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乘国民党“会剿”部队还没有合围，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当晚，歼灭遂川大汾的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封锁线。接着，经上犹、崇义县境继续南行，击溃沿途的地主武装，不战而占领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大余县城。

　　这时，红四军主力已脱离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红军一时很难适应这种状况。

　　国民党的追兵却来得很快。战斗力比较强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三个团，悄悄地逼近大余城，突然发起猛攻。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一部在县城东北高地进行阻击。但因事先没有得到报信，仓促应战，兵力未能集中，战斗失利，受到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不久牺牲。

　　在强敌紧追下，为了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撤出大余后，经过粤北的南雄，再转入赣南的信丰、安远、寻乌。

　　但是，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毕竟是艰难的。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红军耳目闭塞，连战不利。一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间失散。跑出了危险区，他同军部的一些人员会合，坐在路旁休息。见到别人吃饭，他才感到饿了，但带着饭的警卫员也跑散了，只得向曾志“讨饭吃”。

　　这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衣单粮缺。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①毛泽东、朱德会合后，率领部队以每日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为了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指挥能够敏捷，会议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一天的会议刚刚开完，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通知，“追剿”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红四军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转移。

　　这时，国民党方面误以为红军已难坚持。“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得意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朱毛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与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他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②。不料，厄运已将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红军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摆脱强敌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以利于红军在有利时机能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这种机会果然来了，那就是二月十日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红四军主力在二月九日抵达大柏地。这天，正是旧历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跑到山上去了。紧紧尾追红军的刘士毅旅两个团，态度骄横，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红军指挥员纷纷向军部请战。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认为可以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决定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诱刘士毅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红军一部把刘士毅部两个团诱进“口袋阵”底部，东、西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扎住“袋口”。红军各部向敌军一齐发起猛攻。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的关键一仗。尽管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指战员还是拿起刺刀、石头、枪托同敌军拼搏。朱德军长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鏖战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歼被围敌军，俘虏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水旱机关枪六挺，刘士毅旅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打了这个胜仗，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摆脱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③

　　大柏地不是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红军虽然打了大胜仗，指战员吃饭却成了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这种特殊情况，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同时，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毛泽东十分重视要取信于民。事隔五十多天，当红四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时，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办完了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当地老百姓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人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显，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④

　　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离上述县城都有一百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七百支，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他们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去，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⑤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乘胜在二月十三日进占宁都县城。接着，在十七日抵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

　　毛泽东在东固传达和讲解了中共六大的决议案。听取了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对东固斗争情况的介绍。他把这种秘密割据经验写信告诉湘、赣边界特委，并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⑥

　　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一个星期，消除了疲劳，取得了补给，伤病员也得到安顿。东固成为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但在这里得知井冈山已在有着极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失守，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这样，救援井冈山的计划无法实现。

　　二月中、下旬，赣军主力李文彬旅三个团向东固进逼，其他军队也对东固取包围之势。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认为，此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同强敌作战是不利的，将会使这个地区原来秘密割据的优势完全丧失。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同时，留下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当地的领导力量，并送给红二、四团二百支枪。红四军于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有人曾主张各团分路走，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样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坚持集中行动，沿赣闽边界转移。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已一触即发。这将是一场大仗。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奉命北调，准备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顾不上再“追剿”红军，赣南敌方兵力空虚，使红四军的行动更处于主动地位，能够从容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红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指向哪里？中共福建省委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上一天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他们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⑦

　　毛泽东、朱德同意这个意见，因为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如长汀一带的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旅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四军的发展。

　　三月十一日，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他们在四都镇击溃郭凤鸣部一个团。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长汀县和郭凤鸣部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消灭郭凤鸣部。十四日，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歼敌两千余人，缴枪五百余支，击毙旅长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红四军长期在山区转战，不曾进入过这样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许多新的问题提到他们面前。毛泽东历来重视社会调查，把它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他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各阶层的人开座谈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根据调查中了解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并制定各项城市政策。在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中指出：

　　“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长汀的信息，自然比赣南山区要灵通得多。在这里，毛泽东确切地获知：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已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新的局势，经过通盘考虑，红四军前委决定比较放手地在赣南闽西二十多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

　　三月二十日，红四军前委在举行扩大会议后，向中央报告：“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⑧

　　这是一个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和聚集都很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路线的萌芽。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纵队。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的要求，将原有的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红四军在长汀还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红军战士每人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军容焕然一新。

　　依据东固游击区秘密割据的经验，红四军帮助长汀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比原来扩大了两倍；组成二十个秘密农民协会，五个秘密工会，成立了总工会。并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红军在长汀停留了十七天，在这里获悉，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经转战到达赣南；由于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北调，准备投入蒋桂战争，造成赣南军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

　　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共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从红军不是本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愈是恶劣环境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等方面，说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复信批评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写道：“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复信提出：“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四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十一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会后，毛泽东率领第三纵队到兴国县城，分兵发动群众，并开展社会调查，指导建立兴国革命委员会。他在兴国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和实际情况，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性的改动。还主办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亲自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以推动兴国《土地法》的切实执行。

　　月底，他率第三纵队同第一、第二纵队会合。会合后，红四军攻克宁都县城，取得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的胜利。

　　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赣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群众初步发动起来，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五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南方面的国民党驻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在闽西方面，地方军阀陈国辉旅主力却因粤桂战争爆发，赴广东参战，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避实就虚，再次入闽。

　　这是红四军第二次入闽。闽西的革命形势已有很大发展，当地群众对红四军的了解也比他们第一次入闽时清楚多了。在闽西党组织配合下，红四军于五月二十三日奔袭龙岩县城，将守军陈国辉部一个营全部歼灭。为了诱使陈国辉旅主力回援，红四军又主动撤出龙岩，在二十五日一举攻占永定县城，成立闽西第二个县级革命政权——永定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六月三日，再占龙岩，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任主席。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