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个道理。”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①(①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②(②毛泽东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
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二百八十多万名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①(①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次会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就向张春桥责问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①(①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1967年2月16日。)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陈毅提到的延安整风这件事，触怒了毛泽东。据王力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③(③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
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又把登载了天津小站公社情况材料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送给毛泽东，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在第二天看后批道：“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第1332号上的批语，手稿，1967年2月28日。)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②(②江青传达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意见的记录稿，1967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