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看到莫斯科正在步华盛顿的后尘。这从他在1970年的尖锐评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杜勒斯的阴魂已进入克里姆林宫。”(一年后，周恩来当面对我讲过这句话)。
1970年初秋，毛泽东、林彪的紧张关系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已公开了。整整两天半的唇枪舌剑，其紧张程度不亚于11年前在这同一大厅毛泽东与彭德怀元帅斗争的那次。毛泽东、林彪之争使255位党的领导人震惊，也使毛泽东通夜难眠。
虽然毛泽东只是斥责林彪和“他的大将”搞“突然袭击”，但林彪已感到毛泽东反对他的冷风正在袭来而可能在进行防御。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
论点依然如旧：国家的领导权、“天才”问题、解放军的政治作用、美帝国主义是否还是威胁等。
新的问题是，这次毛泽东公开、明确地反对林彪的观点、策略和作为接班人的地位。林彪想逼迫毛泽东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则认清了林彪的真实意图。林彪以为毛泽东不要这名义上的称谓他自己就可以抢到手。在江青的帮助下，毛泽东从容地解决了林彪，并对林彪的副手陈伯达先下手。林彪的计划挫败了。他对自己的同僚、空军司令吴法宪说:“搞政治我们不行，搞军事我们行。
1959年，也是在庐山，毛泽东取得了胜利。林彪对毛泽东不像彭德怀那样粗鲁，但其用意却比彭德怀更狡猾。实际情况似乎没有1959年的对抗那么严重。在1970年的对抗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林彪的野心和毛泽东的复杂的心理。
庐山之争的结果很清楚。在政治上，林彪不久就同周恩来发生了激烈对抗，他与“文化大革命左派”(如江青)的联盟也开始瓦解。不久，他就沦为由失宠的将军们组成的阴谋集团的头目。“天才”问题、国家主席问题、美国问题，这一切反而冲着林彪而来。
1970年10月1日，晴空万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彩车、礼炮、气球、体操，场面热闹非凡。毛泽东身边站着两位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和露易斯·斯诺，当时他们正在北京访问。《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与这位经历丰富的记者及其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美国友好人士”是对斯诺照片的说明。一条毛泽东语录醒目地排在这一版的右上方:“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当毛泽东和斯诺注视着下面那些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的像章和毛泽东的语录时，这位美国人忍不住问道:“感受如何?”毛泽东皱了皱眉。后来他对斯诺说，个人崇拜令人“讨嫌”。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任何企图继续搞个人崇拜的做法都只会为林彪的目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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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及其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同年12月，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表示欢迎关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改善中美两国关系。
RT当时写道：“老挝问题是中美关系缓和的最后障碍。”
基辛格的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给尼克松的信件中有‘鉴于当前形势”一词，这里是指老挝危机。
在中南海与这位左翼记者共进早餐时，毛泽东对他说，尼克松先生无论是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到中国来，都会受到欢迎。这句话，使1971年春季毛泽东与林彪在外交政策上的冲突进入决战阶段。
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最后一个障碍是美国支持南越2月份对老挝的军事入侵。然而，“入侵”未能成功，这是毛泽东的亲美政策的侥幸之处。这次“入侵”只能再次证明西贡政权的软弱无力，反而成了毛泽东正在形成的对世界看法的佐证。
毛泽东立即着手准备接待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总统尼克松准备的访华计划。当杜鲁门总统把中国“丢失”在毛泽东手中时，基辛格这位有着德国血统的奇才还是哈佛大学的学生。据说，林彪在“九大”曾为他的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等距离的外交政策辩护，他怒气冲冲地对毛泽东说:“你能邀请尼克松到中国来，我就不能邀请勃列日涅夫?”毛泽东策划了他久经沙场的生涯中最重大的——尽管不是最周密的——一次战役。这只能是一场大的流血的战斗。在中国公众眼中，林彪高高在上，甚至被任命为中国下一届的最高领导人。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浪潮中升了上来，因此很难把这个崭露头角的逆臣重新描绘成“右派分子”。林彪掌握着军队，即使在彭德怀身边也没有林彪那样的一帮资深的军官坚定地站在他一边。1971年年中，林彪和这帮人密谋以林家王朝代替毛泽东的政权。自从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那次斗争以后，毛泽东还从未遭到过如此之多的党的军事力量的反对。
