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讲到将来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是从总的方向上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①（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而没有指明怎样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过程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在思考，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这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根据对三年来实际生活的仔细观察，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认识的萌芽。
同年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8）
刘少奇在这里提出的“献厂”方式，只是一种设想，而且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要做的事。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一些资本家代表座谈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②（②《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5、126页。）
周恩来没有否定“献厂”这一方式，也没有肯定这一方式，只是强调，现在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这显然是针对资本家产生的顾虑而讲的。他强调和平转变。其中提到“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这是很重要的思想。
探索在不停地进行着。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①（①《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页。）这比刘少奇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信上所说“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显然又前进了一大步。
正在这时，一九五三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按照李维汉原先的布置，是为了解决“五反”运动之后对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但下去以后，关于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经济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李维汉便把目光集中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来，成为这次调查的主题。五月，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五月二十七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李维汉在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里，概括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还是从《共同纲领》讲起。他说：
“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是共同纲领五种经济成分之一， 是我们向资本主义提出的一种过渡形式，经过三年来的努力和斗争，已有相当发展。公私合营是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较少，但其中一九五二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已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五点八倍”。
“至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等形式则有很大发展，……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私企处估计全国比重为百分之三五至四十。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已包括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行业和主要工厂，还在继续发展中。经验似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5、216、212页。）
如此明确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提出来，还是第一次，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的。李维汉在报告开头特地交代了一句：“因为对业务无知，我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恐不免有错误；但因为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故着重地提了出来。”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5、216、212页。）
调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③（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2页。访问郑新如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郑新如、黄铸均为调查组成员。）
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六月十五日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十大城市的市委书记)，讨论调查报告，并听取李维汉的报告。正是在六月十五日这次会上，毛泽东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李维汉向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另行起草的，题目是《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不少修改，一个重要修改，是把题目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当时，毛泽东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组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所以重点是改造。在胡乔木的参加下，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文件三易其稿。毛泽东准备把它作为党的决议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来，觉得还不太成熟，为了慎重，改为李维汉向全国财经会议的报告。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它把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清晰地勾画出来，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
这个文件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而对资本主义商业则采取利用、限制和排挤的方针。后来毛泽东改变了对私营商业采取挤掉的方针。他在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页。）至此，利用、限制和改造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方针，最后完善起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报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的波澜。高岗是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但是会上不说，散会后对李维汉说：“你读过斯大林的《两条路线》吗?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长人社会主义吗?”斯大林的《两条路线》一书(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高岗身居高位，正在阴谋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但还没有暴露。从他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扯到被斯大林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人们会感到该有多重的分量。李维汉有些紧张，对有关同志说：“不要太高兴，不是都同意的。”李维汉亲自到高岗家里，想问个究竟。高岗却推说这不是他的意见，是张闻天的意见。李维汉又找到张闻天。张闻天只是向他介绍了布哈林的观点，而在政治局讨论时是积极支持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②（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4页裔问郑新如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
经过两次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方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这里的关键是对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认识。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的经济”，包括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但在实际上，租借等形式基本上没有发展，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许多新形式却大量涌现。这些都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建国之初到一九五二年，在实行财经统一，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调整工商业，以及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为了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困难，缓和公私、劳资的紧张关系，减少工人失业，保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社会稳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新形式应运而生。这不仅符合国家的利益、为国家所需要，也符合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为它们所需要。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密不可分的，是顺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基本要求的。
