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话说在1904年秋，毛泽东转学到了关公桥私塾，塾师叫毛咏生。
毛泽东在这个私塾里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黑皮伢子的小同学，因家里很穷，常常不带中午饭，只好饿着肚子，一直到下午放学了，回到家里才再吃上一餐晚饭。毛泽东很同情这位同学，就常常把自己带的午饭分一半给他吃。
文七妹看到儿子晚饭老是吃得那么多，大惑不解。毛泽东就告诉母亲说，她精心准备的午饭是和同学分着吃了。从此，善良的母亲每天早晨都要让儿子带上两份午饭去上学。
1904年这一年，毛顺生手头的钱积攒多了，就买进了家境十分贫苦的堂弟毛菊生的7亩水田。这样一来，他的田产就增加到了22亩，每年可以收稻谷80担。
毛泽东和母亲同情毛菊生的苦楚，都反对这样做。毛顺生则认为，这没什么不应该的。他说：
“管他兄弟不兄弟，我这是用钱买来的田。”
这件事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太深了，以至多年以后他还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1905年春，毛泽东又先后转入桥头湾和钟家湾私塾就读。钟家湾的塾师叫周少希。
这一年，毛泽东害了一场大病，在母亲的多方护理调养下，才慢慢地好转了，只是他的身体更加瘦弱了。毛泽东由此想到，如果身体长久不好，将来什么事也不能做，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于是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
1906年秋，毛泽东转到5里外的井里湾私塾就读，塾师叫毛宇居。
毛宇居生于清朝光绪七（1881）年，与毛泽东是同一个太祖。他谱名毛泽启，字宇居，又叫禹居，别号韶麓散人。其父毛福生系前清国子监生。毛宇居博学强记，还从过军，曾经跟随蔡锷的部队转战到云南、四川等地。此人见多识广，在韶山冲也算得上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乡亲们都称他是“纯儒”；又因他擅长诗文和书法，乡亲们还送给他一个“韶山一支笔”的雅号。
毛泽东在井里湾私塾开始跟着毛宇居练习书法，从学唐初的欧阳询入手，后来改学书体刚劲开放的清代书法家钱南园。在主要学业方面依然是读《四书五经》，可他不喜欢这些书。他喜欢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这使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更喜欢读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曾背着老师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后来毛泽东说自己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认为这些书对自己影响很大。
毛宇居回忆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压在上面。后来被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
思想活跃的毛泽东不愿受封闭式的教育方式的束缚，尤其是对呆板的死记硬背的学习内容，深感不满。
有一次，毛宇居先生有事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塾生们要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读书，不许私自走出私塾。在毛宇居先生走后，毛泽东就像逃出笼子的小鸟一样，跑到屋后的山上，边背书边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包。回到课堂上，他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自然也孝敬了先生一份。毛宇居却不领情，责怪他说：
“你怎么敢私自跑出去玩呢？”
毛泽东回答说：
“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背硬读也是空的。”
“放肆！”
他见先生真的生气了，只好说：
“那你叫我背书好了。”
毛宇居知道背书难不住他，便指着院子里的天井，气冲冲地说：
“这回既不打你板子，也不罚你背书，你给我赞一赞这天井！”
毛泽东将天井观察了一下，略加思索，脱口吟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宇居听了很是赞赏，也就不再惩罚他了。
1907年，毛泽东已经14岁了，他的四弟毛泽民11岁，六弟毛泽覃才只有2岁；家里还雇佣有长工和短工。要给这么多的人做饭并操持其它家务，年已40的文七妹，其劳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一生精明的毛顺生，此时与其说是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不如说是急需一个能够操持家务的好的劳动力。于是他便按照湖南“亲上加亲”的传统习惯，给毛泽东定下了一桩娃娃亲，女方是韶山杨林炉门前罗鹤楼的长女罗氏。罗氏名叫罗一秀，生于1889年10月20日，比毛泽东大4岁两个月零6天。
毛、罗两家原是世交，上两辈人就有亲戚关系。罗一秀的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妹。更重要的是罗家有田产，比较富裕，也不乏读书之人，在当地有较高的声望。在毛顺生看来，毛、罗两家做亲可谓是门当户对了。
未成年的毛泽东自然是反对这门亲事的，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为了顾及父母和亲友的面子，只好默默地忍受着这桩“痛苦的婚姻”。在成亲那一天，他这个衣着整齐的小新郎，忍受着那种僵化而可恶的仪式，向每一位来宾叩拜。
年方18岁的罗一秀，性情温顺善良，生得脸庞圆润，体态丰满，是一位能操持家务的好手。毛泽东的父母看在眼里自然是十分满意的。但毛泽东始终不承认罗一秀是自己的妻子，坚决拒绝与这位比他大4岁的新娘圆房，也从未碰过她一根手指头，弄得父亲十分恼火，却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在1936年曾经对斯诺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中国传统计岁法都是按虚岁计算——笔者注）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
后来这位罗氏女子，不幸于1910年2月11日因患细菌性痢疾，不治身亡，年仅21岁。她被葬在韶山冲南岸的土地冲。几十年后，湘潭毛氏族人依然按照旧传统、旧习惯，把罗一秀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夫人，载入《毛氏族谱》。更为荒唐的是，族人们因罗一秀无嗣，便将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已经不在人世的第3个儿子毛岸龙，作为罗一秀的儿子载入族谱。《毛氏族谱》上写道：“承夫继配杨氏子嗣”，“远智，与原配罗氏为嗣”。
且说毛顺生在持家方面克勤克俭，他带着一家人勤奋劳作，家里基本上没有吃闲饭的人。儿子年纪小的要干一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大一点的就要到田地里去干活。加上他经营有方，所以他的家业日益发达，到了1907年，他家的土地就增加到24亩。在攒了一笔钱之后，毛顺生就不再买进土地了，而是典当别人的田地雇人耕种，因为典地要比买地便宜，自己还不用操心农事，便可以取利。
