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一早，粤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红13军前沿阵地扑过来，战斗异常激烈。战场上硝烟弥漫，尸横遍野。敌人数次出动成团的兵力进攻未果后，便把矛头指向南岸的红3军。红3军不善防守，几个回合下来伤亡较大，尤其是8师的干部伤亡殆尽，部队一度失控。3军军长徐彦刚同政委、参谋长都上到前线与敌肉搏，情况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军团长董振堂率警卫连增援上来，硬是将已突入阵地的敌人打了回去。

战至中午，敌人毫无退却象迹。参谋长赵博生从红13军阵地匆匆赶回指挥所，对董振堂说道：

“老董，看来水口敌人不止4个团呐！”

董振堂将血迹斑斑的上衣往旁边一甩，边挽袖子边说：

“我看也是，先不管那么多，仗已打成这样了，谁先退谁吃亏，先设法拖住这股敌人，待1、3军团赶到，给他们‘包饺子’!”

正说着，警卫员跑进来报告：敌人又进攻了！董振堂抄起望远镜来到观察口，只见敌人漫山遍野沿浈江两岸又攻了上来。他扭头对赵博生说道：

“老赵，敌人很凶呀。”

赵博生笑了笑说：

“你没听说过，湘军虎，粤军狼啊！”

董振堂咬咬牙说：

“咱们这次要逮住这条恶狼，狠揍他一顿，打得它永远也不敢再踏入苏区半步！”

说罢，抄起家伙就要出去。赵博生将手一拦道：

“老董，上哪去？”

董振堂急切地说：

“都什么时候了，老赵！3军那边伤亡很大，我必须去那里看看。”

赵博生说：

“不行，你是军团总指挥，你哪儿也别去，3军那边由我带队增援！”

董振堂说：

“你戴着眼镜目标大，不能去，你别再与我争了！”

赵博生擦了擦那副眼镜，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

“你们都听着，给我看好了总指挥，不许他再踏出指挥所半步！”

说完即带着几个参谋匆匆赶往3军阵地。

这天下午，战斗更加激烈。赵博生在3军阵地上亲自指挥战斗，左臂中弹负伤。激战一直持续到晚上7时，粤军才停止了进攻。

此时，应红5军团的请求，红1、红3军团和红12军，正奉命紧急驰援水口。

7月11日拂晓，粤军又开始了进攻。董振堂沉着应战，指挥部队利用浈江两岸有利地形，给敌军以一次次沉重的打击。

7月12日，毛泽东随红1军团和红12军赶到水口战场。他来到5军团指挥所召开会议，听完萧劲光、董振堂的汇报后，决定由林彪率领红1军团增援南岸的红3军，红12军增援浈江北岸的13军，同时命令各部到达指定位置后，马上出击，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坚决消灭敌人。

作战部署完毕，董振堂谨慎地说：

“主席，我有点儿事想找您一下。”

看到董振堂欲言又止的模样，毛泽东笑了，说：

“董将军，有事尽管说！”

董振堂一直惦记着关押在瑞金的季振同、黄中岳等人，便鼓起勇气说：

“季振同、黄中岳二人起义参加红军以后，虽有些旧习气，发过点牢骚，但据我所知，他们并无背叛红军的行动。再说宁都起义他们都起到了重大作用，思想是积极的，作战也是勇敢的。我想他们如确有背叛行为，我们当向全军宣布，予以讨伐，绝不姑息。若只是思想作风问题，还望主席予以教导便是。他们对您都是信服的！”

此时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被关押在瑞金，还没有宣判，而毛泽东则一直是随军行动，不知道后方的处理结果，况且他已被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不好向董振堂表态。他略加考虑，安慰董振堂说：

“我们会查清此事，正确处理的，要相信组织。在此之前，我希望你与博生同志要多做工作，稳定原西北军同志们的情绪。”

董振堂点点头，说：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全力做好这个工作！”

后来在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中央政治保卫局奉博古、周恩来等“三人团”之命，将已囚禁长达两年半之久的季振同、黄中岳等9人杀害于瑞金九堡的大山之中。季振同年仅33岁，黄中岳仅30岁。

