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底，毛泽东所采取的步骤是，对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派致命一击。他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权力“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分裂已成定局，党与党的关系不复存在。1963年，毛泽东和苏联人之间就思想观念之争发表了多封公开信。
所有这些皆源出于体制。实际上，思想观念领域的斗争即将结束。现在的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的所有权。
到1964年，毛泽东看到苏联这个魔鬼头上的犄角已多得不可胜数。他在一次计划会议上毫不掩饰地说:“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他再次将苏联同他略知一二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同纳粹主义比较不合适。他说:“他们是一伙比戴高乐还卑鄙的家伙。”
毛泽东的看法终归到了这一步，即是在1964-1965年之交的冬季得出的，苏联比美国还坏。
以来自中国内地的这位“沙文主义者”看来，二者确实都不是好东西，但苏联更靠不住。他说:“美国是坏蛋，他们是诚实的坏蛋。苏联人还是骗子。”当苏联人正在崛起时，他发现美国人的统治欲望正在衰弱。
他产生这个新想法的一个线索是由于同邓小平的分歧。当邓小平重申既定的政策，说亚太地区是全球紧张的重心时，毛泽东纠正他说，不，在当前欧洲才是的。由此可以说，在毛泽东的眼中，美国的威胁在减弱，而苏联的威胁在上升。
毛泽东真是不可思议。他把中国的救星复称为恶霸。在他的很多同事看来——不只是已倒台的高岗和彭德怀——毛泽东走得太远了。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也得到了基层群众的支持，多数中国人不喜欢苏联。很多受过教育的党外人士从一开始就反对中苏联盟。即使在台湾，很多人私下里也有些赏识毛泽东终于摆脱了贪心的北极熊。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局内，毛泽东在苏联问题上还面临着一些战斗。
既然毛泽东满不在乎地拔去了塞子，人们一定会问，为何要把这个瓶子保存这么久呢?毛泽东后来称，中国在50年代别无选择，只有追随莫斯科。他说:“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没有人能分清正确与错误。我们只能照抄别人，虽然我们对他们一直就不满意。”
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直到非斯大林化出现，毛泽东还一直认为莫斯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源头。
像在许多宗教体验中常发生的那样，信仰的慢慢动摇，就会发展到超越充满疑惑的激烈时刻。迟至1962年，毛泽东已放弃了这种信仰，但还朝着宗庙的塔尖眺望。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研究它，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
毛泽东提出有两种教条主义的论点，接着加了一句:“莫斯科认为这两点是我提出来的。"这两点可以说是毛泽东主义的宣言，毛泽东为此而感到自豪。不过这还是给他以触动，以某种方式给他以印象，因为莫斯科把它们说成是他的思想的产物。
此时中国还保留着忠实的阿尔巴尼亚。但是来自当时监狱的一份回忆录表明，一般中国人都认为对巴尔干这样的小国家没有必要认真对待。其中一位当时正在服刑的犯人说:“如果六亿中国人站在一起，一人一口唾沫也会把阿尔巴尼亚变成汪洋。”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官方的政策马上降低了调子，与公众的口味一致。
随着年事愈来愈高，毛泽东常常提些玩笑式的问题，这可不像他表面看上去的那么谦逊。数年后，他对泰国领导人克立说：“你不怕我吗?蒋介石和西方骂我是土匪、罪犯、杀人犯。”过了一会儿，当毛泽东说他不久就要死去时，克立则说不可能。毛泽东问情由，克立答道:“啊，主席，世界不能失去像你这样的第一号坏人。”这句话使毛泽东极为高兴…...他拍打着坐椅扶手，笑得前仰后合，起身同客厅所有人握手。
毛泽东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了解一些，在60年代初期，他对世界问题的兴趣超出了苏联阵营的范围，其外交政策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功。1960年与苏联的分裂似乎去掉了中国外交政策上的负担。毛泽东不再在别人面前充当低人一等的伙伴，取而代之的是在第三世界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唱起了独角戏。
从1960年中期到1964年底，有17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援助开始流向第三世界的一些地区。中国在这些革命者眼中闪光，这些从事运动的革命者感到，苏联企图与美国一起充当稳定世界的合伙老板。