毛家每年大约要消费掉4500斤大米，此外还有约7000斤余粮可以出售，精明的毛顺生便开始做起了贩卖粮食、耕牛和生猪的生意，赚了不少的钱。他还放出了高利贷。在运输上，他也逐步由肩挑改为用车运送，后来更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将米运往湘潭市易俗河一带去出售。一开始，这种生意还是小规模的，后来毛顺生得到岳家亲戚的贷款帮助，便到湘乡大坪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毛家已经变得像模像样了，有一座牛棚，一个粮仓，一个猪圈，还有一个小小的磨坊。
毛顺生也算得是一个财东了，他就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并同“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有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自家还印制了“毛义顺堂”的票子，同“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吉春堂”是湘乡大坪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杂货等几个店铺的大商号，老板姓赵，是毛顺生妻兄文玉瑞的岳家。就为了这层生意关系，后来毛顺生一手包办了小儿子毛泽覃与赵家女儿赵先桂“亲上加亲”的婚姻。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了他家的经济情况，说相当于“富农”的地位。1950年隆冬，韶山乡土地改革划成份时，毛泽东为自己家划的成份是“富农”。
且说文七妹与毛顺生一心发家致富出人头地的做法相反，她则是为毛泽东弟兄的长大成人费尽了一片苦心。她对孩子们的教育，常常寓于循循诱导之中。文七妹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每逢荒年旱月，文七妹就悄悄送一些米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这和过于自私的毛顺生有着很大的反差。对毛泽东弟兄3个影响最大的就是她这种高尚的品德。
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每逢灾荒，一些穷人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这样做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对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在母亲的影响下，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穷苦人也非常同情，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品性。在韶山至今还流传着他许多同情和帮助穷人的故事。
那是在8月的一个中午，毛泽东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去外婆家，行至湘乡五里牌，看见一位挑着一担盐的老汉艰难地向前移动着步子，他就赶上去问：
“老伯，你挑这么多的盐到哪里去？”
“我到凤音四都！”
毛泽东从袋子里拿出一条裤子，说：
“我也去凤音四都，帮你背一点吧！”
老汉看着眼前的小伙子很真诚，就说：
“那太好了。”
毛泽东便把裤脚扎好，满满地装上盐，扛着绕道走了十多里，跟着老汉送到凤音四都石坝咀，主人家要请他吃饭，他说啥也不吃就走了，回到唐家圫时已经是晚上掌灯时分了。
毛顺生的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贫困，毛泽东就常常和母亲一起接济他们。每年到了最难过的年关时节，他和母亲都会背着毛顺生给毛菊生一家送去白米和腊肉。
有一次，一个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来到毛家偷走了不少东西。毛泽东说：
“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
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到了父亲的反对，连他的母亲也不赞成。
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冬天，毛泽东在去私塾的路上遇见了一个衣服单薄的少年，他见那位少年在风雪中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就询问他的家境状况，当了解到这位少年家里十分贫苦后，非常同情他，就脱下了自己身上的一件衣服让他穿上。
毛泽东最讨厌的事情，是去为越来越富的父亲四处讨账。在一个旧历年关时节，父亲又要他去收一笔卖猪的账，毛泽东违拗不过，只得去收了。在他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群衣衫褴褛的穷苦人，顿生怜悯之心，于是就把刚收来的钱全部分给了那些人，回到家里，自然是挨了父亲一顿臭骂。
有一回，毛泽东受父亲之托去买一个老阿婆养的猪，讲好价钱后先付了一元定金。没过几天，父亲又要他去把那头猪赶回来。此时的猪价又涨了，老阿婆后悔自己卖早了，受了损失。毛泽东很同情她，就没有再坚持要那头猪，只收了老阿婆退还的一元定金。父亲见他没有把猪赶回来，责问他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只好如实讲了，父亲非常生气地骂道：
“你呀！有钱不赚是傻子，是败家子！”
一天下午，毛泽东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急忙去抢收自家场上的谷子。他突然看见在邻居的晒谷场上，只有毛四阿婆一个人在那里手忙脚乱地忙活着，就立刻赶上去帮忙，结果自家的谷子却被雨水冲到水沟里去了。父亲见他浑身水淋淋地跑回来了，非常生气，骂道：
“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好，胳膊肘子往外拐，帮人家去收。”
骂完了还不算，他扬手就要打。毛泽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理直气壮地说：
“人家家里很苦，是佃的田，还要交租，冲去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田，又比人家多些，冲走一些自然也不大要紧的。”
父亲听了更加冒火，说：
“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
毛泽东笑着说：
“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
1907年这一年，毛泽东已经读完了5年的私塾，在他和父亲发生了一次冲突后，就不再上学了，待在家里务农，一直到1908年。他白天同成年人一样在田间劳动，跟着长工毛春成学会了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则成了父亲的管账先生。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做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吃也不给鸡蛋吃。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