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晚，毛泽东在八角楼里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以《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为中心内容的决议案。人们所熟悉的毛选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决议案中着重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状况”，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总结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边界党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略。他写道：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3省工农暴动夺取3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在决议案关于《农村斗争问题》一部分中，毛泽东提出了今后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方法，这就是：
“我们今后农村斗争的整个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地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其不敢帮助地主阶级。根据这个策略，我们应立即组织：（1）雇农工会（贫苦的佃农加入此组织），以此团结雇农，加强雇农的力量，以为乡村中的骨干。（2）赤杀队或暴动队，在白色恐怖之下，以最勇敢的工农分子组织之。赤杀队以5人或7人为一队，实行黑夜间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在夺取政权后，赤杀队可改变为赤卫队。（3）在工农群众中选举勇敢分子组织暴动队，发展农村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10月16日，湘赣边界第二次各县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毛泽东、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千、圆盘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宋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19人为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会委员，并选出了5人常委会，谭震林为书记（已在9月间代理生病的杨开明为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
1928年11月2日，赣军驻泰和之第21旅两个团与驻赣州敌军独立第7师主力又向遂川进犯。红4军再次主动撤出遂川。
就在11月2日这一天，红4军收到了中共中央在1928年6月4日发给朱德、毛泽东并转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由于关山阻隔，交通不便，这封信整整迟到了5个月。尽管如此，这对于长期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湘赣边界和红4军来说，仍然是一件大事。中央在指示信中是这样写的：
“德、润二兄并转前敌诸同志：数月来，你们转战数千里与反动势力奋斗，中央对于你们在这种刻苦的劳顿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甚为欣慰。中央在这数月中也曾努力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党外的反动势力奋斗，经过了去年八七紧急会议及十一月的扩大会，直到现在党内的情形的确已有很大的变化，党的工作亦较前有进步，这是可以告慰于转战数千里的同志们的。同时全国政治也有很多的变化，只可惜这些材料不能达到你们，以前中央虽曾派人来找你们，但以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以致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这次由江西省委转来你们的信知道你们的近况中央甚为欣慰！除将中央最近的重要文件设法送给你们外还有此信的指示：
目前全国的政局是北伐军已快达到北京，这次的北伐已经完全失掉了革命的意义，因为国民党已经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党，已经投降了帝国主义。在此北伐的过程中，发生了日本占据山东济南青岛的事实，日本之所以敢于如此的是因为国民党已经背叛了革命，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威胁国民党军阀，使之达到北京后更加驯伏于帝国主义的肘腋之下。同时可以进占满洲济南青岛，期于二十一条之实现，扩大其势力，因此国民党在此次事件中，他的外交政策已经充分暴露于群众之前而完全逐渐失掉民众的信仰。
这次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山东的事件，不单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单独行动而是与英帝国主义有所协调，而给蒋介石以严重的打击，英帝国主义要借此机会来扩张其在南方的势力，桂系素系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也要借此来灭杀蒋介石在南方的势力，冯玉祥则欲借此机会而取得山东，事实上对日外交早已为冯玉祥的王正廷所办理，山东亦已入于冯玉祥的手中，蒋在这次北伐中已减低了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次英日的协调予他在太平洋以不利，因而极力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调膀子，也大开其兵舰到中国来。由此可知，在此次事件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军阀没有帝国主义的背影，而帝国主义间虽然不至于马上爆发一个世界战争，但其暗斗已经增高。同时在这次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民党因为是采取一种投降的政策即日本帝国打击蒋介石的条件如要蒋介石谢罪，撤消高级军官贺耀祖及北伐军退出离济南二十里以外等。国民党军阀政府事实上已经承认蒋介石亦致不能在山东立足，国民党军阀一致在这种投降的外交政策之下，北伐乃有达到京津的可能。
