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正确地估计到，毛泽东和尼克松第一天下午的会谈确保了尼克松此行的基本成功。
《人民日报》用了2个版面和7幅照片报道了尼克松那天的活动。中国电视台播放了10分钟的实况。自此，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不再扭扭捏捏地面对美国来访者了，如果见到他们经过，即报之以注目和微笑。
双方态度的改变，似乎比毛泽东在一个小时的角色中所能表明的还要出人意外。但这一现实的改变是不可否认的。毛泽东只是在他的安乐椅上指挥。如果说毛泽东尚未取得至关重要的胜利的话，那么他对美国人不是取得了生平第一次的隐含胜利吗?
对毛泽东来说，这“改变世界的一周”不是一支突如其来的幻想曲，而是其逐步施展的策略的一部分。几年来，他一直认为美国问题的严重性正在逐渐减弱。在1970年，当尼克松真正对中国表现出兴趣时，毛泽东更加做好了准备。
1971年3月，一支美国职业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国邀请了几支国家球队在回国途中到北京比赛，有几名美国队员极想去中国。恰巧，就在他们离开日本的那一天，美国政府全面开禁，允许美国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队员对中国队员表达了这一意愿。
随即，周恩来发出电讯到日本，说北京已决定反对邀请美国人。但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捕捉到了新的想法。1971年4月6日深夜中毛泽东对尼克松饶有兴趣地评说了北京制定政策的过程。毛泽东说，中国政府一向坚持在两国人民互访的基础上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他承认:“后来，我认为你的做法是对的，我们就打了乒乓球。”
1975年10月，《南华早报》援引《纽约时报》新闻服务处威廉·希尔的报道，谈到这件事(毛泽东的一位友人C.P.李说，是毛泽东否决了周恩来的建议，他再一次翻阅外交部建议不邀请美国运动员的文件——已经被周恩来和他自己批准过了。他用“昏沉、模糊的语言”叫护士打电话给外交部的王海容告知取消这一决定。没有别的录音或任何人的劝告，护士感到进退两难。她决定电话通知王海容。美国人于是受到了邀请。
这一举动为尼克松来访迈出了象征性的重要一步。周恩来很快明白了毛泽东对美国问题看法的实质。数月后，周恩来不加渲染地对美国客人说:“毛主席碰巧感兴趣”与华盛顿改善关系。这位舞台经理巧妙地表达了导演的说法。
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直接背景是美国的越南问题。尼克松以娴熟的技巧竭力掩盖美国在越南的无能，他想在一种和睦的气氛中与中国缓和关系。
如果说越南刺激了尼克松，那么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来它成了中美妥协的障碍。尼克松依然处在战争带来的极度苦恼中，他需要毛泽东的帮助以解除他脖子上的这一不祥之物。毛泽东希望能超出越南考虑问题，但他又不能超出太远，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强大压力迫使他继续援助他那烦人的印度支那盟友。
从某种意义上讲，尼克松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时，毛泽东实现了他的主要目的。
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他对美国的要求仅仅是美国不要去做某些事。他在40年代后期(当时华盛顿正在援助蒋)，在1950年(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正强迫中国在朝鲜停战)，在1954年和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以及在1966年(一些美国军官想打赢越南战争，从而给中国一个震动)，一直担心美国会对中国突然打击。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在亚洲的扩张似乎已止步于尼克松和他之间的小地毯前。如我们所知，他在夸大美国的衰败；然而，他又正确地估计到了尼克松的出面是一种担保，美国和中国多年内不会再发生战争。
假如毛泽东认为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幻觉可消失在最高级首脑脚下的尘埃中，那么这是颇有道理的。
美国侵入远东的用意何在？尼克松带着越战的满脸愁云来到中国。美国东方之行的使命何在？对尼克松来说美国准备与中国共享亚洲的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在亚洲的真正作用何在？尼克松遇到了美元下跌的麻烦，他要来请毛泽东“帮忙”结束越南战争。
然而，积极的合作谈何容易。美中对话几乎还处在幼稚阶段。
同今天的情况相比，那时每一方对对方政治的了解都远远不够。
毛泽东和美国人当时仅在一个国际争端上有了共同的视点。
双方都援助巴基斯坦因东孟加拉湾(原属巴基斯坦)问题反对印度的斗争。
毛泽东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越南问题，这一点对依然卷人越战的尼克松来说做不到。另一方面，美国也要从他的“和平结构”的长远角度考虑亚洲的未来。为了不让人说自己抛弃了印度支那朋友，毛泽东不得不对此略而少谈。
苏联问题也是这样，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同双方有着不同的关系。足以震惊的是，一向攻击“赤色分子”的尼克松，比毛泽东更急于想知道苏联对“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反应。毛泽东看得更远些。在1972年，毛泽东的反苏和亲西方倾向比美国方面还要大，这一点相信是可能的。
尼克松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在对中国最直接的威胁中哪一个更大？是美国的侵略，还是俄国的侵略”？毛泽东的回答强调了苏联的威胁，然而，美国方面果真理解并欢迎这一暗示吗?
