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身后境遇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年里，中国国内依然视之为神。尽管这个国家时他怀着复杂的情感，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谈到毛泽东时，其口吻还是俨然在说一个神袛。事实上，即便到了共产党实际上的新领袖邓小平准备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再评价的时候，也是为了适应他自己领导的政治需要。那时很少有人会直接说出“毛泽东”这三个字。
随着时间静静地流逝，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开始少了起来，人们愈来愈不重视他了。1978年《人民日报》不做任何解释就不再用黑体字来印刷报纸中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同一年在上海，当我在复旦大学门口拿起相机准备给毛泽东的白色石膏塑像拍照时，一些学生领袖制止了我。其中的一个对我说:“别照了，下星期我们就要把它推倒了。”一位北京的外籍居民从中国朋友们那里得到了1500枚毛主席像章，这些中国人认为:“留着它们不大好，扔掉在政治上又不明智。”
共产党内部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日渐具有明显的负面色彩。
1979年的一个内部指示提及毛泽东的小红书时说:“《毛主席语录》是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危害很大、流毒甚广。”此后的一个内部文件则为如何处理风行天下的毛泽东像感到颇费踌躇。“毛主席像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北京的领导层似乎为如何公开地对待毛泽东这个问题而迷惑。我于1980年在本书的第一版里写道:“中国必须，而且我认为将会巧妙地处理毛泽东的遗产。中国不再需要毛泽东这个人，可是却需要他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这就是邓小平时代最初开始处理毛泽东后记505问题时的真实境况。
1980年夏天，我作为西方学者“毛泽东研究代表团”的一员随团访问中国。我注意到那些对毛泽东知之甚多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们对此讳莫如深。在我们代表团和中国专家进行对话的研讨会上，中国的专家们通常会对美国学者提出的问题报之以苦笑而不是回答。他们会搪塞说:“这方面我们还没有研究。”如果有人以苏联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和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间对待斯大林的态度那样来对毛泽东作出任何评价，都会令中国的专家们惴惴不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一次招待宴会上，社会理论家于光远提到了社科院正在编幕一套百科全书，不久即将问世。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便询问出版的时间表，于光远笑着说:“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M’字母开头的那一卷目前还不能出版，直到某些事情发生。”
我在本书第一版的结语里对毛泽东这样写道:“现在广为周知的是，他那些同样为中国革命做了很多事情的同燎们的很多荣誉都被加在他的头上。他在对人民的判断上是专断的。他以政策上的迂回浪费中国大众的热情。在20世纪70年代他脱离了大众的看法而过多地依赖他的亲戚和善于迎合的官员。”当我写下这些话时，这些错误中还没有一个被正式地承认。代之的是，“四人帮”很快受审并因为这些政治错误被判有罪。
诚如于光远所言，到1981年6月时“某些事情发生了”，共产党开始重新评价毛泽东。他不再被当成一个神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进行的肯定和批评恰巧和西方汉学界的普遍观点相吻合:毛泽东的最伟大的业绩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作出的;他领导抗日战争和与蒋介石斗争的本领远在他领导经济建设的本领之上;在晚年他抓住历史机遇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他的个人主观和乌托邦主义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经过提前的通盘考虑，邓小平宣称:“文化大革命”不像此前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在1969年的“九大”结束的而是以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告终的!通过这个技巧有效地把“文化大革命’‘重新定义为“毛泽东的晚年时期”。借此他为自己和毛泽东的政策分野奠定了基拙。
毛泽东主义并没有完全被邓小平主义所取代—并不明显地存在一种名为邓小平主义的哲学—但大部分毛泽东曾经支持的都被取消了。思想观念淡化，专家意见和技术被重新重视，经济活动自身的正当性得到肯定，西方的产品和观念受到欢迎(一直是为了建设中国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变成了一个对过去集体健忘的10年。年轻的作家兼商人武真周(音)注意到邓小平向中国以外的世界敞开大门加速了这种健忘。“外国人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直接说三道四，’，他写道，“但是外国人优越的产品和高水平的生活把共产党给我们培养的自大戳了个窟窿。”
接着武提到了毛泽东时代:“记得我们是在像‘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这样的口号下长大的。我们真的开始相信向我们散播的台湾太穷了、他们不得不吃香蕉皮的传言。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是富裕的而中国是贫穷的……在金钱的统治下，未来的脊梁和大部分中国人都想不去提那些陈年往事……面对着外国的优越性，为什么认真地剖析‘文化大革命’反而让中国觉得更坏?个人主义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种个人主义精神出现了，在城市的年轻人当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这是一场比邓小平的现代化政策更为深远地背离毛泽东主义的运动，且不是在邓小平的直接吩咐下。这是对各种共产主义的含蓄颠覆，无论是毛泽东的道德集体主义还是邓小平的市场和列宁主义的混合。当邓小平向西方的资本和管理技术敞开大门时，他也许没有料到基督教的思想、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学和“资本主义”流行音乐的个人浪漫主义也会通过敞开的大门进来。但事实上到80年代后期的时候具有世界眼光的一代城里人已经出现了，他们的个人想法与中国传统和共产主义都有妞龄之处。
但足可惊讶的是，在某些层次毛泽东的复兴也显出了势头。
在知识界主要表现为时毛泽东重新研究和撰写有关他的著述，这在80年代始终未辍。由于对历史和文学研究的思想观念控制有所放松，因而毛泽东研究的一些禁区被突破了。出人意料的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已经被公开禁止的关于毛泽东某些方面的研究开了绿灯。正如毛泽东的前秘书、历史学家李锐所评论的，《决议》“不是关于毛泽东的研究的结束而是开始”。
军方人物和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撰写的回忆录、高层人物的研究传记、以档案为基础创作的作品和党的文献的汇编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毛泽东的行为和言论。对于毛泽东的描写力求不落入中国历史编幕的传统案臼;在传统的历史编慕中几乎没有关于个人的内容，个人往往只是一个集体中公共价值的具体体观—与其说是一个人还不如说是一种力量。
毛泽东曾对他的卫士李银桥说过一番话，这番话也许可以解释我们能够从他身边不同的工作人员知道一些有关他的回忆。
他说，“我和我家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他接着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可以写，要如实写。”
这些20世纪80年代作品的读者了解到了毛泽东作为人而非神的一面:农民式的口味，失眠，为“大跃进”失败而落泪，习惯在堆满书的床上睡觉，在孤独的晚年岁月渴望年轻人的陪伴;也知道了从1953年起作为惯例他年年都要到海边去一次，遥望大海发誓要“解放”台湾;(al知道了他在吃完晚饭后看戏时喜欢松开腰带，有一次看到兴奋时就站起来鼓掌，结果发现他的裤子已经滑到脚深;知道了在1974年做白内障手术时他要求播放宋词。
这些20世纪80年代有关毛泽东的新的著述没有超越我在第一版中匀勒的毛泽东的全貌，但改变了毛泽东在中国国内的形象，也改变了中国大小官员们时毛泽东所持的论调。到1988年这些著述引发了新闻界对毛泽东的错误坦率的重新评价。在那一年12月共产党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纪念毛泽东诞辰95周年，这事实上是官方媒体第一次登载毛泽东自己承认他的严重错误的内容。《光明日报》则登出了一篇详细描写从1971年春到毛泽东去世期间他的严重健康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到由于吸烟而引起的呼吸疾病。总之，在1989年6月4日这一分水岭之前，对于毛泽东的重新关注是低调的、实际的。强调他作为人而非神的一面，既有魅力也有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