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

　　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他十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①

　　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所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②

　　在这前一天，上年岁末，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讲到毛泽东将发表的两首词。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③”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④　　

　　进入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一月八日在北京病逝。九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毛泽东为首的一0七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噩耗传来，神州大地笼罩在极度悲伤的气氛里。目击这种情形的外国记者的报道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后，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⑤

　　这以前，毛泽东已连续接到有关治疗和抢救周恩来的报告，对病情已无法控制和挽救，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读着这些报告，没有讲一句话。八日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几乎通宵未眠的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他听后沉默很久，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来《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泪为毛泽东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而他仍一言未发。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是，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

　　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⑥

　　从一月十日起，中外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十一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送别周恩来的灵车，场面极为悲壮感人。

　　重病中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⑦”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周恩来去世后，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持续两个月，使这种选择很难成为可能。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一伙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

　　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正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业务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⑧十五日，邓小平仍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且由他来致悼词，成为他这时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露面。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⑨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情况下，自己的处境已日益困难。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⑩此后，邓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①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

　　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③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谈话记录，1975年12月31日。

　　④[美]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毛主席说“再见”》。见美国《妇女家庭》杂志。

　　⑤《震撼世界的20天--外国记者笔下的周恩来逝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13页。

　　⑥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⑦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⑧毛泽东对七机部舒龙山来信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12日。

　　⑨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6年1月20日。

　　⑩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记录，1976年1月21日。

　　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张玉凤回忆：“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①”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②”

　　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由于毛泽东病重、周恩来逝世，这个决定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华国锋这时五十五岁，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时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历任县委、地委和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及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一九七一年调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后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由于经常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是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对华的了解也增加了。他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他甚至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③”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他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

　　对华国锋的职务，这时还没有正式任命。一月二十四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逝世。第二天，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给罗领导人的唁电，在电文末尾，通常应当有联合署名的国务院领导人的名字，这个电报上却没有。^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量日常工作也亟需有人主持，不宜再有耽搁。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二十八日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一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⑤

　　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⑥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他们本来期盼着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周恩来逝世后不久，“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曾出现“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也因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的提议而落空。这两件事对“四人帮”是沉重的打击。二月三日，张春桥私下写出一篇“有感”，其中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也包含着对华国锋的不满。^⑦二月七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外国驻华使节。几天后，针对海外有关“（中国）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的说法，姚文元在日记中不满地发问：“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⑧”显然，“四人帮”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导地位而耿耿于怀。

　　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让“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对后来党能够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职务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经毛泽东批准，从二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多次谈话。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继续从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把一些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他对这些错误理论和实践，依然采取肯定的态度。这些谈话经过毛远新整理和毛泽东批准，先在“打招呼”会议上传达，再在三月三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印发。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在《指示》当中，毛泽东错误地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⑨”这反映出毛泽东公开“批邓”这个决心很不容易下。

　　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后人不能推翻的结论。尽管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这同“文革”初期那种充满自信、讲得十分绝对的话已有不同；但他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不能容忍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是他仍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必然结论。

　　华国锋主持了二月下旬起分批举行的“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要把学习这个《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又说：“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帐”，“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其中有的人“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对运动的方式，他说：“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⑩”三月初，中共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也转发了华国锋这个讲话。

　　①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②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6年1月21日。

　　③据汪东兴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西北组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0月13日。

　　④197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⑤毛泽东对毛远新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31日。

　　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任职的通知，1976年2月2日。

　　⑦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手迹。

　　⑧姚文元日记，1976年2月16日。

　　⑨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1975年10月―1976年1月。

　　⑩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