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也未出席追悼会。邓小平在有5000名中国上层人士参加的会上致了语气过分颂扬的悼词。王洪文主持会议，他极不自然，就像一位参加教授会议的学生。

　　50年代以来，毛泽东极少参加追悼会。自参加1972年陈毅的追悼会以后，他未参加过任何追悼会，他送了一个花圈，花圈安放在这位任过26年中国总理的遗像旁，另一旁是中共中央送的花圈。遗像下摆着骨灰盒(周恩来曾要求火葬，并希望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也许毛泽东只是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露面，在这位总理生前最后的几个小时，他曾到医院守候在周恩来的病床前，一种孤独或是内疚的悲痛使他要同这位在他所有高级同事中与他关系最持久，对他最忠诚的人讲几句话。毛泽东是除医务人员外与周恩来谈话的最后一人。

　　中国古代学者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周恩来的死就重于山东的这座高山，而且，他出人意料地死在毛泽东的前头。

　　如果毛泽东先于周恩来去世，周恩来便能缓和一下势态。然而，周恩来先于毛泽东去世，毛泽东不仅不能平息反而会扩大由于周恩来的死带来的政治上的动乱。

　　失去了周恩来，具有“猴性”的毛泽东陷入了李尔王的境地，而极左派势力会对邓小平不讲情面的办事方式发起挑战。

　　一句话，周恩来的逝世所导致的两派分化在1976年冬达到高潮。并且，正是毛泽东的存在，以及他摇摆不定的嗜好增加了反对邓小平的筹码。

　　当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时她没有脱帽，这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被电视摄像机捕捉住后引起了震动。沈阳的一位军官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电视机砸去。在广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群人大声喊道:“打死她!”

　　邓小平走近周恩来的遗体时，周恩来的遗孀，淡泊、可敬的邓颖超对他感激地致意，但对江青则冷冰。邓颖超对张春桥的态度似乎介于两端之间，不冷不热。

　　像往常一样，照片是西方新闻报道中最能说明中国人的对应物。毛泽东对艾森豪威尔一家说过的“党内斗争”在周恩来的尸骨未寒之际就有了预兆。电视镜头为这一轮廓提供了线索。

　　由于周恩来的故去，邓小平试图对毛泽东之后的权力阵容进行调整便失去了一根主要的支柱。极左派看到了通行的绿灯，他们谋求一种极为不同的权力阵容。江青意欲孤注一掷。毛泽东稍看了点文件，便默许这种密谋的加强。江青一帮带着反邓小平材料来到毛泽东的床边，并请求他的医生用大号字重书以让毛泽东能好好阅读。医生推辞说，他们的职责仅仅是照看毛泽东，“让他看看这些文件感觉会好些”，江青说着把反邓材料递了过去。

　　冬至之时，毛泽东又吐出一句格言:“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甚至当毛泽东和蔼地向朱莉问起她父亲的腿时，这些话也被作为对邓小平的全盘政策不满的信息准确地表达出来。

　　那些新的语录不管怎么说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他的话亦未失去感召力。他的政权由一连串格言固定着。“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通过新年元旦献词传达毛泽东的这句话使全国震惊。而“安定团结”恰是邓小平自1975年年中以来巩固其权力的办事原则(因为周恩来快要离开人世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像一团阴沉沉的雾，笼罩在那时召开的一次令人紧张和疲倦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时争斗的两派争相引用毛泽东的话，毛泽东的语录中的字字句句几乎全都被搜寻遍了。为谁出任总理一职的拔河大赛正在进行。

　　邓小平是接替周恩来的一位候选人，张春桥是另一位。

　　刀已出鞘，毛泽东在场也无法控制他们。邓小平向这个15人的政治局作了一个经济政策的报告，姚文元驳斥它在理论上没有根据。有人(不是毛泽东)坚决拥护邓小平做总理，极左派则以他们不会服从其领导而断然否定。针对这种情况，江青推举张春桥这位她圈子中最合适的一位为候选人。然而，那些拥护邓小平的人包括军界元老叶剑英，设法推翻了张春桥作为总理的提议。

　　毛泽东本人的目光转向了一位来自他家乡的得意门徒，他从未给毛泽东惹过麻烦。和蔼可亲的华国锋是一位诚实的人。到目前为止，毛泽东从各方面考虑都是这样认为，毛泽东至少是可以相信他的。华国锋最大的优点在于，他在后继乏人的情况下对恶劣的环境抱有信心。

　　华国锋是在1969年才从湖南登上国家政治舞台的。他比久经沙场的邓小平树敌要少得多。对某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他站在邓小平和极左派之间，在急风骤雨之中他保持冷静的风格。

　　由于毛泽东不喜欢其他的候选人，曾为毛泽东效过力便成了这位和颜悦色的山西人的主要资本。他曾在毛泽东的家乡抓水利工作，他指挥修建了一条连接这个地区和长沙的铁路；建造了毛泽东的韶山旧居陈列馆；在韶山办起彩电厂。这使得毛泽东的许多亲戚都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也在政治上向林彪甩了一块石头。

　　毛泽东似乎意识到他是一个二流人选而不是最合适的接替周恩来的人选。他知道有人(可能是他的感情疏远了的妻子)说华国锋“蠢”、是“土包子”后，于是反驳说：华国锋“无私、不蠢、厚重少文。”

　　毛泽东还感到有必要对华国锋“不蠢”作些宣传。他承认华国锋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故在2月份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之后毛泽东曾这样发过指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让全国人民认识华国锋同志。”