“大跃进”期间，中国伤害了不少友好国家。出于消除人的疑虑，还有事业上的挫折等，他在1962年一个批示中写道:"1959年是一个马鞍型，全世界转而反华。”
在60年代初期，毛泽东不只是收复他的失地。
“我想，你知道你是在和一位侵略者谈话。”毛泽东在与1960年到访的蒙哥马利勋爵共度长夜时说。他目光灼人，显示着自信，“联合国就是这样称呼我的。同一位侵略者谈话，你不介意吗?“
他不希望同印度改善关系，尽管政治局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在喜马拉雅山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在军事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创印度军队，然后像个无聊的冠军撤了回来，让印度的民主处于一片指责吵闹之中。
不过，毛泽东好像只是想证明他的外交政策是为了防御世界，而不是为了赢得世界。他在这次军事胜利以后没有紧接着采取任何外交活动。中国与印度的关系直到毛泽东去世时都很不好。
毛泽东发现了非洲。1960年以前他几乎没有提到过这块大陆，即使在他开始对这块大陆感兴趣的时候——中国在那里取得了一些成功——他对非洲的了解仍然模糊不清。1964年，他接见了阿尔及利亚的来访者。会见结束时，他不得不要求他们写下他们的总统本·贝拉的名字。
同一年，他与桑给巴尔人是这样交谈的:“肯尼亚有多少人口?三百万?”尴尬的来访者告诉毛泽东，其人口是850万。毛泽东对桑给巴尔的地理位置也不清楚，“你们国家在北半球还是南半球?”“正好位于赤道上。”那位非洲人答道。“赤道上一定很热吧?”这是毛泽东的下一个问题。
对于非洲问题的天真(也许是故作谦虚)，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私下里对此作出精明的判断。除了思想观念方面的恐吓和宣传，毛泽东私下承认古巴倒向苏联而不是倒向中国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缺少古巴所需的石油和武器，而莫斯科能提供这些。
毛泽东精于施加自己影响的基本技巧。1964年，与苏联毗邻的罗马尼亚要求中国派一高级代表团访问布加勒斯特，毛泽东对采取任何行动都很谨慎，他说:“即使只与他们握握手，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竭力将中国拒于国际组织之外的做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此作出响亮回应:“我们孤立吗?不孤立……我们国家有六亿人口，六亿人口孤立吗?”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如果说，“西藏独立势力”的态度使毛泽东感到惊讶，这种惊讶甚于刺激。他向本土观念较少的同僚们保证——也是对自己的再保证——西藏独立势力并不是很大的。1960年，中国在巴基斯坦进行一次展览时受到西藏独立示威者的包围，这使毛泽东很恼火，他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
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也为某些人似乎仍在不满现实而感到受了伤害。在他的劝告中有这么一些可怕的数字，即要他的同僚们去“接受世界上大约有百分之十的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会经常反对我们这一事实”。
1964年秋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爆发出两件新闻。第一件是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被推翻，第二件是中国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这两者对毛泽东来说都是胜利——并且为他的所思所虑联系在一起，因为这增强了中国的自豪和独立。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下台所作的反应，显露出他中国帝王思想方式的痕迹。埃德加·斯诺在此后不久曾问毛泽东，如果苏联人的看法是正确的话，中国的个人崇拜是否正在出现。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
毛泽东说，让中国人从几千年来对帝王的祟拜中摆脱出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确实如此，即使一位马克思主义统治者，可能也不会摆脱这种影响。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后继者采取一种开放的心态，这也是一种传统的做法。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一位“法西斯主义者”的话，就没有多少理由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是“社会主义者”，难道苏联的社会制度不是复辟到了不能挽救的境地了吗?
