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九六七年“全面夺权”和到处派性武斗的大动荡后，进入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派性、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来。他仍设想这场“文化大革命”能够在三年左右告一段落。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表明了他对局势的这种估计。社论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①（①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这年一、二月间，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国内局势比一九六七年要稍稍平稳一些。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已经陷入严重动荡以至失去控制的局面是很难收拾的。有些地区和有些部门情况仍极混乱，甚至继续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铁路运输方面。
二月二日，津浦铁路上两列客车遭到武装抢劫，乘务员数人被绑架，枪支等被抢走。这条铁路的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几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四日，周恩来将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且写了一封信说：这种破坏铁路的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昆明、成都一线。他在信中提出：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阅后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等1968年2月4日报送的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2月。）
保存下来的一份二月十二日整理的《主席指示》中记录道：“总理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记录还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写道：“主席说过，清一色是没有的，世界上就没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这种观点就是派性。陷到派性中去就麻烦了，要超脱派性。错了就检讨，没有关系。可以作深刻的检讨，可以承担责任。不管是党、政、军、民，都是军队负责。”②（②《主席指示》，1968年2月12日整理。）他希望由军队出面作检讨，承担责任，消除隔阂，早日实现大联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讲话记录，传达到军一级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长。
毛泽东很看重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件事，把它看作稳定局势、着手建立新体制和新秩序的关键。三月间，他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还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③（③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这些话，在稍后不久的“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以黑体字刊出，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主要关注点所在。
这时，出人意外地发生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这件事是林彪、江青联手发动的。杨成武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列席人员，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七年夏，杨成武、余立金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历时两个多月。途中，杨成武听到过毛泽东对林彪等不满的一些话。回北京时，叶群问他：“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讲没讲林总的什么话?”杨成武只能回答她：毛泽东没有讲过。不久后，林彪便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一九六八年三月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要杨成武派人查找一批鲁迅手稿的下落。这些手稿是戚本禹取去的。几天后，担负查找任务而到钓鱼台的傅崇碧被江青诬称“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杨成武替傅崇碧说话，又再次得罪了江青。在林彪、江青眼中，杨成武等已成为他们的“异己力量”，便发动突然袭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打倒。
打倒杨、余、傅，事前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已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杨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03、339、3加、374页。）但毛泽东仍作了一些保留。不久，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批示稿的批语，手稿，1968年4月6日。）后来，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讲话中又就这件事作了自我批评：“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①（①毛泽东同出席中央军委会议全体人员讲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对毛泽东来说，他这时关注的重点仍放在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的大联合上。但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部署必然导致的结果；相反，却从他习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出发，认为一定是有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指挥。他曾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基于这样的认识，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又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③（③1968年4月1O日《人民日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新的提法，使问题进一步升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的对象，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下要清查解放前有着或被怀疑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涉及的社会面更广。这样，“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推开的。五月十五日，先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以后，便掀起了再度席卷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毛泽东在发动这场运动时，曾多次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要给出路，防止扩大打击面，严禁逼供信。他说：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
“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①（①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
“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几天后，他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他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1220期上的批语，手稿，1968年5月19日。）这份材料，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
但是，在各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违背政策、逼供信、造成冤假错案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造成不少悲剧。这同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泛滥、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有关，也同毛泽东对敌情的过高估计和采取的错误方法直接有关。
六月二十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讲到帝国主义要颠覆某一个非洲国家时总要在它内部利用一些工具。
毛泽东说：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①（①毛泽东同尼雷尔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
不久，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到陕西问题，又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
几天后，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又写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③（③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7月21日。）
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一再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禁逼供信、防止扩大打击面，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他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异常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和极为紧张的政治氛围中，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发动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果，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采取逼供信等现象，导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时间虽不长，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
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从三月到六月，浙江、江苏、宁夏、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四川等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还有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原因是这些边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导致两派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加剧。其他有些地区的武斗也仍在继续。
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这种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
在各地的武斗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一部分人破坏铁路交通，无法恢复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交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六月三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后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①（①毛泽东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沈阳、南京班时对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的谈话记录，1968年6月3日。）十三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②（②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他们仍拒不执行。七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布告》中以严厉的措词规定：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3日。）
《布告》发布后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转发各地，并要求各地检查宣传情况，加强领导，“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但是，一些地区的武斗并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下来。在陕西出现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包括：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七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24日。）
以往，毛泽东要求制止武斗的一系列要求以内部谈话、电报和文件等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现在采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公开张贴布告的方式，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力度就大得多，也显示毛泽东已不能容忍这种混乱状态再持续下去。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紧接着，毛泽东又采取一项大行动：直接找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面人物谈话，对他们发出十分严厉的警告。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也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②（②谢富治、郑维山、傅崇碧关于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的报告，1967年3月5日。）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它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
那时候，北京高等学校多数师生已对这种无休无止、徒然造成严重破坏的派性武斗十分厌倦，做了“逍遥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大多数人是你们要打你们就去打，我不来。他们当逍遥派。”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但聂元梓、蒯大富等自恃“造反有功”，又有中央文革做“后台”，把自己封成“一贯正确”，一意孤行，不仅插手各地武斗，而且继续在北京高等学校内指挥大规模武斗，不断酿成流血事件，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七月二十七日，经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员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却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员，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这使毛泽东十分愤怒。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五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也在座。谈话从晨三时半开始，到八时半结束，持续五个小时。毛泽东同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这“五大领袖”直接谈话，并且谈了这样长时间，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他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接着，他说：“你们看怎么办?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嘛!你说搞了两年了，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他提出四种解决办法：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呀?你们一派住一个城市，不要在一个城市。”第三，“统统不要，叫斗批走。不是学生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办。”“这也是一种办法，统统走光，扫地出门。”第四，工人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闹。也可以让你们闹，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他一万年。“也不逼着你们就在这里答复，回去你们也可以开点会，考虑考虑。”