当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出现的时候，对它们的意义，人们，包括毛泽东在内，并不是立刻就完全认识的。在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之后，终于发现：这些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同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生长着社会主义成分，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①（①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7月。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2页。）
为了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这个工作由中央统战部负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作出了决定。但是，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却是经济部门的事情，由统战部来管，工作起来关系不顺。怎么办?胡乔木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很赞成，说胡乔木提了个合理化建议。②（②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随后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财经委员会下设立第六办公厅，具体负责有关工作，许涤新任主任。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李维汉任主任。
经过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党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向也已明确。当务之急，是要在党内外，首先在领导机关和各界上层代表人物中间进行传达和讨论，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为此，从九月八日至十八日，连续举行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还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界的前途问题。
九月七日，也就是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了十位党外人士谈话，他们是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等参加。
毛泽东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①（①《共同纲领》第31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步骤，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这就是说，分两步走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用三五年的时间，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再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而且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
毛泽东还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关于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工商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先毛泽东曾向在工会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作过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所得税34．5％
福利费15％
公积金30％
资方红利20．5％
总计100．0％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292页。）
这就是所谓“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
按这个比例，资本家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作了一个补充。他说：“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②（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15页。）后来大致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分配的。
毛泽东在同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专门讲了一下“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方针。不过他这里所说的私营工商业，是指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他说：“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又说：“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民生公司是一家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航运大型企业。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先进的资本家。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293页。）
毛泽东的谈话，提纲挈领地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政方针说得十分透彻。九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和解释了这个谈话的内容。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转发了谈话要点，其中特别指出：“主席谈话要点所指示的培养先进资本家，望有系统地进行，做到大、中、小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一批这样的资本家。”
这样，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迅速地传达到全党高层领导干部。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工商界的切身利益。毛泽东很想听听工商界人士的反映，同时也做做他们的工作。九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又约请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这五位都是工商界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工商界有着重要影响。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来说，既是调查，又是宣传。毛泽东带头做先进资本家的工作。谈话的气氛很融洽，从下午七时四十五分谈到十时零五分，其间并共进晚餐，算得上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下面是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记忆在当天追记下来的谈话记录。抄录如下：
“毛泽东：三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舍得来，可以办好。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郭棣活：三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事。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工商界是不行的。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下是饭后所谈的。)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什么波动?
(五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大家都会同意的。)
毛泽东：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郭棣活：工商界从一九五。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支持，认识到国家统一计划的好处。现在鼓励公私合营大家都会想得通。
(荣毅仁在此说了一段话，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各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毛泽东：同意情形不同的说法。一个企业也不能由一个人决定，还要看董事会等大家的意见。关于大、中、小，
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大的重要。
(胡厥文在此讲了一段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
毛泽东：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很快解决。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①（①指按照“四马分肥”的分配方法资本家分得的红利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如果提到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五百亿②（②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办纱厂资本家能获利多少?
郭棣活：五百亿可办一万纱锭，可赚五十亿，(资本家)只能分得十二亿五千元(表示似少一点)。但目前情况是有利可图，无利可得(意思即如能保住四分之一也可接受)。荣毅仁：现在利润不止此数，锭子价低，因加工订货关系，流动资金用不了许多，所以五百亿资金可以办一个二万五千锭的厂，应赚一百亿左右。
毛泽东：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定于市场。今年四百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无穷。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三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
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排斥。”