虽然这次所谓北伐实有达到京津的可能，但他们达到京津后军阀的统治并不会统一，反动的统治仍然是在继续的崩溃，国民党军阀之间开始了更剧烈的更复杂的冲突，反动统治始终不能稳定，其主要的原因有五，第一是帝国主义间在华的冲突；第二是豪绅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第三是豪绅资产阶级与军阀之间的冲突；第四是军阀之间的冲突；第五是工农革命群众与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须要一个统一的政府，他要利用中国各派的冲突来维持扩大其在中国的地位，因此每个帝国主义都要扶植一派军阀，英帝国主义几月来已经与桂系军阀勾结上了，日帝国主义则有不同的主张，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在野派主张勾结蒋介石军阀，而代表豪绅地主买办的田中政府派，仍继续其维持张作霖的政策，冯阎打到北京后，将形成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3派军阀互相向日本帝国主义争宠的形式，蒋介石将继续与日本在野派调膀子或完全倒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怀中。豪绅资产阶级的出路也便是要各自维持一部分军阀，利用军阀来扩大其商场扩大其政权。因此在豪绅资产阶级之间也形成了很明显的派别，最显著的如江浙豪绅资产阶级之拥蒋，广东派之拥桂系，同时各省之内的豪绅资产阶级也有很多的派别如江西土著派与客籍派之争都是重要的事实。”
“在这种全国混乱状况之下，不但工农已忍受不过痛苦，不断地斗争起来，暴动起来，即小资产阶级虽在国民党开始背叛革命时倒到国民党方面去，然到现在已经渐渐觉悟国民党军阀统治的欺骗，而开始动摇起来，尤其在济南事件之后更增加民众对国民党之愤怒，即国民党中的下层党员亦多表示不满，于是国民党也由此而起了分化。工农的革命运动现虽尚未到一个全国的高潮，但是一天一天地在继续高涨，许多城市的工人斗争虽然因为过去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之影响以及国民党叛变后的严重白色恐怖，致未达到一个公开的高潮。但各地都有不断地大的小的斗争。”
“现在武汉三镇虽然高级指导机关因为内奸的关系而遭了严重的破坏，但群众工作依然不难恢复起来。湖南在西征军时许多兵士同情于工农的暴动，在湘南、醴陵、平江等处亦有不少的工农武装，此时在全省范围内本可造成一个很大的很深入的革命局面，湘南更有割据的可能，可惜当时省委遭了严重的破坏，以致中央的指示亦未能达到前敌和下级党部，以致未能充分运用此一大好机会而造成一个胜利的局面，但现在湘南、湘东、湘西仍有不断的群众斗争在发展，醴陵、平江更有乡村苏维埃之存在，湖南的工作只要我们主观上有办法不难发展起来，湘西贺龙有枪近两千支，农民武装亦有百余支，多数县份农协已经公开，群众斗争日益激烈起来。江西在万安失败后不但未消灭江西的局面而且更加发展起来，赣南、赣东北都有许多斗争；自你们的军队占据永新、宁冈后，江西的局面更比前尤好，万安亦已从新起来。这几省在全国范围内是处在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阶段，现在反动统治的所谓清乡因其内部的冲突井未能彻底地执行反而更增农民群众之愤怒和剧烈地反抗，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工农革命潮流是日益高涨而深入的。”
“在湘鄂赣粤4省暴动的布置上，广东自然可以单独成一中心，而在湘鄂赣3省中，则湖南成为暴动布置的中心，因为他与广东连接，党的基础和士兵工作的客观条件都比赣鄂好一点，尤其是你们的队伍几月来都是在3省枢纽内履进履退，现在你们所占领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宁冈、遂川，然而你们的地位仍然处在3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们在3省的暴动前途上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可是你们几月来因为与中央断绝了关系并有许多客观上的困难，你们在工作中不免有许多的错误和缺点。”“你们几月来所到的地方未能尽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因此在你们所经过的地方，土地没有没收没有分配，苏维埃的政权亦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群众选举的基础，因为你们没有彻底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所以你们的军队一旦退走，革命的胜利亦多半随之而失败，尤其是在湘南的时候虽然连陷十余县但始终只做了一些烧杀的工作甚至主张烧毁城市（请注意，这是对朱德等人领导的湘南起义的总结——笔者注），在你们军队的本身上说，现在还是一种国民党时代的雇佣式的军队，未加以组织上政治上的改造。”
“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4省暴动局面的发展，以你们现在的环境在赣西湘东的边界，就是现在你们占领的永新宁冈及湘东一带，如果地理上比较利于你们的进攻和退守，在这一带本来是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的，你们便可割据这一个区域。中央前此依江西省委的提议主张你们向赣南发展占领赣南夺取吉安为屏障，这一计划如果在事实上有胜利的把握，那当然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影响，而且可以与广东的北江联系，但如无胜利的把握而且在地理上如果不及赣西、湘赣边界之可进可守，那么，你们仍然是以选择你们现在已经占领的地方为根据地为适宜。你们现在事实上已经占据了永宁遂3县，你们便须深入当地的土地革命，改造整理你们的军队，同时向四周发展，特别注意于群众斗争已经起来的地方联系起来，如果不注意当地的深入则革命的基础是永远不会建立的，如果不注意向四周扩张你们也必归于孤立的失败。这是你们工作的总方针。”
“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成红军，在组织上现在你们还是国民党式的军队，在性质上还是雇佣的军队，在成份上亦不能说很健全，这样的军队是不能十分有把握成为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的军队的，而且在军饷上如果是雇佣军队将来扩大是很难维持的。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使雇佣式的军队变成志愿军，使兵士和长官都得分配土地，在服务时由苏维埃替他耕种，在成份上尽可能地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在编制上应行太平天国式的编制，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在这个时期，因为你们转战千里，七八月来未能得到休息的机会，如果你们能找到一个机会做改造和整顿的工作是有必要的。”
“关于前敌指导机关的组织，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5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前委之一工人同志为书记，军委及工委的名单由前委决定。对于前委，如你们觉有增加某同志的必要，可以提出名单交来中央批准。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如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