毛泽东希望尼克松在他的算计中把中国放在第一位，尼克松却没有理由那样去做。前两次，毛泽东曾希望华盛顿能更慎重地对待中国共产党。他觉得罗斯福和杜鲁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杜鲁门在中国介入朝鲜前夕其立场依旧未变。难道毛泽东现在还没有具备使美国重视中国的资本吗?
然而，毛泽东也谴责了美国对中美合作的迟疑，他对美国的看法存在矛盾心理。强大的美国在过去曾折磨过毛泽东的中国。
不过，毛泽东也怀疑美国是否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分自信和消极被动之间，华盛顿能找到一条折中之路吗?
毛泽东的矛盾心理的根源在于他年轻时对西方的复杂感情。
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不同，毛泽东很难使自己依附于这样一种势力。是的，美国很发达，但它可能满足于自己的富裕和舒适。马克思的“规律”也许注定了它的衰败要比它的兴起快得多。
毛泽东像尼克松一样梦想着人类的“新和平框架”吗?毛泽东很少谈任何现实的国际目标。他使用“世界革命”一类的话语是实，不过它缺乏世界总体规划的意义。它意味着外国要像中国那样闹革命，或者是简单地把中国的仇敌看作是自己的仇敌。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过程对毛泽东极具吸引力，他经常兴致勃勃地与来访的政治家们谈论这一问题。他能迅速地把握一团事物的意义，变化的永恒性、无所不在的斗争、混成的庞大军事力量、空间本身的无限性。
他满足于看到超级大国、“反动派”及其附庸们的计划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翻。然而，除了中国的安全，毛泽东似乎对充满冲突和衰败的混乱过程不那么感兴趣。像一位坐在山上漠视市井喧嚣的先哲，他从国际关系的细节中看出离奇的分离。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会见基辛格，并且还要会见他多次。来自中国的消息说，毛泽东对与基辛格谈话比对与尼克松谈话更感兴趣。他在与尼克松的交谈中也常常要把基辛格扯进去，这在毛泽东与外国政府首脑的谈话中不同寻常。
曾经五次见过毛泽东的温斯顿·洛德说:“毛泽东欣赏尼克松的政策，但是他喜欢与基辛格在一起交谈。不过，毛泽东对基辛格的评价却不如基辛格对他的评价高。
1970年，基辛格说过一句俏皮话。他说，在前民主党政府中，迪恩·拉斯克恶意地把毛泽东比作希特勒，而在尼克松的政府中，人们又善意地把毛泽东比作希特勒。毛泽东显然知道这一讥刺，因为他对蓬皮杜总统说过:“美国说我们比希特勒还坏”。
毛泽东知道，主要是一些偶然因素使基辛格在1971年至1972年间热衷于中国问题。基辛格兴奋的部分原因，是在中国发现一张可以对付莫斯科的牌。这意味着苏联，而不是中国，是基辛格战略的中心。毛泽东到后来彻底明白了这一点。
与尼克松而不是与基辛格在一起，毛泽东更知道自己在对外政策中的位置。毛泽东认为尼克松是保守的右翼政治家，他拥有广博的世界知识，而且现在正带领美国适应70年代的现实变化。
毛泽东对尼克松说过:“有人说你是右派。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西方人)从右边掌权。他读过尼克松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这位担任总统之前的“新尼克松”，在文章中表明自己已从50年代的反华态度中摆脱出来。
毛泽东对尼克松比对杜勒斯要更宽容一些，因为他对苏联在世界上的角色变化感到深深的忧虑。从另一方来对抗苏联，谁比尼克松更合适呢?