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传开以后，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引起了波动，普遍感到震动和不安。一部分人存在严重抵触，说“上了贼船”。有的大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下，为了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月至十一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讲话，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内容、意义和步骤。这次大会开得比较及时，收到显著的成效。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多数人受到教育，程度不同地、勉强或不勉强地接受了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许多人感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有的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加强学习，欢迎改造”。黄炎培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黄炎培的发言，博得许多代表的赞同。代表们开始认识到，只要遵循国家的总路线，将来可以稳步进入社会主义。许多人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怕挨整而转变为比较开朗。会议闭幕时，李烛尘致闭幕词欢呼“毛主席万岁”，会场情绪很高。经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集中学习讨论，资产阶级中间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并在以后几年中日益增多，成为协助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会议期间，李维汉向毛泽东讲了开会的情况。毛泽东肯定会议是成功的，并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根据这一意见，有关部门在工商界中同，有领导有准备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作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①（①以上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50—752页。）
一九五四年，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和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第一年。
一九五三年底，在私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总产值中，公私合营的产值只占百分之十三点三。为了发展公私合营企业，中财委第六办公厅在一九五三年底拟订了《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草稿)》，并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至十六日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草案。雇用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在当时被称作大工厂。
《意见》要求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毛泽东基本赞成这个计划。他说：“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天下大变。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淹不死人’。”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2月9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与此同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比较完整而明确的办法。
国家对私商的改造，首先是从批发商开始的。私营批发商，特别是大的批发商，有很大投机性，往往同国家争夺货源，操纵物价，扰乱市场，危害国计民生。为了保持市场稳定，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对私营批发商采取了排除代替的方针，从而使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到一九五三年底，国营批发的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私营零售商的主要部分，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从私营批发商或从生产者方面进货，而必须依靠从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方面进货，来维持它们的营业。
这样，需要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适应新情况的改造私商的政策和办法。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发出《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陈云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
指示根据市场关系的变化，确定改造私营商业的方针是：“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49页。）
指示发出后，推动了整个私营工商业改造稳步而又协调一致地进行。
一九五四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总的说是稳中求进，但公私合营的步子却迈得很大，大大超过了年初预定的发展指标。
这一年，采取所谓吃“苹果”即逐个企业合营的方式，合营了七百九十三户规模较大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业企业，当年产值达二十五点六亿元，超过过去几年全部合营企业产值的总和，私营工业产值的比重降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九。
吃“苹果”的方式，产生了新的矛盾。大的“苹果”吃掉了，剩下大量分散落后的中小私营工业企业，生产遇到严重困难。加上国营部门在加工订货的分配上，往往只照顾国营和合营企业，没有照顾那些中小私人企业，更使这些企业生产难以为继。部分私营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工人失业。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地方工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发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发展计划，但是面对各地暴露出来的这些严重问题，不得不临时改变部署，首先研究对私营工业的生产安排问题。主管八办工作的陈毅对此提出批评：“改造速度太猛，孤军独进”。
会议中间，从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由陈毅主持，邀请刚参加过全国政协会议的六十三位工商界委员，举行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陈云到会讲话，提出对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和私营的工业生产要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他说：我国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只管国营不管其他，是会出毛病的。为了维持私营生产，国营企业要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企业。如果我们安排了私营生产，使私营工业比重下降较慢，能够维持下去，工人满意，他们就会督促资本家和我们搞合营。这就可以造成更便利、更快、更大量的搞公私合营的条件。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67、268页。）
一九五五年一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了统筹兼顾的方针。毛泽东说，这才对，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此前不久，毛泽东就曾指出：在工业中，原料和订单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②（②陈毅传达毛泽东在1954年12月19日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记录。）
由于及时调整公私关系，私营工业再次渡过困难，稳住了人心，公私合营又得到稳步发展。
然而，从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特别是十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以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影响下，私营工商业改造再也不可能照以前的步伐稳中求进了。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报告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他说：“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07页）
七届六中全会最后解决了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以后，毛泽东立即着手解决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
这时从客观条件来说，适当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已有可能。在工业方面，到一九五五年底，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总和，已占到合营企业和非合营企业总产值的一半(百分之四十九点六)，其余一半的产值是十二万多户的中小企业，也大多纳入了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取得了结合私营企业的改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成功经验。在上海，已有棉纺、毛纺、麻纺、面粉、碾米、造纸、卷烟、搪瓷八个行业，在北京，也有面粉、机电、棉布三个行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私营商业在批发行业中的转业改组已基本完成，在零售行业中只占全国零售总额的四分之一。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割断了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民的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去独立存在的条件，处于孤立的地位。这对于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私营工商业来说，自然是一个不小的震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加快私营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更多的人则对前途没有信心，在惶惶不安中抱着得过且过的念头，无心继续生产。
在这重要的时刻，为了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也为了稳定私营工商界的人心，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商界的工作，打通思想，消除忧虑，指明前途。
当时，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在北京开会，各地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云集北京。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两次约集一些代表人物座谈。
第一次座谈会是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应约出席。
毛泽东先讲话。他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这里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地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改变要逐步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