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Ο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受了苦就是了。”⑧
毛泽东对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作过多次回顾和总结，而这一次比过去任何一次讲得更加系统而深入，对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所犯的错误）作出明确判断。第一，庐山会议后应当继续反“左”，反右错了。（但毛泽东仍坚持庐山会议关于彭、黄、张、周的错误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反右把许多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犯了错误。对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第三，郑州会议精神、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问题是不正确的。第四，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再度泛滥。第五，强调普遍反对“五风”特别是“共产风”。整风整社，开始主要整三类县、社、队，强调夺权斗争。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中主要的普遍的问题是“五风”问题。第六，总的说来，现在大家解放思想了，对社会主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差不多正好一年前，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过总结，就是那篇《十年总结》。《十年总结》有一些很好的内容，但“左”的东西仍不少。比如，对全国刮“共产风”起过很大影响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加以肯定；又如，认为七八两月的庐山会议基本上取得了主动。而且，《十年总结》完全没有触及当时已经严重泛滥、对全局产生严重影响的“五风”特别是“共产风”的问题。这次总结，触及许多实质问题，作出一些比较符合实际比较公正的论断。所以，毛泽东认为，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所谓“大为深入了”，当然只能放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来理解。从长远来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要认识清楚，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实践和探索的过程。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要警惕受骗。他说，他就受过骗。河南省委一位书记曾对他说，河南的食堂半机械化可普遍啦。其实根本没有，就是展览会上的一个机器。后来邓小平去河南调查一个县，那个省委书记就连夜把那个机器从郑州展览会运去。毛泽东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严重教训来记取，提醒各级领导同志们注意。此时毛泽东也许会联想到，一九六Ο年他参观了那么多的“四化”展览、新技术展览，那里头有多少展品只是作个摆设而没有真实意义和实际价值呢？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他以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证明，教育干部是一个何等重要的问题。他说：“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经过那次整风，七大以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套，全党就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时期还没有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从现在开始，要长期教育干部，非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⑨
毛泽东建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八月。这一段时间先把农业问题搞好，下次会议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城市整风问题。他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上山之前，他对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自然要联想到第一次庐山会议。第一次庐山会议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的感受不会比别人小，在那次会议上他的心情也并不舒畅。他决定二上庐山，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第二次庐山会议，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干部轮训问题。
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更是作了大量准备工作，起草了一系列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
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和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会议议程。
毛泽东先问了各地的年成，又问到贯彻“六十条”及农村的情况。中南的同志谈到“六十条”解决了生产队的问题，但土地、耕畜、劳力等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这样，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这正是毛泽东长时间以来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
对于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工业，毛泽东曾经很自信，认为没有什么神秘，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困难。但经过一九六Ο年的大挫折，改变了看法，认为人们对社会主义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对工业，就他个人来说，也是不甚了了。他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了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
“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没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⑩
这次会议一共听取了六个报告：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李富春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薄一波关于《国营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说明，陆定一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的说明。邓小平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讲了五个问题：（一）对最近三年的估价；（二）三年调整的目标；（三）方法问题；（四）集中统一，分级管理；（五）统一认识。邓小平的讲话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总结。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①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1961年5月8日。
②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61年5月9日。
③邓小平、彭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1年5月10日。
④指张平化1961年5月10日关于浏阳县大江大队调查的来信；李井泉1961年5月13日关于恢复供销社试点工作的来信；王任重1961年5月10日关于湖南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来信；阎红彦1961年5月9日关于调查农村几个问题的来信。
⑤毛泽东转发张平化来信的批语，手稿，1961年5月14日。
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5-341页。
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61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3-277页。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6月12日。
⑩毛泽东在中央和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稿，1961年8月23日。
毛泽东没有在全体会上讲话，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关于经济形势，他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他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好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①
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这是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发生过分歧。
这次庐山会议的气氛同第一次庐山会议迥然不同，总的说大家的心情比较轻松，也比较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会议中间有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有过批评，但都属于正常的讨论。
毛泽东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有闲游览庐山含鄱口、仙人洞等名胜。九月九日，赋诗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仙人洞，在庐山佛手岩下，牯岭之西，高约两丈，深广各三四丈，传说为唐朝仙人吕洞宾所居，因而得名。凡游庐山者，大都要到此一游。
这首诗既是写景，更是抒情，写景是为了抒情。“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含有哲理的诗句，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说是他那不平凡经历的艺术概括。
