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天，毛泽东提醒紧张不安的同事们:“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他能够从容不迫地给极左派重重一击，同时又不止一次地敲打他的颇负盛名的右派对手。

　　“现在形而上学猖撅，”毛泽东在1974年2月说，“片面性。”针对高干子弟上大学搞特殊化的问题，他又说:“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这位老者用颤抖的手确实指准了一个问题。

　　但他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仍然太革命，以致不能同意周恩来愤世嫉俗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仅仅是让这场运动顺其发展，变化为一团无害无益的抽象物。

　　毛泽东和极左派在军队问题上存在分歧。阻击军界那些随林彪一起垮台的左派军官，对坐在文艺事业的华丽沙发上的江青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在军队角落里她没什么损失。

　　毛泽东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能与军队疏远，人民解放军更接近于群众而不是政党，确实，在1973年冬至1974年，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调换了各军区司令员，11位司令员中的9位都调动了工作。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对这些地方上的军人来说，也可算是被彻底赶出了家门。他们不得不离职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这绝对说明了毛泽东是如何行使他的权力的。他的成功之举除了引起一点抱怨外，并没发生暴力反抗。

　　如果毛泽东在这个变动之前不给邓小平复以高职，如果不让邓小平发出可以解除每一头他管辖的军队狮子职位的指令，那么人们会怀疑他是否能调整他那些咆哮着的狮子的位置。

　　然而，毛泽东再也不能做出类似的事情了。一年以后，快到1974年底时，他又把这些军区司令召集到他在杭州的别墅。他们中有些人宣称不来参加会议，直到毛泽东做出政策上的让步，即在下个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透露的那样，他们才同意与他们的统帅会面。

　　中国有句谚语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文化大革命”中期起，毛泽东一直是军队之“水”上的“舟”，但是，他必须谨慎从事，以免水位上升得过高将他淹没。

　    1974年春，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和柬埔寨的乔森潘，周恩来每次都坐在毛泽东的右边。

　　*见《人民日报》，1974-05-08(桑戈尔);1974-02-26(布迈丁);1974-02-23(卡翁达);1974-03-26(尼雷尔);1974-04-03(乔森潘);1974-05-19(马卡里奥斯)。

　　1974年5月，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步入了毛泽东的书房。礼宾司的负责人把每一位显要人物引到毛泽东的安乐椅旁。按照惯例，作为外宾的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边。但在毛泽东的右边(中间隔着翻译)“周恩来的座位上”却坐着邓小平。

　    周恩来也参加了会议，但坐在离布托较远的地方。照片如同新闻报道一样，紫禁城新排的座次无异于一次政府的内阁在变动。

　　在此四天前，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时，周恩来还坐在紧靠毛泽东右边“他的”座位上，比他职位低的领导人像往常一样坐在外国客人的左边。

　　这种情况出现了好多次。在允许拍照的会议室，毛泽东与外国领导人会谈时，周恩来一直是坐在他原来的位子上，而从不坐其他地方。但从此后，他再也没坐过“他的”这一座位了。“

　　1974年底，毛泽东曾三次会晤外国首脑，即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马来西亚总统拉扎克，以及英国的希思，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但坐在不太显著的位子上。

　　其中在8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许只见过一次面。

　　1974年12月27日，周恩来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和人代会的准备工作。毛泽东的诗可能是在这次会见期间蜡予周恩来的。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引导我注意到周恩来的长沙之行，他是在中国一次展览的文字说明中发现这一点的。

　　1974年年中，毛泽东去了南方。对毛泽东来说，夏季离开北京是不同寻常的，他离开首都多数是为了过冬而到气候较暖和的杭州、长沙、广州等地。更不同寻常的是——人们可以回溯到1965年作一对照——他离开北京在外待了8个月之久。

　　就在毛泽东要去南方之前，周恩来住进了北京一所部队医院。

　　周恩来说:“我老了，不行了”。他仍断断续续做些工作。他离开医院公开露过三次面:1974年的建军节、国庆节及1975年1月召开的党代会和人代会。每次活动毛泽东都没有出席。

