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毛泽东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他曾说过：“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那时，他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继续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他们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又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两人的分歧公开化。刘少奇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地位。但这时毛泽东仍将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的“路线错误”看待：基本肯定刘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不赞成把关于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公共场所去，不赞成在报刊上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刚开始不久，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刘少奇表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到家，刘少奇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③（③《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6页。）四天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④（④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毛泽东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份。这个月初，毛泽东的老朋友、党外人士章士钊写信给他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十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①（①毛泽东给章士钊的信，1967年3月10日。）十分清楚，这里说的“个别人”是指刘少奇，所谓“情况复杂”是指历史情况“复杂”。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控制下，这个专案组实际上成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作些修改后批示：“看过，写得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23日。）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所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谁都看得明白是指刘少奇。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立刻大幅度升级。
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这项专案工作完全在江青直接控制下进行。担任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曾明确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③（③谢富治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告的批语，1968年2月26日。）专案组采用刑讯逼供、断章取义、弄虚作假等极端卑劣的手法，制造出大批伪证材料；而对否认刘少奇有“变节”行为的材料，或当事人推翻过去因逼供而被迫提供伪证的声明(如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的人在残酷逼供下被迫写过刘少奇自首变节的伪证，以后多次书面声明那份材料是不真实的)，全部扣下不报。这些伪证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他对有些材料也存在怀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他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曾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中共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引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但总的说来，毛泽东相信了这些伪证材料。他在这次讲话中又说：“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五月二十日，他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20日。）七月下旬左右，刘少奇这些被严重诬陷的“罪名”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认可。
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十月十八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对《审查报告》的内容以及审案情况一无所知，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第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囚禁处含冤而死，终年七十一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起最大的冤案。
全会上，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特地谈了这个问题。他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31日。）这样，把要开除邓小平的主张平息了下去。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②（②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②（②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全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三件事情上：一是整党建党工作；二是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三是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整党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毛泽东心目中“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他很早就在认真考虑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特别是各地相继“全面夺权”后，党组织普遍陷于瘫痪状态，广大党员(除人民解放军外)也被停止了组织生活。随着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相继建立，这个问题便迫切地提到他的面前。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请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画了横线，批示：“应当这样做。”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答复在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毛泽东对复电稿作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写了一段话：“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致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复电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10月27日。）这段话显然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的。十一月五日，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又提出党要“吐故纳新”的问题。
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党要“吐故纳新”那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②（②见《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毛泽东在审阅《红旗》目录时，把这篇社论从第四篇调到第一篇的位置上来，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这时还只在个别单位进行整党试点，到九大召开后，整党工作才逐步普遍开展起来。
在当时严重混乱的局势下，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毛泽东那样强调“吐故纳新”，表明他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能按照他所设想的模式来改造和重新组织党的队伍，这不仅无法做到，而且产生了不少弊病，有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就在这时被拉进到党内来，甚至担任了领导职务。
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是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谈得更多的问题，被他看作是召开九大的一项重要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出现“打倒一切”的浪潮，打击面之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曾有过的。毛泽东力图对这种现象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十一月十日，他对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说：“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现在是共产党内部自己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易搞清楚。不过时间也不需要很长，比如过去要花二十二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三年左右就差不多了。”①（①毛泽东同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1月10日。）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毛泽东觉得现在应当着重提出缩小打击面的问题了。十二月一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对报告中讲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②（②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手稿，1968年12月1日。）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两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2月。）
对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的老干部，他也一再表示自己的态度。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他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②（②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3日。）二月十九日，他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一开始就说：“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又问李富春等：“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他还说：“总之，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现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归，或者带包袱去住个把星期。”“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
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的，归根到底还是这次讲话中说到的“怎样搞社会主义”。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就落实政策问题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钱是著名力学家，梁是著名建筑学家。——引者注)，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六六年冬季和六七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始终有点不服，所以闹。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特地把正下放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去参加，对他们说：
“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作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
他又对与会的人说：
“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3月22日。）
到九大开幕的前一天，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他在审改九大报告时又加了一句：“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②（②毛泽东在修改九大报告时加写的一句话，手稿，1969年3月31日。）
这些谈话进一步表明，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把落实政策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一部分被打倒或受到批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得到“解放”。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但毛泽东这些话仍是在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个前提下来讲的。这个时期内，他仍然在说：“解放以后十几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1月4日。）这时，林彪、江青等人和他们操纵的造反派组织仍有相当大的势力。被“解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和接受“再教育”，并被要求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却不涉及他们被打倒或受到批斗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偏差。相当一部分受到错误审查或处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仍没有得到“解放”。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干校“劳动锻炼”。这样，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至于九大的具体准备工作，是从一九六九年二月份开始的。二月二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内容包括：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发。”
在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二月七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2月7日。）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二月二十日交卷，九大在三月十五日开幕。十九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二十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三月三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引者注)推迟时间。”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七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④（④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7日。）十二日，他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2日。）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四月一日开会。”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张、姚两人从十六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稿。
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同林彪有很大关系。这个稿子被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在由张春桥等起草后，“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③（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九大的准备工作，除起草报告外，还要产生代表。毛泽东对这件事过问得比较少。他只在一月间从一份《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④（④毛泽东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969年1月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二月份，他在周恩来关于九大代表人选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⑤（⑤毛泽东对周恩来1969年2月5日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2月。）三月三十一日，又在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⑥（⑥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3月31日。）
这时，还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在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日到十四日，听取并讨论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第二阶段，从十五日到二十四日，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其他时间是小组讨论。
四月一日，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他在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又说：
“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