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激烈的意见冲突折磨着中国政界。西贡的陷落解放了越南南方人民但没有改善中美关系。

　　“我们(在越南)失败了，”基辛格1975年春悲哀地对一位中国官员说，“你们该收拾一下残局。毛泽东比他的同事更清楚基辛格指的是什么。

　　“越南是一座有四个方丈的庙，”事后不久毛泽东对江青说，“任何给过它施舍或救助的人都是它的施主”。

　　福特来访期间，毛泽东显得精力充沛。实际上，那时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与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会谈相比，这次同福特110分钟的谈话内容更详细，时间更长。毛泽东不断地打着手势，说到点子上时朗声大笑，连身躯也抖动着。他似乎感觉到来访者是坐在他的书房中的最后一位美国总统。他十分振作，以最后一次证实自己的活力。

　　据贝蒂·福特说，当毛泽东看见她的女儿苏姗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有报道说，基辛格在他们下榻的北京一家饭店的房间里，发现一张西伯利亚的地图。其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是“统治东方”的意思。但地图上标的是中国过去用的名字：海参崴。

　　1975年12月，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应邀到中国访问。

      这是毛泽东会见福特和基辛格。

　　但是，在这次最高级的会谈中双方都感到局促不安。中美两国官员以及那些看过毛泽东与福特会谈的新闻片的中国人都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将不久于人世了。然而，继续执行这项政策的邓小平和福特，都不是那种能够向各自的国民颁布明确命令的强权人物。

　　苏联问题曾使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2年走到一起，而在1975年却成了毛泽东和福特之间的障碍。在美国人看来，对中国的开放本身就是一个结局，中美在亚洲的紧张关系已度过了危机;与中国的缓和同样是与苏联的缓和。

　　从毛泽东的观点看，这一策略的落实有赖实力而不是和平。

　　他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认为中美应并肩反对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因为遏制苏联“霸权”的工作不是中国单方面能胜任的。

　　由于有一件棘手的事，这次最高级会谈失败了。福特出于本国政治的考虑不改变对台湾问题—关于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的立场。毛泽东也不停地批评美苏缓和，并向他的客人解释说缓和“只是使克里姆林宫受益”。悲剧在于双方这种战略上的分歧看不出有达成合作的迹象。

　　毛泽东以前也曾反对过缓和，那是在50年代后期，虽然方式不同，但理由是一样的。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朋友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当时他认为缓和对苏联有害。到1975年，这两个超级大国置换了地位。

　　不过，从民族主义和长远的观点来看，毛泽东的战略是一致的。他不想让苏联和美国相互打仗，也不想让它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他只希望它们相处得不那么安闲自得，以腾出时间使中国强大起来，并赶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是两个。

　　在一系列令人痛苦的对话中，毛泽东对他的护士吴旭君说，他临死的时候不要她站在一旁，“我母亲未去世前，”他解释道，“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到她痛苦的表情。我要对她有个美好的印象。所以最终我在外未归。我母亲同意了。你能理解我为何不要你看到我临终么?”这护士伤心地说:“我们永远不会谈到死的问题。”可是毛泽东坚持要谈。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吃了不少鱼，”他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 ”，他以沉思的口吻对有关他自己的葬礼向吴旭君作了这样一个合适的评论:“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从古到今，没有人不死。这是生物发展的法则。”毛泽东曾是一位激情青年，现在他是一位激情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