毛泽东对西方保守势力的热情使左翼人士震惊。尽管毛泽东不很了解西方的政治，看不出自由民主党或劳工党的立场是否能站住脚。毛泽东欣赏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表现出资本家的行为举止，这验证了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所存在的问题是需要建立一个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尼克松(还有欧洲的爱德华·希思和弗兰茨·约瑟夫·斯特劳斯)似乎比自由民主党(还有欧洲劳工党领袖，如哈罗德·威尔逊和赫尔穆特·斯密特)在反苏方面更可靠。
周恩来在上海为尼克松送行——这一次微笑了——接着他赶到北京与毛泽东商谈这“改变世界的一周”。紫禁城对这次访问打的分数是优。
毛泽东对于世界的战略分析是把苏联作为世界的中心问题，它已作为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而引起世人的注目。
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的收获相当大。美国大步退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争议，并在公报中指出:“台湾不容置疑地属于中国，并且希望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今后的时日，尼克松将争取中美关系半正常化，最大限度地使中美两国接触，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毛泽东则在试探加速全面发展的外交关系。尼克松向他许诺，在他有望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内这种发展会早日到来。
从某种角度看，毛泽东和尼克松都有所获。中美双方结束了对骂状态，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苏联再也不可能窃喜于北京和华盛顿互相没有接触了。
关于尼克松的许诺，卡特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过作者，他读过尼克松北京会谈的副本。当时参加会谈的另一位官员也告诉过作者这件事。
这次引导性的旅行所造成的气氛，使多数国家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上投了赞成票。在尼克松离开北京之后的9个月内，又有20多个国家承认了毛泽东的政府。
华盛顿从50年代起就反对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这五项原则却出现在公报的公共部分。尼克松之行的一个结果是台北的国际地位开始下降。在任何程度讲，毛泽东没有在越南问题上“帮助”过尼克松，这个敏感的问题会被舆论谴责对河内背信弃义。
然而，从毛泽东的利益出发，尼克松的突破姗姗来迟。毛泽东希望美国能及早地做些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益的事情。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没有时间来巩固横跨太平洋的新纽带，印度支那的局势是这条纽带的强大巩固的一个大障碍，这使得毛泽东在有生的四年中拿出三年来处置它。
毛泽东还有时间去诱导华盛顿放松对台湾的控制吗如果这样，毛泽东就能在他去“见马克思”之前看到中国内战的最终结束。
继尼克松访华之后，毛泽东的对日政策改变了。事实上是日本采取主动。在对“尼克松冲击波”的反应中，日本赶忙拥抱北京，并断绝了同台北的关系。这不单是由尼克松的说服造成的。
同美国的缓和理应使毛泽东对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盟友日本抱更乐观的态度。毛泽东接受了美国对日本的看法。(不久，他就敦促基辛格对日本礼貌些，他要求这位国务卿花在东京方面的工夫要和在北京的一样多。基辛格则附和道:“我接受这一劝告。")
毛泽东在多年前谈过的中国——日本——西方友好协定的想法正在到来。1964年他对法国客人说:“建立一个伦软——巴黎——北京——东京的轴心国是一件大好事。”
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来，毛泽东赠写了一首深奥难懂的诗：坐在凳子上的老人是帝国主义。嫦娥(一位中国古代的神话人物，她飞到月宫去以躲避她那令人讨厌的丈夫)是人造卫星的象征。尼克松本人在中国的简短旅行就像是在走马观花。*
*毛主席送尼克松的是一幅字：老叟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
毛泽东赞扬他的客人。尼克松至少来看了看这个中央帝国，他不像那种典型的帝国主义首脑，仅仅舒服地坐在凳子上。
然而，毛泽东的另一些观点却使那些想和他携手并进的西方首脑们不安。帝国主义的时代一去不返。不仅是美国和苏联，而且中国现在也能向月球发射卫星了。不管尼克松是怎样的明智，他也只是走马观花，掠过表面，对现实作了短暂的一瞥。
毛泽东后来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军人会议上说:“尼克松没理解我的意思”。也许这样倒好，这句话虽然对尼克松并非不友好，但还是使这位美国总统感到困惑。毛泽东没有从类似尼克松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但他亲自周致地安置了这位美国总统。在1972年竞选活动中，毛泽东的一些亲密朋友靠边站了。毛泽东的一位护士说她将投麦高温的票。毛泽东不同意而声明支持尼克松。
即使尼克松的访问支撑了毛泽东，但不能挽留他生理性的衰老。他只能借助放大镜进行阅读了，并且镜头不得不用激光测距仪增大。他戒烟了，也很少阅读。在江青的建议下，他开始看电影，喜欢港台的功夫片。他说话连张玉凤也难以听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