然而，毛泽东更多地从个人角度看待新的领导者。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他会见了柯西金——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并举行了会谈。
在原子弹试验的当天晚上，人民解放军的卡车在北京四处散发《人民日报》的号外。号外用3英寸大的红色字体印刷的标题宣布了这一消息。第二天，每家商店都在橱窗挂上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
早些时候的一幅照片吸引了见到过它的一些美国人:毛泽东与钱学森一起坐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一张木桌旁。*钱学森是加州工学院的一位科学家，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他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终于在1955年回到中国。*此处有误，是二人在宴会上的照片。
1956年2月，毛泽东和物理学家钱学森在宴会上。钱学森当时已被奋认为世界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学者之一。他放弃关国的优越条件，怀着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的热烈愿望.克服重重阻挠，于1955年10月回到祖国。
毛泽东对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欣喜不已。他亲自鼓励钱学森等科学家。他以少有的热情和激动告诉外国来访者，中国不得不研制原子弹，即使生活水平问题使他们身负重担。
毛泽东所知道并相信的是人民战争，这种战争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延伸。出于同样奇怪的原因，毛泽东对发展核武器持不同态度。他希望原子弹用于政治目的甚于军事目的。与戴高乐一样，他把它看作是自己国家行动自由的保证。与大多数军事专家的看法不同，毛泽东认为原子弹有几枚就足够了。1965年他对安德烈·马尔罗说，6枚就足够了。
他的目标在于“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他不承认使用核武器有任何价值的威慑力，认为它只能吓唬那些害怕它的人。
不过他说这并不包括他自己，“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杀死，即使占有了土地，又能作何用呢?”
所以，毛泽东对国防的展望是很清醒的。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不管他们是什么国家有什么弹，哪怕拖拉机加原子弹——当他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时，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他一贯的原则。如果有入侵犯中国，他还会诱敌深入，把他们包围起来，用对待日本的办法对待他们。
原子弹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当两位高级经济官员谈到核武器问题时，毛泽东说:“是的，我们需要它们。不管原子弹还是氢弹，我们都必须超过他们。”
1964年的核试验鼓舞了毛泽东。他保证使中国的科学家能有使核计划迅速发展的各种设备。正好在32个月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它的第一枚氢弹。这种速度的确很快。同样的事，美国花了7年零4个月，苏联花了4年的时间，英国则花了4年零7个月。
60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对美国的政策作过很多的批评。他谴责美国对黑人的迫害、控制巴拿马运河，谴责华盛顿在全世界建立军事基地。“就像一头牛把尾巴拴在桩上，这还有好日子过吗?”
但是与40年代后期相比，毛泽东对美国的抨击减弱了，这不只是因为10余年来中国不那么容易受到攻击。他的抨击常常带着嘲笑，是有离奇区别的。在感情上也与对苏联的抨击不可比，同苏联人的争论后来发展到面对面。
尾巴拴在桩上的公牛是很危险的，但总归还不能与到处游荡的北极熊相比。然而，这种潜在的威胁还没有被认识到。
毛泽东现在还不希望从美国得到什么好处，他倒是在考虑美国想从中国得到什么。虽然他对美国的生活还不了解，但他敏锐地察觉出美国像英国和法国一样扮演帝国主义角色是适宜的。
1956年，他在一次知识分子的大会上说:“美国人只知道赚钱，如果没有人给他抬轿子，它就得考虑走路了。”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手，”在1964年春节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要打到我们中国来。这是一个惊人的启示性声明。”
苏联和美国这两顶主义帽子被他给戴上了，他感到这两个超级大国很相似。革命的策源地?反革命的策源地?两者都不是，他们只是敲中国大门的强盗。
总之，毛泽东毫不在乎的声明冲击着我们。让他们来，“我们顶多退到延安，”他说。同时向两个超级大国挑战，而不是采取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的政策，这似乎是不明智的。然而这正是毛泽东在60年代后半期准备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