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他十分严厉地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在他到来前，参加谈话的人中间有的要韩爱晶劝一下蒯大富。韩爱晶说：“他(指蒯大富)控制不了他的局面。掌权的是运动初期造反的那派。武斗以后，他以为武斗就可以把‘四一四’(清华大学另一派群众组织。——引者注)歼灭，实际上歼灭不了。他的力量达不到控制这个程度，老蒯控制不了了。我对他说：这对你不利，对全国的红卫兵也不利，给咱们垮台创造了条件。实际上蒯大富想停也停不了，他已经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毛泽东立刻插话说：“先把这个老虎打死。”
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历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在毛泽东对他们严厉批评这种场合，江青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她插话说：“革命的初期以及去年的上半年，北航也好，地院也好，北大也好，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外地上访的、逃来的，你们藏起他们来，我们也有委托，你们都做了，这个是好的。但是现在呢?变了，就得认识了。”她这样推托：“我们一直是心疼你们的。怎么办?你们后头那个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你们当面听我的话，背后也不听。有的呢?也听一些。”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
林彪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亲自找你们来谈，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正确的、最及时的表态。假如你们这次还是置若罔闻啦、不在话下呀，那么继续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去年，前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们这些学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现在的情况看呢?”“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大联合的方面，你们的学校走到后面了，落后了。没有看到这个全国的形势，运动发展的阶段，现在应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需要，还在老搞那一套。”“被坏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减少，开始走上反面。”
江青又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韩爱晶说：“别的我不怕，我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江青说：“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①（①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在当天整理印发了一份《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三十日，又重印了这份“传达要点”。重印时增添了一些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席的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①（①《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重印本，1968年7月30日。）北京市由大专院校红代会出面召集四十四个大专院校的代表进行传达。有武斗的六所院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聂元梓、蒯大富等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八月八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为什么这时又要派出工人宣传队呢?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时这样解释：“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③（③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的记录，1968年8月17日。）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他在这次讲话中作了一个重要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姚文元问道：“要准备什么?”他回答说：“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我看是在九月至十月中旬差不多了。”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8月19日。）他认为，在接连采取几项大动作后，局势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原来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_切》。他在审改时加写道：“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面对大量客观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觉得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不能过分。他在审改这篇文章时，把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词“史无前例的”删去，并且写了以下批语：“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②（②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送审稿的修改和批语，手稿，1968年8月22日。）在这前后不久，他还多次提出不赞成使用“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一类说法。
“是时候了”，毛泽东八月十九日说的这句话，短短四个字，却很值得注意。它流露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境，认为他期待很久的那个时候终于到了。
形势确实发展得很快。八月十日、十四日、二十日、二十八日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先后批准云南、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一件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①（①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
八、九月间，毛泽东接连批示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为有些调查报告写了“编者按”或作了修改。它们包括：《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等。在关于“五•七”干校的批语中，他写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②（②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手稿，1968年9月30日。）这以后不久，他又提出知识青年上山F乡的问题。在不长的时间内集中地发表那么多有着毛泽东所写编者按或批语的调查报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它同前一阶段毛泽东言论的调子形成明显反差，说明毛泽东这时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更多地转移到斗、批、改上来，转移到怎样建立符合他理想的新体制和新秩序上来，也就是更多地从“破”转到“立”上来，尽管他所设想的那种新体制和新秩序事实上是行不通的，甚至产生了不少流弊。
既然“是时候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便突出地提到毛泽东的议事日程上来。他这样提出问题：“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当然，要召开九大，先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九月十九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送交毛泽东。报告中说：“十二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一是准备召开党的九大；二是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若干经验；三是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着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①（①周恩来等关于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手稿，1968年9月19日。）毛泽东在第二天作了批示，说这件事要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并指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够了。”②（②毛泽东对周恩来等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9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国庆很快就到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庆祝国庆的标语口号。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且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草稿上的批注，手稿，1968年9月25日。）
十月一日，毛泽东同各地工人代表和首都五十万军民共度国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当巴卢库讲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时，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巴卢库问：“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毛泽东回答：“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①（①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日。）
几天后，他正式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同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对敌情仍像以前那样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关于一部分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提出要同前面所说那种情况加以区别：“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对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提出“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和“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也反映出毛泽东注意的重点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归结起来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②（②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全会的一百三十三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五十九人，不足到会者的一半。八届的中央委员原有九十七人，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五十七人，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十人递补已去世的中央委员的名额，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五十人，稍稍超过法定最低人数。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其他参加会议的七十四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状况。
周恩来在全会开幕式上说：“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①（①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t-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他宣布全会的议程有四项：一是九大代表如何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一讲形势；四是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谈了形势问题，中心是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在毛泽东看来是这次中央全会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和发展，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怀疑以至反对态度的人日渐增多。在全会开幕的前一天，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决定，文化大革命该搞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里包括红卫兵、“三支两军”等。此外，中央领导、各级领导中的一小撮该不该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2日。）这种状况，使毛泽东更认为需要在这次全会上再一次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采取“提出问题”要大家“讨论”而不做“结论”的方式，其实他的意思很清楚。他说：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十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 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引者注)，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 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 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他又说：
“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
“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
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毛泽东还提到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任继愈，上海的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广州的杨荣国。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这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
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还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31日。）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②（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他最后还是在全会上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全会《公报》发表了他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③（③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这就以党的中央全会的名义，把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全面肯定下来。
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这个审查历时近两年，主要是审查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