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决不会放过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打招呼”会议前后，他们便加紧对邓小平的猛烈攻击。他们利用所把持的宣传舆论工具包括文艺作品，向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全面整顿大肆反击。在他们笔下，“三项指示为纲”成了“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而邓小平本人也被扣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等罪名。江青还要求她在文化部的亲信抓紧布置创作一批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和戏剧，以配合“当前的斗争”。^①

　　他们自己也直接出面，点名谩骂邓小平。三月二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二省、区会议并发表讲话，诬称邓小平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②她这篇讲话从一九七四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要求将“风庆轮”问题材料（有江青本人批注）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阅”，并在给华国锋的信中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③张春桥也在这次会上攻击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毛泽东虽然批准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且点　了邓小平的名，但他并不赞成全盘否定邓小平。三月十日，他得知江青二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④”他还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⑤”

　　然而，在江青等煽动和指使下，各地造反派根本不顾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和方式方法，许多地区和单位层层揪“走资派”、揪“代理人”。随着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否定，国民经济再度滑坡，整个形势更加动荡不安。

　　正是从这时开始，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

　　周恩来逝世后，由于“四人帮”多方阻挠群众悼念活动，人们普遍感觉压抑和不平，民愤与日俱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目睹大批老干部重新遭受批判、生产和社会秩序又陷于混乱，人们蓄积已久的不满情绪急遽上升，形成一触即发的态势。

　　三月下旬，南京街头出现学生和市民自发举行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集会游行，人们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标语。这些行动，引起“四人帮”极大恐慌。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一名负责人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⑥四月一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⑦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及各地出现的动向，认为需要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并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得到他的认可。

　　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性悼念和抗议活动。数以百万计的首都市民自发地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向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纪念碑献上大量花圈、花篮、条幅、挽联和祭文。人们或举行宣誓、默哀仪式，或朗诵诗文、悼词，用这些方式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在人们争相张贴和传抄的诗歌、传单以及现场演说中，不少内容强烈谴责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表达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真切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天津、武汉、西安、太原、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都发生类似情形。

　　这时，北京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群众强行干预，更引起人们的不满。清明节（四月四日）那天，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到几十万人，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拍照。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⑧根据会议的决定，第二天凌晨，有关部门将天安门广场内的花圈、横幅等悼念物品清理一空，并逮捕了在场的一些群众。这天上午起，又有很多群众来到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当场发生冲突。

　　四月五日下午六时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奉命发表广播讲话，称“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人们“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九时半，预先准备好的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了广场，对滞留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六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道。^⑨

　　在这期间，毛泽东的病情更加沉重。张玉凤回忆道：“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她又说：“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⑩”

　　①江青、张春桥在1976年2月间的一次谈话。据于会泳揭发材料，1977年3月1日。

　　②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部分省、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3月2日。

　　③江青给华国锋的信，原件，1976年3月。

　　④毛泽东对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部分省、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的批语，手稿，1976年3月10日。

　　⑤毛泽东对华国锋关于是否印发江青讲话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3月10日。

　　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76年3月30日。

　　⑦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1976年4月1日。

　　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4日。

　　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6日。

　　⑩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这时，能常到毛泽东那里去的，就是毛远新。张玉凤说：“凡是毛远新每次要见他，主席总是很快就见。他反映的问题，主席也喜欢听。”“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的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①”四月五日凌晨五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②”毛泽东当天圈阅了这个报告。

　　四月六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中央政治局的处理意见。^③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④”这对近年来不断拒见江青的毛泽东来说，是很少有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尤其是首都北京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不仅出乎中央政治局的意料，也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使他觉得难以容忍。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使他更加确信所谓“阶级斗争”仍十分激烈。

　　四月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⑤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冲击所有领域。

　　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性质作出错误的判断，对邓小平作出错误的处理，后果十分严重。这里固然有江青、毛远新等歪曲事实的因素，但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化大革命”一整套错误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作出这样错误决断的主导原因。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他还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遭受不测。^⑥

　　毛泽东一向不服输。就是严重的病痛折磨，他也很少在表情上流露出来，甚至还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五月，毛泽东仍扶病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勉强会见几批外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见到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眼里，他已是一个不能独自行走、面容憔悴和说话困难的衰老病人。双方彼此简单地“寒暄”几句，会见就结束了。五月二十七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访，成为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当华国锋陪同客人进来时，毛泽东已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这次会见只进行了十分钟，可能是他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六月，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除一次外，华国锋是陪同毛泽东最后那几次会见外宾的唯一中央领导人。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⑦

　　除了少量的外事活动，毛泽东这时能够做的工作仍是批阅一些文件、看书和听读报纸。晚年生活的疲惫、郁闷和孤寂，并没有停止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和思维。这年二月初春，毛泽东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答复他上一年八月三日的来信。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⑧

　　这成为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四月下旬，毛泽东从工作人员所读报纸中，得知不久前国内发生的一起自然奇观：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大范围的陨石雨。一颗陨星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并在吉林市郊区上空爆炸。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五百多平方公里，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一千七百七十公斤，大大超过现存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⑨

　　这篇报道吸引了病榻上的毛泽东。他少有地从床上坐起来，注意地听着，直到念完这条消息。他让工作人员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凝望那黄昏笼罩的天际，陷入深深的思索。他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的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比如，天上掉下大石头（流星），就是要死人了。小说《三国演义》里就有不少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并不会相信古人所谓“天人感应”那类神话。但他大概也由此想到了“死”。

　　关于“死”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坦然处之。

　　进入老年后的毛泽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对一位工作人员说过：“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⑩”

　　当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①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②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原件，1976年4月5日。

　　③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4月6日。

　　④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⑤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6年4月7日。

　　⑥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77页。

　　⑦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⑧毛泽东致刘大杰的信，手稿，1976年2月12日。

　　⑨1976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⑩林克、徐涛、吴旭君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49－151页。

　　一九七六年初农历除夕之夜（一月三十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①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大哭失声，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0师干部作报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

　　从这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

　　大约是这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②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这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③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四人帮”又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七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称：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对王洪文的这种“解释”，毛泽东没有作任何答复。

　　七月六日，毛泽东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得知这个不幸消息，他嘱咐要办好后事。同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由毛泽东、华国锋等组成的朱德治丧委员会名单。九日和十一日，在首都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等送了花圈。

　　七月十日，新华社播发由毛泽东、华国锋联名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成哲的电报，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这是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最后一份对外电文。^④

　　这时，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了。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和唐山毗邻的天津、北京等地也受到这次强震的影响。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来到毛泽东处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处“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他用手势表示同意“搬家”。这样，就用软担架把他迁移到中南海内新建的平房“二0二”号。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⑤”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八月初，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慰问受灾群众。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八月十八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进入七、八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于昏迷状态。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这份由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稿却不顾事实地称：毛主席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汪东兴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

　　病势沉重的毛泽东这时有个心愿：“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湖南韶山休养。鉴于毛泽东的身体现状，任何移动都可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一要求。

　　九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轮流在毛泽东的住地值班。医护人员通过监护器械紧张地观察血压、心律，呼吸等数据，并随时为他导尿、输氧、输液……

　　从九月七日到八日下午，已在垂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七日这天，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制的床头。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当把书找来时，他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

　　“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⑥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八日下午四时三十七分。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三十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八个多小时了。

　　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说不出话来了。^⑦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经连续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