除掉林彪肯定要付出代价，毛泽东反复权衡了好几个月。他不得不小心谨慎行事。因此，他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首先瞄准已变成林彪的理论家、与林彪结盟的陈伯达，以切断林彪与极左派的联系。然后，在1970年12月和1971年4月的会议上，他把火力对准林彪周围的“大将们”。
对自己表面上的接班人，毛泽东似乎还对他“保护”甚至“挽救”。
在关键时刻军队内部的分裂，加之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使毛泽东取得了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是一支自力更生的政治军队，依土地而生存。在50年代，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掌了权，军队走上了苏联模式的专业化道路。这样，隔阂在北京与地方的军队领导之间产生了。
王牌军(特别是人数较少但力量正逐步壮大的空军和海军)像其他国家一样越来越现代化，而地方军队大多数仍由长征过来的泥土气较浓的老军人领导，他们仍保留着传统的东西，不大留心时髦的现代理论。
“文化大革命”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分化。
毛泽东曾鼓励林彪，使社会组织军事化，使军队组织政治化，而林彪在此过程中撤换了许多地方的军区司令员。到1971年初，毛泽东觉得有必要纠正这种状况，于是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成功地补救了这一错误。
周恩来和那些军区司令不像毛泽东和林彪那样紧紧抓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放。他们联盟极力反对“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从林彪那里拯救过来。因之周恩来有可能代表毛泽东取得反林彪的成功。
早先毛泽东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现在他却冷淡地说:“这还不完全。”他又添了一句具有爆炸性的相反口号:“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再是猴性“辩证法”再思考的实例。
不久，最后一个省的党委会宣告成立，这意味着将会剪断军队的翅膀。当党委在红卫兵的冲击中瘫痪时，解放军进入了政治舞台。现在他们又被要求放弃这个灿烂的政治舞台回到军营中去。
每逢毛泽东在国内关闭林彪的一道门时，就多打开了向美国的一道门。
在1971年4月，他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迫使林彪的亲信甚至林彪的夫人作检讨。同月内，他向华盛顿表示，仲夏时节美国官员的北京之路已畅通。其时，老挝危机已平静下来。
正当基辛格要跨越喜马拉雅山，中国新闻媒介突然发表大量文章，回顾党指挥枪的光荣传统。当全世界都看到基辛格出入毛泽东的国门、人们被震惊得还未清醒过来之时，一件与之对应的事为中国沉闷的建军节增添了色彩。林彪的盟友、文雅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攻击美国而只字未责苏联。
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重新发表了他在1945年写的文章《论政策》。文章论证了当时他决定与蒋介石谈判的正确性，同时也含蓄地说明他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正确性。
然后，毛泽东通过视察南方的军事基地向林彪甩石头，他与愠怒无言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有一场戏剧性的交锋。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冲着黄永胜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
行至上海时，毛泽东把黄永胜的一个亲信找来问道:“你对黄永胜的印象怎么样?”这位军官由于不知道毛泽东与黄永胜的敌对情绪，热情地赞扬了他的上司。
毛泽东冷冰冰地插话:“黄永胜是刘少奇一类的骗子。”根据来自广州的可靠消息，这位出了一身冷汗的军官马上绝望地承认，他自己对“黄骗子”的判断是错误的。毛泽东听罢大喜，俯身向这位军官下了“密令”，要他在反林彪和反黄永胜事业中起作用。
毛泽东自己承认，在庐山会议之后，他是从各方面向林彪逼近。他用“掺沙子”的方法，通过提拔一些人以削弱林彪的势力。他意识到北京军区应得到加强。越来越明显地了解到毛泽东正以极大精力投入反林彪的行动，林彪集团感到绝望，于是策划在1971年秋实施对抗计划。这是一个夭折在上帝手中的谋杀或废黝最高领袖的计划。
林彪撤退到风景优美的苏州。在柳树丛与运河边，他与其妻及26岁的儿子林立果紧急商谈对策。勇莽的林立果以直升机的速度升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早春的这次会议上得出何种确切结论不得而知，但事态的发展表明他们未达成一致意见。
林彪的急躁的儿子林立果同空军中其他一些激进鲁莽的家伙一起，开始密谋一个反毛的军事政变计划。这些人未经林彪及其高级助手的同意就起草了一个方案，林彪等人甚至还不完全清楚这一计划。比林彪小22岁的林彪的第二位妻子叶群，是在这一计划快要败露之时加入进来的。
林彪在听到这一计划时可能已成事实。黄永胜及其他一些亲林彪的领导人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与此同时，林彪对毛泽东确实感到恼怒，也许恨透了他。他说毛泽东可以“活一百多岁”，这就泄露了他作为接班人的急不可耐的心情。
政变代号为“571”根据中文谐音，意为“武装起义”。
政变计划把毛泽东称为“B-52"。使用这种当时还在越南战争中猖撅而声名狼藉的字眼确实是对毛泽东的侮辱。这还影射着毛泽东的亲美立场。
无论如何，考虑到毛泽东那至高无上的巨人地位，就只能采取突然袭击了。
“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B-52宠爱笔杆子，不喜欢枪杆子。”
"B-52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
“甚至(B-52)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