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毛泽东的兴趣并不在这吃的上面。他晚上记完了账，就躲进自己的卧室里点起桐油灯，读起书来。父母住在隔壁，总是催他早点睡觉，第二天早上好去做工。毛泽东听到催促声，便用布遮住灯光。在中国农村绝对是应该睡觉的时候了，可毛泽东却依然俯身坐在那里，面前放着的不是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水浒传》，就是吴承恩的《西游记》。他那汗流满面的脸，贴近那盏火苗只有黄豆大小的油灯，并且还要用被子半遮着油灯和自己，以免灯光透出去。因为父亲是不喜欢他夜里点灯浪费桐油的。毛泽东一看就是三更半夜，父亲总是喊他：
“快早点睡！明天早起还要做工夫！”
母亲有时候也催他：
“快点睡吧，莫熬夜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
毛泽东也总是回答说：
“好，就睡了，就睡了。”
父亲很快就看穿了他的把戏，起床后看到儿子还在读书，就吼道：
“哪里这样的喊不赢哪！你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那还了得？”
父亲说着把书翻过来一看，竟是一本《水浒传》，就更生气了。
有一天上午，毛顺生看到儿子在地边的一块墓碑旁看小说，就大发雷霆，说：
“你是不打算干活了？”
说着扫了一眼儿子身边的两只空粪筐，又责备他一上午也没有从猪圈里往田里送一筐粪。毛泽东说：
“爹，我不是不干，送了五六筐了，我只是歇一小会儿。”
到了傍晚，毛顺生发现儿子又在那块墓碑旁看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就责备他被那些坏书教坏了，以至于连父亲的警告都不屑一顾了。毛泽东说：
“爹，我是听你的话的，你要我做的事我都照做了。活我要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
毛顺生看见儿子一下午确实送了15担粪肥，本来不高兴的他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毛泽东对父亲时时顶撞，可对母亲却是非常孝顺的。有一次母亲因生病许下了一个大愿，他便专程替母亲去南岳朝拜上香，一路上手里拿着个小凳子，走十来步就要跪拜一次，嘴里还要喃喃念叨着：“南岳圣帝，阿弥陀佛。”就这样竟走了20多公里的路程。
后来毛泽东所读的书籍越来越多了，母亲对他的影响就不如以前那样大了，他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母亲感到很不安。
且说毛泽东在家务农这一时期，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所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小说和故事里有一点很奇怪，里面没有描写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他对此困惑不解，问了许多人也都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他两年。后来他仔细一分析，这才明白书中颂扬的那些人都是统治者，都拥有大量的土地，他们控制着土地让农民替他们耕种，自己是不用劳动的。
正是：德承萱堂怜孤贫，初羡草莽恨不平。
书中常见将和相，为何难觅种田人？
毛泽东读完了在韶山所能借到的书，就跑到唐家圫外婆家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书读。表兄文运昌告诉他说：
“相公借书，老虎借猪。所以还是要先打条子后拿书啊！”
于是，毛泽东每次向文运昌借书都要打借条。他在还书时，还常常把卷了角的书放在凳子上，用手小心压平，或用屁股坐平，然后“完璧归赵”。
自从看了表哥借给他的书籍，毛泽东可是大开了眼界，那些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等进步书籍和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使刚刚步入青年的毛泽东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器械，如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所以他提出应当把这些东西输入中国。郑观应还在书中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
毛泽东又读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冯桂芬著的《校邠庐抗议》。此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了不满，书中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读了这本书后，毛泽东对祖国的前途感到沮丧。他开始认识到：“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几十年后，他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开头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毛泽东的视野被打开了，这激起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但父亲对儿子读这类书和小说是不赞成的，他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
不久，毛顺生因为山林纠纷与人打了一场官司，本来对方是没理的，但人家知书识墨，在大堂上引经据典，竟然把无理说成了有理；而他自己则是有理说不清，一片山地就这样被人家占去了。由此他开始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熟读经书，以后可以帮助他打官司。后来毛泽东继续求学能得到父亲的同意和支持，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1909年秋，毛泽东终于复学了，他就读于乌龟井私塾，拜毛简臣为师，攻读《春秋左传》。
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善于撰写诉讼文书著称于韶山一带。
1910年春，毛泽东又到堂伯父毛麓钟在东茅塘自办的私塾里读书。
毛麓钟，谱名贻训，字麓钟，号云阁，生于1866年，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他曾对弟子们说：“美雨欧风向我神州冲击，惟有迎头赶上，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这一类话对毛泽东具有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这里选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日知录》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在辛亥革命后，毛麓钟曾经在蔡锷部下供过职，转战于云南、四川两省，不久因疾回乡；1921年病逝于东茅塘。
且说在1910年春，韶山冲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常给韶山冲里的人们讲述一些在外地的见闻和维新故事。他还主张反对佛教，提出“弃庙兴学”，把祠堂和寺庙的田产拿出来兴办新式学堂。这种新式学堂不同于过去的那种私塾，不拜孔夫子，不读四书五经，而是要学一些新的科学知识。韶山冲里的人们对李漱清的言论议论纷纷，很少有人支持他。而毛泽东却赞成他的主张，经常到他家里去，拜他为师，向他求学问教，与他谈心，还向他借书看，以便了解外面的新鲜事情。他们成了好朋友。李漱清支持毛泽东多读书，热情地向毛泽东推荐新书。他还去劝说毛顺生，要让毛泽东多读些书。