11月6日，湘赣边界特委在茨坪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6月4日来信。
与会者认为，在中央来信中除了要求废除党代表制度外，其它指示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
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重新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统辖红4军军委和湘赣边区特委的前敌委员会。成员有：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工人代表宋乔生、农民代表毛科文，共5人；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
11月9日，红4军向再占永新之第27团发起猛攻，将其重创于新城和龙源口地区。
这样，从9月中旬到11月中旬，红4军利用在根据地内作战的有利条件，避强击弱、忽南忽北，调动敌人连打4仗，连战皆捷，共俘获敌人营以下官兵约500人，缴枪450多支，敌军被迫转入守势，湘赣两省的第2次“会剿”即被打破，井冈山根据地原有的地区基本得到恢复，红4军的力量也恢复到近5000人。
11月14日至15日，红4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再一次讨论了6月4日中央来信。代表们都不同意中央提出的关于取消红军党代表制的这一决定。
红4军六大在“党务新局面议案”里面，明确地提出：“在事实上，目前党代表制度不应取消。”
六大选举23人组成军委，其中5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红4军军委受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
此后，陈毅改任红4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
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前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长篇报告——《井冈山前委给党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目为《井冈山的斗争》。其内容分为8个部分：“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割据地区的现势”、“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和“割据地区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中写道：
“4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18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4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4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29团（成份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毛泽东委托袁德生将《井冈山前委给党中央的报告》秘密送交上海党中央。
他在《井冈山前委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责的那个杜修经，后来经历了脱党——入党——再脱党——再入党的生活历程。在新中国成立后，杜修经担任了常德师专副校长。1985年8月，他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常委。
杨开明则与杜修经正好相反，他是一位真正的坚定的共产党员。1928年10月，杨开明虽然身患重病，却毅然在湘赣特委坚持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他抱病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长达3万多字的《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1月，杨开明携带报告，步行20多天，由井冈山到达上海，代表红4军前委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随后，他被调任湘鄂赣特派员，在长沙、汉口等地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年底，因叛徒出卖，杨开明在汉口被捕。1930年2月22日，杨开明被押往湖南长沙城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他在临刑前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何键！”“中国共产党万岁！”当刽子手的刺刀刺进他的腰部时，他怒目圆睁，仍然高呼口号，直到刽子手的刺刀刺进他的口中，鲜血喷涌，倒在了地上。年仅25岁的杨开明英勇就义。这是一段令人感叹不已的后话！
正是：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还是苍蝇！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剑指何方？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受到重大挫折的时候，曾经断言：“只要我们坚持奋斗下去，20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这豪言壮语既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非凡情怀，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非常准确的预言！读者朋友，你可曾见到历史上有过类似这样准确的预言吗？
历史学家评论说：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文章，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说明了中国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阐明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明确而肯定地答复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伟大理论。此论是比较中肯的，这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一大独特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