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却是朱和毛与发怒的蒋对峙。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他们共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他们以少胜多的战例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采取灵活的战术，诱敌深入(把国民党军队引到他们不熟悉的山里)，以置换空间这种方法，毛掌握了时间的主动权，他看着敌人逐步分散兵力，一旦发现敌人有明显的薄弱环节时，就集中所有的兵力围歼，他称这种战术是“以十当一”。

　　由于灵活的战术使得毛的军队能够利用与当地农民的鱼水关系，并使他那众多的军队能简装行动。在第一次“围剿”中，蒋介石投入十万军队对付毛的三万人；第二次，蒋把人数增至二十万，而毛的队伍还是三万；第三次“围剿”，蒋介石飞到武汉，亲自督战，指挥着三十万兵力，而毛的军队则只有蒋军的零头。

　　反“围剿”的胜利是毛多年来最辉煌的一页。上万名国民党士兵最后倒向共产党一边，许多国民党军官被击毙，毛只损失很少的战士。朱毛军队缴获了大批枪支，他们在战利品中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机器，他们从未见过也不知怎样使用这些玩意儿，这就是无线电发报机。

　　1931年夏，毛抒情至极地填了一首词，对其令人激奋的内容来说，《反第二次大“围剿”》这个题目似乎平淡了些。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和朱有可能击退蒋介石，但要击退28个布尔什维克就是另一回事了。1931年对毛来说是喜忧参半，他把人民战争的思想付诸实施并取得了成功，但他在中央的处境却是十分不利。

　　由于当时异常的环境，毛也就有了自由行动的可能。共产党总部远在上海，江西的苏维埃政权又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它曾一度成了自由王国，在很多方面偏离了党的准则。1931年，紧张的军事气氛，更加强了它的自主性。

　　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印证。这是中国共产党迄时为止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共有610名代表。开幕式于1931年11月7日清晨举行，这一天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十四周年纪念日。

　　28个布尔什维克给这次大会以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不能控制大会。毛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脆弱的政权可望包括有华南地区多半很少的几十个苏维埃)，这是毛当时的最佳头衔。他成为了一个政府的首脑，尽管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不知道这一政府，也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毛身边还有两位副主席，张国焘是其中之一，这个地主的儿子一直与毛合不来。

　　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取得莫斯科同意后，决定巩固在中央的正规统治。1932年，他们开始了计划中的下一步，中共中央由上海搬到了江西，这个最富有生气地显示共产党的精神的地方。“从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毛后来抱怨说。

　　28个布尔什维克反对毛的什么呢?还是两个老问题——军事战略问题和土地政策问题。在落后的中国，要靠枪杆子和农民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28个布尔什维克无论在军事思想还是土地政策方面与李立三的本本主义都没有多大差别。

　　在28个布尔什维克的眼里，毛只不过是一名农民游击战士，他的军队已被游民思想所腐蚀。他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在28个布尔什维克看来是忽视了根据地的占有。“夺取主要城市”——他们叫喊——仿佛1927年和1930年的惨败没有发生过似的。

　　总之，28个布尔什维克将毛看成是《水浒传》中那样的农民反叛者，而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军队的领袖。

　　在江西，毛根据人民战争的要求调整了他的土地政策。“鱼”需要“水”，没收财产要谨慎从事，不要与中农为敌。在共产党的修道院里长大的28个布尔什维克，伸出优雅的手轻易地抓住了把柄，毛执行的是“富农路线”。

　　28个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共产党前十年的历史似乎毫无记忆，那段时间也没给他们留下任何创伤。另一方面，他们所说的也不是假的，他们的批评有时是有很好的理论根据的。

　　毛确是把一些封建主义色彩(例如，家族政治)绘入了治理农村的蓝图。毛还不精通马克思和列宁，头脑中还残存着一些《水浒传》的思想。

　　甚至在语言的使用上，毛也和28个布尔什维克展开论战。他认为简单地将“Soviet”(苏维埃)和“Bolshevik"(布尔什维克)直译过来，普通农民根本就不懂它们的含义是什么，许多人都以为“苏维埃”是一个人的名字，“布尔什维克”，更是像刀叉一样不为中国人所熟悉。毛总是尽量避免使用“布尔什维克”这个词，他还找到了一个有具体意义的词来代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

　　但是，在28个布尔什维克看来，毛这种做法恰恰证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把握得不准确。

　　1933年，毛被解除了制定政策的权力(尽管他还拥有他的政府头衔)。此时，蒋介石调集了不少于四十万人的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但毛已不是此次反“围剿”的负责人。

　　周恩来负责这次反“围剿”，1932年8月(译按：应为10月)在宁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取代了毛的职务，成为红军总政委。

　　在这些年中，周没有站在毛的一边。他相信阵地战，他认为这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他觉得毛行为古怪，在宁都会议上，他俩曾言词激烈地展开过论战。当然，周并不像毛那样强烈反对28个布尔什维克。

　　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周在28个布尔什维克思想指导下的战术起了作用，还是毛朱留下的影响赢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呢?但无论如何，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更加孤立。他的“胆怯的游击主义”也因此而被看成像自动化时代的纺车一样落后。

　　1933年4月，反“围剿”胜利后举行了一次会议，它把毛的军事威望打入了地狱。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的疟疾又犯了，再一次遭受挫折而卧病在床。

　　那位基督徒医生赶了来并命令毛住院四个月，但他恢复的比这要快。不久，他就责备傅连璋医生为他受用的过奢伙食。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一下轮到这位医生看起来像得了疟疾。傅回忆道：“突然，我的脸红得像只胡萝卜。”

　　毛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过东西，1933年，他写了几年来的第一篇文章《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涉及经济问题。自从把军事指挥权丢给周恩来后，毛就像生手一样热情十足地将自己投入到基层工作的研究之中。

　　他骑马巡视苏区，核算收获的粮食，组织贩盐队到国民党占领区走私必需品。他又开始聆听农民的声音了，自离开井冈山后他很少这样做。

　　中央发起了扩充红军一百万的运动(1933年初还不到五十万人)。每个根据地周围都筑起了土墙，称为“铜墙铁壁”。毛指出，这样扩红会夺走农田里的劳动力。他还认为，这些土墙会使红军陷入阵地战。毛在一篇谈群众生活问题的报告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