　　这两个人再也没有一起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了。

　　这可以归结为病痛或机遇。但在这表象的背后，内在地隐藏着可怕的严峻事实，即他们的合作大体上到此为止。

　　然而，对中国的治理光靠年迈而执著的毛泽东担当建筑师还不够，还需要周恩来这样的建设者。没有建设者，建筑师无疑创造不出更多的东西。

　　当毛泽东远在南方的一天下午，北京《光明日报》社的大楼内由于受指责而乱作一团。已出版的报纸被收回来销毁。因为当天报纸的第二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孤愤》的文章。一位高级官员害怕它会有引起中国公众巨大混乱的危险，决定不让它与《光明日报》的读者见面。五条地区性新闻组成的新版面取代了《孤愤》。

　　《孤愤》为2200年前法家人物韩非所作，《光明日报》加上一篇编者按与其同时发表。不过，该文影射毛泽东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了。韩非的确又孤又愤，他被“奸臣”所包围。他怨愤那些逢迎谄媚者使他与真实的世界隔绝，使他不能接触那些可信赖的官员，而这对一个执政者来说简直是“罪大恶极”。这个持异见的论者还说，一个执政者容许此类危险的事情发生简直是一个“大错误”。

　　《孤愤》勾画出一个充满谎言、派性和濒临崩溃的王国。

　　韩非的文章是用古文和白话文两种文体刊登出来的。《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提醒读者不要简单地把韩文看成一个典故，其编者按说，林彪及“他一类人”就像韩非周围的奸臣一样。

　　是谁决定发表《孤愤》，又是谁命令将其撤销的?这里存在两种主要的可能，而每一种都可以证明毛泽东的政府的混乱。

　　可能是毛泽东想要发表这篇文章。与韩非一样，毛泽东感到他已为“奸臣”们所困。他要敲响自我的警钟，而不致把自己和韩非的悲惨一生等同起来。

　　如果毛泽东在临去南方之前批准发表这篇文章，那么不难想像一些(可能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想禁止其发表，因为如此公开地表示憎恶和悲观的情绪，用美国人的话说，不利于国家的安定。

　　不过，《孤愤》的发表有可能是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1974年，以江青歪曲了的观点来看，周恩来是林彪“一类”，她把周恩来(及其盟友)看成了毛泽东死后挡在她前进路上的主要障碍。

　　这个演员出身的女士，有权对报刊的编辑们发号施令。那年夏天她耀武扬威，所以乘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来攻击周恩来。

　　假如果真如此，令人吃惊的是周恩来的朋友能够将《光明日报》的这篇含沙射影的文章迅速撤回来。

　　毛泽东和江青的长期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在私人领域，虽然不纯是政治领域。这位闪烁着未来皇后目光的前演艺家已经搬出了中南海。大约从1973年起，江青若要与毛泽东谈话，必须说明理由，在得到毛泽东的允许后才能进入其居所。在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至少拒见过她一次。

　　毛泽东写信给她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次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

　　在1974年至1975年毛泽东长期离开北京的期间，江青没和他在一起。猫一不在，老鼠就耍威风。

　　事后有证据表明这一点。毛泽东逝世后，北京声称毛泽东在7月份曾给他妻子写过条子，其中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据说12月份他又写信给上海极左派头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见《七十年代》，1976(12)。

　　毛泽东最后一次在首都露面的时间是1974年6月。7月，江青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人民日报》宣称她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这对她是稀有的荣誉，胜之于她昔日的所得。

　　她主持会见菲律宾马科斯夫人及其他外国客人的会见，对她来说这是一新的角色。

　　在浙江省，可见到“江青和王洪文的指示”。只有毛泽东或者第二号人物才能发“指示”，江青从1964年起的讲话被新闻媒介以“10年特辑”的方式来颂扬。

　　对那些轻视毛夫人的人来说，一篇关于汉王朝开国皇帝的奇特的文章令他们无法忍受。在1974年间谈论历史上伟大女性的众多文章中，这篇文章异乎寻常地强调汉高祖夫人的品质和作用。她坚毅果断，在丈夫故去之后掌了权，并通过推行她丈夫的路线而流芳。

　　毛泽东对已和他分居的妻子在1974年间的政治活动感到厌倦。，“她四处插手，四处抛头露面。”在江青飞黄腾达的时候，他这样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在1975年初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说，毛泽东终于气愤地否认江青有解释他自己意见的权力。“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他在1975年间给她的一封信中曾伤心地说，“你也不体谅”。这是一种凄哀的呼声。这表明毛泽东对他夫人的掺杂着感情和政治的纠纷实际上已无能为力。

