不动富农，那是不可设想的事情。苏联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他们搞军事共产主义，对富农不准备搞的，后来因为敌人进攻得很厉害，资本家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好，才对富农从各方面直接没收。苏联搞新经济政策，废除军事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我们现在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战争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得多了。现在全国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去搞他。⑦
对这个重大政策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土地改革法草案又在党内外继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六月十二日经毛泽东修改、准备提交给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补充，这样规定：“保存富农经济，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对于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得征收其一部或全部。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均不得侵犯。”其中，对某些特殊地区可视情况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规定，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是吸收了邓子恢的意见。
六月二十一日，经毛泽东审定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又作了修改。修改后，提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完整的规定：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请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来开会，请出许多老先生来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六月二十八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六月三十日由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施行。
如果把土地改革法关于保存富农经济的规定，同毛泽东最先提出保存富农经济的思想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出，经过党内外充分的民主讨论，集思广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决策，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而最后达到完全一致。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民主精神。这种民主精神不仅表现在最初广泛征求党内各种不同的意见，也表现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充分讨论和各抒己见，又表现在全国政协会议中的民主讨论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堪称为“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
在新区土改过程中，按照新的土地改革法征收了富农的大量出租土地的全部或一部，许多地方还征收了富农的小量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大部。这样，实际保存下来的富农经济就不多了，在土改后的农村生活和随后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没有成为大问题。
毛泽东在指导这次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但更强调要谨慎，要各级领导机关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差。强调土改运动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对于尚不具备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充分照顾到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采取更慎重、更稳妥、更和缓的政策和步骤。他唯恐重犯一九四七年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土改进程宁慢勿快，尽可能地避免出乱子。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确而稳健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到一九五三年春，全国除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的农民在内）无偿得到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一些陈腐的、落后的东西在相当程度上被革除了。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场规模广大、内容深刻的社会大变动，铲除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根基，使古老的中国农村空前地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耕者有其田”，这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领导农民去实现这个纲领。只有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前赴后继的斗争，才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完成了这一彻底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任务。
中国是一个水患灾害较多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饱受两个祸患之苦。一个是战乱，一个是水患。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战乱，带来了和平建设的新局面。但是，水患的问题，却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治理水患，变害为利，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项十分紧迫但又需要长期为之奋斗的艰巨任务。从新中国一成立起，毛泽东始终关注着江河湖泊的治理，关注着全国的水利建设事业。
一九五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所未有。毛泽东在批阅淮北灾情的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到此处，不禁流下了眼泪。
这份电报讲到：“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毛泽东都划了横线。
从七月到八月，毛泽东接连给周恩来写了三个批示，提出并督促治理淮河。
第一个批示是七月二十日写的，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⑧
第二个批语写于八月五日。他说：“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⑨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第三个批语。这个批语是针对华东军政委员会八月二十八日的电报，此电转报了苏北区党委对治淮的意见。其中第三项提出：如果今年就实行导淮的话，原定的土改等工作部署就要改变，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就要重新考虑。而且在导淮工作的各项准备上“均感仓促”。毛泽东表示：“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⑩
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9、80页。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页。
③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6月9日。
④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周恩来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2月17日。
⑤毛泽东给邓子恢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的电报，1950年3月12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7、48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⑦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6月9日。
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7月20日。
⑨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8月5日。
⑩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8月31日。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这次会议，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
九月十六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皖北地区灾民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批给周恩来：“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①
从上述毛泽东几个批示里，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关怀灾民的迫切心情和治理淮河的坚定决心。
十月十四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淮方针、一九五一年治淮的工作方案等作出明确规定。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国家仍在当年十一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四亿五千万斤、小麦两千万斤，保证治淮工程按时开工。这年冬季，淮河上游、中游、下游共有八十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战八十天，建成了一条长达一百六十八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