　　如果说选择华国锋任总理是一种妥协，但这样做并不能使争执终止。

　　甚至当攻击的目标只是一种幻想时，毛泽东还鬼使神差般地要斗下去。在提升华国锋不久，毛泽东就以灾难性的语言写道:“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他忧心忡忡，不相信平衡状态的存在，他赞美光明，常提醒大家阻止黑暗的降临。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突然对邓小平发难。在癌症夺去周恩来的生命之后，邓小平已经处于困境之中，这句话更是对他在1976年的政治生命盖棺定论。

　　要说邓小平“歪曲”了毛泽东的话是很容易的，而且现在很多人正在这样叫嚷。邓小平列出了一些毛泽东所坚持的方针，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毛泽东并未将它们置于等同地位。

　　报刊新闻宣称 (虽然未点名)，邓小平把“阶级斗争”从“纲”的地位降低到只是许多“目”中的一个，这样做就是否定毛泽东。这位副总理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把邓小平及其朋友叫做“走资派”事实上太过火了。

　　邓小平的上层支持者——军队元老叶剑英是其中之一——对这位副总理遭受攻击非常反感，他们匆匆退出政治局会议室，离开北京去了南方。他们宣称不再参加这种败事有余的会议，并对毛泽东的专断满腹牢骚。

　　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整顿未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在他去世后反而激化了中国的各种冲突和矛盾。

　　同时，邓小平确实不是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中很少包含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引语。“马克思和列宁生活并逝世于上一个世纪，”邓小平这样直率、典型地评价说，“他们是伟大的，但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全部问题。”

　　毛泽东有一次以一种迷人的语调谈到孙中山为什么弃医从政。“这样他就能控制医生了，”毛泽东说，“政治家是掌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医生’。这种极富儒家意味的偏激之语表达了一种寓意深刻的政治观。

　　在毛泽东看来，孙中山通过从政而选择了更高级的职业，所以他能够在更高层次上为师，其对像不是自然的肉体而是人的灵魂。孙中山是这样践行的，毛泽东也这样践行。

　　毛泽东常常谈到人需要反省。“吾日三省吾身，内省不疚。”1956年他在“八大”上这样说：“内省不疚这句话我们应时时不忘。”

　　一体性是毛泽东的梦想。你讲课要把课讲清楚。政治也是一样，统治者就是导师。他大书特书的是在感觉的统一体中如何把人们结集在一起。

　　1953年2月24日，毛泽东在南京拜锡中山陵，向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坐像敬献花圈。

　　这样，民主与集中的奇异双人舞在毛泽东的头脑中跳了起来。“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他讲的这句话曾迷惑过相当一部分人。当然，只有群众把他们的思想奉献出来，统治者才能使大家集中起来成为统一体，这就是政治道德目标。所有这些可怕的问题起因于1975年9月毛泽东和他的侄子毛远新——他夸大了毛泽东的集权思想——的谈话。“在党的政策要改变时，你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他对这位年轻人就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开了一张处方。毛泽东在说出有“清醒的头脑”这个词之前，确实停顿了很长时间，他在寻找一种更恰当的表达。但当党改变了思想时你应该怎样做呢？是随政策的改变而改变呢？还是认为是对的而坚持不同的立场呢？不管怎样，有清醒的头脑更是左右为难。

　　毛泽东是一位导师，他确实想让他的学生，即中华民族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华民族只能存在一种思想。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是不成体统的，就是这个把循循善诱的毛泽东与独揽大权的毛泽东统一在一起。从70年代起，这种“统一”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导致一种周而复始的病症。

　　1949年的毛泽东并不指望中国今后一帆风顺，但他却误解了即将来临的紧张局势的本质。在取得政权前夕，毛泽东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25年后这句话成了现实。

　　这戏剧像毛泽东预言的那样，不是道德性的而是制度上的。

　　毛泽东一再试图通过英雄行动实现制度的更新，他一直在追求一种更加道德的社会，但这种追求只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才有意义，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则无意义。

　　正是毛泽东的革命成功才造就了一代超过他的新人。历史并不因昨天在奋力维系自己的完美而停滞不前。毛泽东似乎是在向一群肩负着下一阶段使命的人演讲。

　　当毛泽东年轻时，有一天同他弟弟打架，当时他们的双亲才故去不久。一个共产党支部在韶山建立起来，毛泽东继承父业一边持家，一边进行党的活动。其弟泽民极力反对，他对毛泽东吼道:“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

　　这句话—言外之意是要过和睦的家庭生活!—激怒了毛泽东，他拿起一根棍子就要去打泽民。’

　　“批孔”运动的部分灾难是思想观念的作用，这种思想观念—无论是孔子的还是毛泽东的—已经从“长剧”中退场。

　　相对于毛泽东而言，孔子是文人学究们的特殊领域。对千百万中国人来说，民族的前途高于一切流传下来的华丽经文。

　　“我们可爱的同胞，”他在掌权前说道，“将能像人一样生活，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政府”。但是，深埋在毛泽东脑海中的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民主政体。

　　“人民”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玄学上的集合名词，而不是存在着利益竞争和意见相左的公民队伍。他说“人民”1949年掌了权，这倒有些符合事实——他的政府广泛代表了普通人民的意愿，并确实在为人民谋利益——不过仅仅靠更换人民的代表，“人民”永远不能掌权。

　　毛泽东确是把自己视为圣人，圣人排除了中间组织直接联系着群众，而政治的领域就是其现代意义。这是旧中国已确立起来的模式。真理和权力集于圣贤一身，他驾驭着作为现代化的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性的模式，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