　　不过只要毛泽东发出指令，或者去世，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顷刻间就会垮台。

　　毛泽东离开北京长达8个月的最后几周，他的夫人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召集外交人员讲话，并宣称她的讲话代表毛泽东。

　　江青以一种特殊的腔调说基辛格的“基本观点受资产阶级利益的局限”。不过，她注意到基辛格认为要“保持势力均衡”以及他“承认”国际关系中存在“矛盾”的观点。

　　在这妄自尊大的混乱讲话中，江青披露了毛泽东对外政策的二重性。

　　但在7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的外交政策中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循辞几乎不复存在。江青也许能从毛泽东那里得知只言片语，但她很难充分理解毛泽东本人的思想。

　　毛泽东对基辛格(江青在香山饭店发表长篇讲话的那一年毛泽东会见了他两次)讲，北京主要战略向美国人倾斜，缘起于中苏之间的敌视。

　　毛泽东批评基辛格时不像江青那样，把他说成是资产阶级冒险家。毛泽东主要批评这位资产阶级政治家没能勇敢地站起来反对贪婪的、多少也算是资产阶级的北极熊。

　　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与江青一样担心同西方进行文化交流有可能受到污染。但是，他并不像极左派林彪那样渴望回到对美苏实行“等距离”外交政策中去。

　　江青有可能看到“杜勒斯的幽灵”正从太平洋彼岸飘来，而毛泽东却坚信这个幽灵正在克里姆林宫中。

　　毛泽东对北京10位最高领导人中的两位犹豫不决。江青激怒了他，虽然这位自负者比极左派还要糟，但因为某种感情的牵连，某种面子上的需要及某些踌躇的猜疑拖住了毛泽东的手脚，使她没有被清除。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依赖所在，这位副总理在1974年底坐上周恩来的交椅，但毛泽东在与他相处的时候又特别留神。邓小平无疑仍然“很聋”，如毛泽东在60年代指责过的那样。现在，当这位主席发言时，他已能随机应变，给人的印象是全神贯注，而不再敲着手指头似乎在说会议议程应该进入下一个了。

　　毛泽东让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外出视察。在这次到各省的巡视中，我们无法知晓这位“小个子”和“坐直升机上来的人”是如何相处的。他俩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召见他们让他们汇报所见所闻。

　　“我死后中国将会怎样?”‘’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令人不可思议，就如他派出的小组令人费解一样(除非精明到极点，否则不会作出这种选择)。

　　年轻的王洪文回答说:“全国人民一定会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难道愿意听他的娃娃话？

　　邓小平再度参政是在‘批孔”刚开始后的几个月，他能相对灵活地时待这场运动了。他私下对人说:"孔子已经死了，他的思想也不合乎时代，我们应该反对。我们也要死的，几千年后我们的思想也要遭到反对，因为在那个时代它与人们的思想是不一致的”。_{《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1976-04-30。}

几年前，当毛泽东对蒙哥马利勋爵说刘少奇将继承他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时，布莱顿顺势抓住这个问题。

　　“我问(毛)，刘少奇之后谁将接替他”。他不知道或是不关心这一点。他说他自己要见马克思去了，在中国，他们自己会安排好的。

　　但是，也许他确实关心这一点。_{参见《七十年代》，1977(3)。}说这些吗?几天以后，在中央委员会的小组会议上听王洪文讲话的人，也不会听到什么别的东西。

　　“一场内战将会爆发，全国将一片混乱。”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根据香港的共产党情报来源提供的消息，毛泽东欣赏邓小平的答案。

　　尽管其报道大多数时候脱离实际，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读《人民日报》这份差强人意的报纸。这份6个版面的报纸像是一个大的宣传委员会编写的。新闻可是这壶里的茶。

    《人民日报》不是报道而是告诫。它是(或者至少毛泽东在世时是)每日教义的阐释，其新闻性质是把具体的道德说教牢牢植根于永恒不变的真理中。不管怎么说，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从1974年的那闹哄哄的版面中发现了一些真相。

　　凡是反映他过去熟悉的事情就是真理。如果他读到杭州一家丝绸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事实。他认为他是与两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从20年代开始攀登权力之峰时起就是这样。他觉得他清楚路线的分歧所在。他甚至这样劝慰自己，假若“工人阶级路线”战胜了“资产阶级路线”，那么，丝绸的产量就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