九月十六日，会议闭幕那天，毛泽东又书写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赠庐山管理局党委诸同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很能反映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离开庐山，九月二十一日到了武昌，准备在那里会见蒙哥马利元帅。这是他们第二次相见，也算是老朋友了。
二十三日下午，他们在武昌东湖第一次谈话，然后共进晚餐。二十四日上午第二次谈话，仍在东湖，并共进午餐。下午，毛泽东约蒙哥马利游泳，蒙哥马利不会游泳，坐在船上观看。上岸后，毛泽东到蒙哥马利住处胜利饭店，同他进行第三次谈话。蒙哥马利见毛泽东喜欢抽烟，送给一盒三五牌英国香烟。毛泽东则书写他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游长江时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回赠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两个问题：“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毛泽东向蒙哥马利大致地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情况。
蒙哥马利又问：“在一九四九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四九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蒙哥马利进一步提问：“当时按照轻重缓急来说，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毛泽东说：“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
蒙哥马利又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毛泽东回答十分干脆：“一开始就看到了。”蒙：“我用的是一句英国成语，意思是在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明朗了，找到一条道路了？”毛：“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蒙：“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
毛泽东说：“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蒙哥马利问，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毛说，根本没有。蒙说，但你们得到苏联的技术帮助。毛泽东说：“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毛泽东回答蒙哥马利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他说：“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在谈到革命问题的时候，蒙哥马利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毛泽东说：“对，多少还要遗留下去。”蒙：“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毛：“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蒙：“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毛：“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
共进午餐之后，继续谈话。蒙哥马利说想跟毛泽东谈谈三原则问题。所谓三原则，就是“一个中国，两个德国，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他说，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一个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他说，这三个原则，多年来都单独提过，这一次要一揽子提出。毛泽东表示支持，说“提得对，提得好”。②
在第二次会见中，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蒙哥马利又问毛泽东对核武器怎么看。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蒙：“刘主席告诉我，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毛：“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③
第三次谈话是在毛泽东游长江上岸之后，游泳便成为宾主之间的一个话题。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游泳池里游？”毛泽东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又问蒙哥马利，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他还说，密西西比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逊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④
游泳，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爱好。他特别喜欢到大江大河大海中去游泳。全国几条著名的大江，长江、湘江、珠江、邕江、钱塘江都游过了；黄河想游而没有游成。在他的词作中，以游泳为主题的就有两首。在海里游泳，他更喜欢有狂风巨浪的天气。与大自然挑战，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满足。他从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在北戴河游泳之后，年年游泳，几乎没有间断过。一九七四年在长沙，当时已是重病缠身，走路都要由人搀扶，但到游泳池一下水，却又恢复了那种自如的体态，看不出是一个重病人。那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第二次庐山会议虽然主要讨论工业等方面的问题，但毛泽东着重关心和注意的仍在农业方面，在“六十条”。他在会议期间也批示印发过工业等方面的材料，如陈伯达、田家英率领的天津调查组关于工业问题的调查报告等，但都没有写批语。写批语的只有一个材料，那就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批语写道：“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⑤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⑥毛泽东后来一直称赞这个文件。
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第一天，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曾讲到，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不要以为有了一个“六十条”，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是这样的。在他看来，至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六十条”就没有解决，而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念念不忘。九月二十一日到武昌，同王任重又谈到这个问题。据王任重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记载：“二十一日主席到了武昌，下午我去看了他，除了谈灾情以外，着重谈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主席是主张生产队核算的。二十二日下午又找我去谈了这个问题。”“二十三日晚给主席送了关于生产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份材料。二十四日午后，主席对我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没有话说。主席接见了书记处书记和地委第一书记，主席表示了他的看法。”⑦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会见后，就乘专列北上。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的书记。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问刘子厚：“你们想扯什么问题？”
刘子厚：“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一提大包干，立刻引起毛泽东的兴趣：“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脚是指生产队，腰是指生产大队，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周兴介绍了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毛泽东：“这是烦琐哲学嘛。”刘子厚：“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泽东说：“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活的，钢、铁是死的。”
就对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这个问题的看法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比过去更接近实际。已经不再是一九五六年高级合作化宣传“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时的那种认识了，更不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搞“一大二公”时的那种认识了。毛泽东认识上的变化，来源于实践，来源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过去讲“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讲“一大二公”，也都说出了许多道理，论证这些观点的理论文章也不计其数。但实践终归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自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起，反复讲人的认识要通过实践，就是这个道理。
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说：“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