第二年五月，组成由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赴治淮工地检查工作。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一题词被制成四面锦旗，由中央治淮视察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和河南、皖北、苏北治淮指挥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决心。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一九五七年冬，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国家共投入资金十二亿四千万元，治理大小河道一百七十五条，修建水库九座，库容量达三百一十六亿立方米，还修建堤防四千六百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在治理淮河的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还决策启动了长江荆江分洪工程和治理海河工程。
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它自三峡奔腾而出，到湖北宜昌以下豁然开阔，在长江中游地区形成辽阔的水网地带，滋润着湘鄂两省广袤肥沃的土地。但一到夏日，暴雨连绵，江河横溢，又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其中，从湖北枝江到湖南岳阳城陵矶这一段，人称“荆江”，更是首当其冲。
一九五0年十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的汇报，认真研究了荆江分洪工程方案。不久，荆江分洪工程获得批准。
荆江分洪工程，直接关系到湖北、湖南两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尽管从长远来说对两省人民都是件好事，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舍南救北”的矛盾，如何处理好湘鄂两省的关系，就成为荆江工程能否顺利实行的关键。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中南区和湘鄂两省有关负责人召开荆江分洪工程会议。与会者一致赞成荆江分洪工程尽快上马，但对于一旦发生长江特大洪水时湖南是否分洪、以及分洪后湖南能否免除洪水威胁的问题，看法一时难以统一。
情况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送上他主持起草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初稿请毛泽东审阅。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②
随后，经过多方商议，又对《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稿反复修改，提出了一个更充分地考虑到湘鄂两省各自利益的方案。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陈云，说：“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决定及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两个文件，请审阅批准，以便公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③与顾问布可夫④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我经过与李葆华电话商酌，并转商得邓子恢同志同意，同时又与傅作义⑤面商，决定分洪工程规定修改如现稿。这样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顾虑，因工程不完成决不分洪，完成后是否分洪还要看洪水情况，并须得政务院批准。”⑥三月三十一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
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五月，中央人民政府委派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临行前，毛泽东为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这项工程由于决心大，准备充分，只用了两个半月就全部完成。
荆江分洪工程竣工后，很快就经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一九五四年夏季，长江流域连降暴雨。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在洪峰到来之际，经中央批准，先后三次启动荆江分洪工程，保住了荆江大堤。毛泽东得知这一喜讯，再次挥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治理海河工程，是和治理淮河的工程几乎同时开始的。
海河并不长，却汇合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以及大大小小的众多支流，构成华北平原的一个重要水系。由于当时海河流域雨量集中，地势平缓，特别在夏季一遇暴雨便泛滥成灾，直接威胁着华北平原主要产粮区和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安全。
修建官厅水库，是治理海河的一项关键工程。清朝末年就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由于兵荒马乱、政府腐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始终没有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关怀下，经政务院批准，官厅水库工程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正式开工。
官厅水库可蓄水二十二亿多立方米，是继治淮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之后，新中国兴建的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官厅水库竣工前夕，视察了工地。水库建成后，又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多灾的河流。在可考的历史记载中，平均每十年就有四次决口。新中国建立以后，首先进行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它和治理海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官厅水库工程一起，被称为新中国初期的四大水利工程。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假的时间，顺着山东、河南、平原三省黄河沿岸，专程考察黄河。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第一站到济南。二十七日，毛泽东视察了济南附近的黄河地段。他站在堤坝上，凝神望着黄河水，问道：这里的黄河底比济南城内地面要高出多少？陪同的人回答：高出六到七米。毛泽东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修牢，千万不要出事。雨季大水，要发动群众上堤防守，必要时军队要上去坚决死守，不能出事。还说：我深知黄河洪水为害，黄河侧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可以引黄河水淤地，改种水稻，疏通小清河排水，让群众吃大米，少吃地瓜。
二十八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前往徐州⑦。途经当年的淮海战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向周围人说起当年指挥淮海战役的一些情景。到了徐州，刚下火车，就听徐州市负责人汇报工作。徐州市负责人表示，事先不知道主席要来，没有准备。毛泽东说：我就爱听没有准备的汇报。
在徐州，毛泽东登上云龙山顶，远眺清朝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改道以前的黄河故道。他深有感慨地说：过去黄河流经这里七百多年，泥沙淤积很多，夏秋季节常常决口，泛滥成灾，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乾隆皇帝四次到这里视察，研究治理黄河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治不好黄河。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应当领导人民，把黄河故道治好，变害为利。山上山下、城市道路两旁，都要多栽树，防风固沙，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治理战争创伤，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二十九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河南省兰封县⑧。为了不给地方增加接待负担，他提出，当晚就住在专列上。
第二天（三十日），毛泽东又乘专列前往黄河东坝头，随即徒步登上大堤，来到当年铜瓦厢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毛泽东向陪同的黄河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了解当年黄河决口的情况，并询问了固堤防洪的一些措施。
中午，毛泽东回到专列，继续驶往开封。毛泽东请陪同的河南省委负责人等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很有兴致地向王化云询问起治理黄河的规划情况。毛泽东说：长远打算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毛泽东还关切地了解了黄河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情况。后来，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或许就是在这时萌生的。
开封就要到了，毛泽东提出想看一下举世闻名的“悬河”。于是，一行人很快来到柳园口大堤。站在大堤上，毛泽东向四下张望，说：真是“悬河”！黄河水比堤外村里的树梢还高。他又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切实修牢固。发大水时，有危险，党政军民一齐上，万万不能再出事。
当晚，毛泽东在开封河南军区驻地过夜。大家都休息了，毛泽东却在灯下兴致勃勃地翻阅《河南通志》、《汴京志》、《龙门二十品》碑帖等。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每到一地，总要找当地的方志等阅读，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
三十一日清晨，毛泽东要到新乡去看引黄灌溉工程。那里当时属平原省，毛泽东坚持不要河南省委负责人陪同前往。临行前，毛泽东嘱咐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动员和激励几代人治理黄河的响亮口号。
专列途经郑州，毛泽东下车到邙山考察。远远望去，可以看到新建成的引黄灌溉大闸。毛泽东提议去引黄渠看看。
到了引黄灌溉大闸管理处，听完管理人员介绍，毛泽东问：把闸门打开进水看看行吗？陪同的人告诉他：现在这里还没有电，开闸都是人摇。毛泽东提议：那咱们一起去摇开它吧。说罢，便脱去大衣，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闸开了，黄河水滚滚涌进。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在那里深思片刻，说：沿着黄河每个县都建一座引黄闸就好了。
毛泽东上了车，继续向新乡驶去。看完引黄入卫新渠，毛泽东感慨地说：从黄河到卫河，这条人民开发的新渠，改变了黄河下游过去只决口遭灾、不受益的情况，起到了造福人民的作用。⑨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来到安阳，参观了著名的殷墟。在结束为期一周的考察黄河之行后，十一月三日凌晨一时回到北京。