就在这个时候，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同学碰到了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开花蚕豆的湘乡籍商人，那些商人说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
原来在1910年4月份，湖南省正闹着粮荒，长沙的饥民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巡抚衙门前请愿，要求官府救济，平价粜米，可是他们得到的却是巡抚岑春蓂的无理答复。饥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冲进衙门，砍断旗杆，赶走了岑春蓂。后来清政府又派来一名巡抚，野蛮地镇压了饥民暴动。许多饥民被斩首示众，他们的首级都被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
笔者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中，湖南巡抚的名字多有讹误，本传在第一版中也受到了影响。据新疆叶才林考证：《毛泽东的故土情》一书的作者胡长明博士误把湖南巡抚岑春蓂写作了岑春萱，一来可能是因“蓂”与“萱”这两个字字形笔画相近，二来可能是受了“岑春煊”这个名字的影响。《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一书在“长沙抢米风潮”条目中则直接将“岑春蓂”写成了“岑春煊”。岑春煊曾任两广总督，岑春蓂曾任湖南巡抚，二人虽然同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却是不能“弟冠兄戴”的。
且说毛泽东和同学们在私塾里谈论着这一来自山外的惊雷般的消息，他们一直议论了好多天。毛泽东还把这件事同韶山人民联系起来，他觉得造反的人和家乡的人们一样，都是穷苦的老百姓，他们抢米是官府逼出来的，因此他对被杀害的饥民们非常同情。
在此之前，毛泽东就听说过韶山也发生过穷人造反的故事，那是哥老会的成员因为地租问题与一个地主发生了纠纷，地主用银元贿赂官府赢了官司。哥老会成员们忍无可忍，便在一位姓彭的铁匠领导下举行了暴动。那个地主造谣说，彭铁匠他们在起义前杀了一个婴儿祭旗。湖南巡抚很快便派来官兵弹压，彭铁匠和哥老会成员们被击溃了，他们只好躲进了附近的浏山，但不久还是被围捕了，彭铁匠也被官府斩首示众。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水浒传》里的故事在他家乡的又一次重演。他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再说长沙抢米风潮很快也波及到了发生粮荒的韶山地区。不久，毛泽东的家也成了造反的对象。韶山的饥民们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盯着商人和富人们的粮仓，他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就在这种情况下，毛顺生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饥民们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了精光。只气得毛顺生暴跳如雷，可毛泽东并不同情他父亲。他在26年后追忆这件事时还说：“我学会了恨他。”
毛泽东认为，越来越富的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骇人听闻的结论：“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在韶山这次闹粮荒中，毛泽东更是站到了群众斗争的第一线。
这也是在1910年农历三月间，族长毛鸿宾把族上100多担谷子私下高价卖给米商，以获取暴利。族人发现后纷纷找到毛鸿宾，要求开仓平粜。毛鸿宾倚仗族长的权势，把领头的佃农毛承文捆了起来，扬言要在祠堂里按照族规惩罚他。
毛泽东闻讯赶到祠堂，和毛鸿宾当面辩论。他慷慨陈词，说违反族规的不是要求平粜的毛承文，而是私下高价卖谷的族长本人。愤怒的群众纷纷站到毛泽东一边，呐喊助威。毛鸿宾自知众怒难犯，只得放了毛承文，并答应交还私自卖出的稻谷。
毛顺生因儿子与族长公开叫板，闹了毛家祠堂，害怕毛鸿宾报复，便决定让儿子停止读书，去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当学徒。他来到东茅塘私塾，向先生说明了原委，又对毛泽东说：
“你莫读书了，快点把东西收拾好，马上跟我回家去！”
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很不理解，闷闷不乐地跟随父亲离开了私塾。父亲在路上对他说：
“你呀，就莫给我再闯祸了，快点走出韶山冲，明天就送你到湘潭去，我和老朋友讲好了，让你到宽裕枯粮行去当个徒弟，学点成家发财的真本领！”
毛顺生所说的这家“宽裕枯粮行”的老板叫毛槐林，是他的堂兄，两人关系甚为密切。毛槐林在湘潭经营的宽裕枯粮行位于通往窑湾的江畔，是一座单开间四进砖壁木板3层楼房，宽仅两米多，长约20米左右，外墙很厚，房间中规中矩。这个枯粮行不是米店，不直接销售加工好的米粮，只经营未加工的花粮、枯饼和黄豆等的贸易批发。
毛泽东听父亲说要他到湘潭去，心里又惊又喜。他还没有离开过家乡，早听人说，湘潭有繁多的水陆码头，有一条十几里的长街紧靠着湘江；江里很多洋船，就像两层楼的房子那样高。船是铁做的，可在水里也不会沉。他曾跟毛麓钟先生读过一些唐诗宋词，不少是赞美湘江的：“欸乃一声山水绿”、“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些诗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真想马上去看美丽的湘江，看看湘潭这个繁华的口岸。于是，他就到毛槐林的宽裕枯粮行干了几个月。
后来到了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说到了这件事，他说：“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县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粮店里去当学徒。起先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式学校，于是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到那里去上学。这个学校就在我母亲娘家所在的湘乡县。”
欲知毛泽东能否到湘乡县的新式学校学习，且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自幼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目睹了农民的艰辛劳作。正是由于那些脚踩牛粪的劳动者艰苦卓绝的奉献，才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生活。而在毛泽东喜欢看的那些书中，却几乎看不到农民的影子，满眼全是吃着农民、喝着农民、享受着农民劳动成果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于是他愤愤不平了，于是他揭竿而起了；于是就有了满怀激情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了文化部是“被死人统治着”的牢骚，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座右铭。黄巢诗曰：“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他能不能言行如一，已经无从知道了。但众所周知的是，毛泽东的确是做到了。翻遍中华五千年历史，可有第二个出身于草莽的胜利者对农民尚有如此深厚的情愫吗？某孤陋寡闻，至今未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