刘子厚又汇报到按劳分配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顺口说来：“按劳分配就是搞嘛。还有什么问题？还讨论了什么？”刘子厚介绍了他们准备实行的实物分配办法。所谓实物，当然主要是粮食。毛泽东说：“唐二里那个地方，口粮按劳分配部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规定每人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
从“吃饭不要钱”到废除供给制，再到压缩基本口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公社演变的过程——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逐步推进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实行。
刘子厚说，对困难户进行补助，人们是同意的。对投机倒把的，只搞自留地小片开荒的，懒汉、盲流，人们都不同意补助。毛泽东说：“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⑧
最后，毛泽东把大队应管之事归纳了几条。
第二天，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加以整理，形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以生产队（即后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上就提出，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写道：“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⑨
过了四天，十月四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⑩
①王任重日记，1961年。
②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③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4日上午。
④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4日下午。
⑤十个问题，指（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没有按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致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以经营管理方面出出了一些错误做法。（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在改造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也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⑥毛泽东对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1年9月6日。
⑦王任重日记，1961年。
⑧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6日。
⑨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的信，手稿，1961年9月29日。
⑩毛泽东给邓小平、彭真的信，手稿，1961年月10月4日。
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月六日晚召开，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会前毛泽东印发了胡耀邦报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报告说，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六十条。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经过邯郸时，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同时，报告对一些地方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担心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
当时，在中共党内，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书记和相当数量的地委、县委书记在内。在高级干部中，像胡耀邦这样，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如此鲜明地表达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的肯定和支持，为数不多。毛泽东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在批语中写道：“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①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又一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兴起。毛泽东派田家英率调查组再次去农村调查。田家英选在山西长治地区的一个村庄，作为调查地点。这是老解放区，而且有良好的农业合作的基础。经过调查，他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完全正确。
邓子恢于十月二十八日到了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十一月九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反映，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小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报告对体制改变后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二十三日，毛泽东把邓子恢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②
受中央委托，田家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文件里，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不热心、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反对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越小越好的意见，而主张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十二月十二日写出初稿。毛泽东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报送的指示稿中，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为“例如四十年内”。邓小平主张改为二十年。田向毛请示：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毛泽东将“四十年内”改为“至少三十年内”。并在批语中写道：“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③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以后，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载入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以生产队（当时称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时间，可见纠正“左”的思想，突破一种旧的观念之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是对“六十条”的重要突破。实际上，就经营规模的大体而论，这是正确地回到初级合作社，但还保留政社合一这个僵硬的外壳，这个外壳仍然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着。虽然这是恢复性的增产，但增产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而且是连年增产。走出这三大步，实际上也是对原先设想的那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的否定。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每走出一步的时候，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最后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并不是靠批判，更不是靠斗争，而是靠调查研究，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带头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寻求真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总归要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制定，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随着这个条例的制定，其他许多领域，在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也都相继制定了相关的条例，形成包括许多重要方面的一整套具体政策。被“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打乱了的工作秩序逐步恢复，走上正常轨道。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渐趋活跃起来。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一九六一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毛泽东对怎样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①毛泽东对胡耀邦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0月6日。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邓子恢调查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1月23日。
③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的信，手搞，1962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