水利，自古以来就是个大问题。它是农业的命脉，关系着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又关系着人民的安危与福祉。毛泽东对水利的关心和重视是一贯的。为人民造福，是他在发展水利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兴建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减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有力地保障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一十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还高出百分之二十。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点一，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三年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胜利实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三年里，就领导全国人民恢复了国民经济并有所发展，在新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为新中国的全面发展，为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在开国之初，为巩固革命的胜利和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三项最紧迫的任务，即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三年内都顺利地实现了，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中国人民破坏一个旧社会，而且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在领导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非常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
一九五0年底和一九五一年初，几个大城市上映了一部电影《武训传》，引起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发表了不少赞扬的文章，作了许多过高过分的评介。比如，有的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有的说，“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是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有的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等。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逐渐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这样开展起来了。
电影《武训传》写的是一个真人的故事。主人公武训，原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他靠着乞讨，筹款兴办义学，想让更多的穷人家的子弟能够读书识字。但这种想法，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在筹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夏衍就曾经表示过：“武训不足为训。”⑩
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9月21日。
②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5日。
③李葆华，当时是水利部副部长。
④布可夫，苏联水利专家。
⑤傅作义，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
⑥周恩来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的信，手稿，1952年3月29日。
⑦徐州，当时属山东省管辖。
⑧兰封县，今属兰考县。1954年，兰封、考城两县合并，改称兰考县。
⑨以上有关毛泽东1952年10月视察黄河的材料，均出自袁隆：《纪念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50周年》，2002年9月25日。
⑩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见1994年7月16日《文化电影时报》。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专门调看了这部影片。随后，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稿，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这篇社论的主体。这篇社论于五月二十日发表，标志着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开始。
毛泽东尖锐而明确地指出了电影《武训传》问题的要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他还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①
毛泽东的批判是尖锐的，严厉的。他把武训行乞兴学放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加以分析，并进而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问题。
这篇社论发表以后，对电影《武训传》展开了比较集中的批判。六月十六日《学习》杂志第五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事先审阅了这篇文章，有针对性地加写了几段文字。
关于武训办义学这件事，毛泽东指出：“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②
为什么一部电影和对它的宣传，会引起毛泽东如此严重的关切，亲自动笔写社论，改文章，发表这样尖锐意见呢？从以上的引述中就可以得到答案。历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的毛泽东，对这种进行不正确的宣传自然是很敏感的。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进行宣传，教育人民，以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毛泽东抓住对电影《武训传》进行讨论和批评这个机会，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教育人们用这个观点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看待历史人物。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历史上的武训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作实地的调查。调查团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在当时属于平原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对武训的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形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记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在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
调查记共五个部分，即“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毛泽东对调查记作了认真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达十五处之多。关于武训兴办义学一事，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说明在封建剥削下，“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毛泽东的目的是借此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应当说是重要的，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纲过高的情况，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进行，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
当时在对人的处理上是比较慎重的。影片的导演孙瑜，在运动中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仍然让他继续执导一些影片。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文艺界代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还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并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判，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③
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大学马寅初等十二位著名教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还邀请周恩来到北京大学作报告。周恩来得到邀请，向教育部建议，于九月二十九日召开了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这以后，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首先在北京天津两市，随后又发展到全国，先是在高校，以后推广到各界知识分子。
这个学习运动的发起，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也是适应国家进行各项改革和建设的需要。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讲话，指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④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到一九五二年秋，这场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员的百分之九十一，大学生的百分之八十，中学教师的百分之七十五，参加了学习。这对他们转变立场，克服旧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做法过于生硬，在感情上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还发生过错误地用教条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某些学术观点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讲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指出：“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受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⑤
①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手稿，1951年5月。
②毛泽东对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的修改，手稿，1951年6月。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7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3、18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