且说送走毛泽东后，董振堂与萧劲光会同12军的领导开始了紧张的战前部署。

由于红3军团未能及时赶到，敌我双方兵力基本相当。总攻开始了，红5军团战士们手持大刀，与粤军肉搏，使敌受到重创。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粤军在几路红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支撑不住，开始向南雄溃逃。

红军乘胜追击。毛泽东也手握一支驳壳枪，加入了追击的队伍。他个子高大很显眼，被萧劲光看到了，赶紧跑上前去阻止说：

“主席，您这样太冒险了！不能追了。”

并命令警卫员保护他撤往后方。毛泽东摆摆手说：

“溃退之敌，追追何妨！”

说着又冲了上去。萧劲光顿时急了，赶上前去用手一拦，严肃地说：

“毛泽东同志！请你尊重我的指挥权！”

毛泽东先是一愣，继而笑道：

“你这个萧劲光，好霸道！我也是红军指挥员，你指挥你的，管我作甚！”

说完又往前冲去。萧劲光无奈，只得率警卫人员紧紧跟在他后面，以防不测。

水口圩一役，红军主力击溃了粤军10个团，毙敌3000余人。据战后统计，仅阵地前被红5军团指战员用大刀砍死的敌人尸体就有上千具之多。此役沉重打击了粤军，从此再也不敢与红军为敌了，从而彻底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但红军损失也十分惨重，仅红5军团13军就伤亡团长7名，连排干部损失近半，战士1000余名。划归红1军团指挥的15军44师师长王鸿章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

王鸿章是陕西人，早年加入西北军，曾任26路军第27师参谋处处长。宁都起义时，他坚决响应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号召，率领79旅集体参加起义；加入红军后，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率部先后参加了赣州、漳州战役。在水口战役中，他率队冲锋，不幸腹部中弹，英勇牺牲。

据时任红5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的黄镇回忆说：“英勇的红5军团与数倍与我的粤敌精兵10个团血战3天3夜。狭窄的一条浈水，血流成河，到处是尸体和受伤的战士，山谷里杀声震天，尘埃蔽日。”

亲历这次战役的罗元发将军则回忆说：“当水口之敌向我军反攻时，师政治部主任刘型同志要我去前面随部队行动参加战斗。我一到前线，便随部队从侧翼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战士们都脱光了上衣，先是用枪打，子弹打光了，就扔手榴弹，然后举着大刀向敌人冲过去。这是一场真正的肉搏战，伴随着‘嘿！嘿！’的喊杀声和刀枪的碰撞声，战士们越杀越勇。敌人被我们的大刀吓坏了，打了几个小时后，战场上留下了横七竖八几百具敌人的尸体。大小河沟里的水都被血染红了，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命。”

聂荣臻也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之词。红5军团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野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战士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水口圩之战一是由于红5军团误判敌情在先，二是因为红3军团未能及时赶到战场在后，兵力没有真正集中，虽将粤军击溃，但缴获不多，打成了同敌人拼消耗的战斗。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6节《集中兵力问题》中总结说：

“1932年7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击溃陈济棠10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水口圩战役后，红1方面军奉命进至粤赣边界的南雄、信丰一带，休整一段时间，准备渡江北上，迎击进犯的国民党军。

北上作战如何打？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又产生了意见分歧。

欲知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分歧怎么解决，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传前面已经说到红5军团在1932年1月下旬因不实传言发生了骚动，在紧要关头，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一部分领导人决定派部队武力解决。而与之相反，毛泽东则十分珍视这一支刚刚从国民党军中暴动反正的革命武装力量，他一言定风波，这才避免了一场革命阵营内部的火并和血腥大屠杀。但仅仅在数月之后，季振同、黄中岳等9位红5军团重要领导人又被苏区中央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在关押近两年半之后，最终还是在“战略转移”前夕，被“三人团”以纯洁内部、甩掉“包袱”为由，残忍地杀害了。联系到袁文才、王佐被冤杀，红20军被屠的悲惨命运及在“左”倾路线“肃反”中刘士奇等无数的革命领导人被处死，这一类惨不忍睹的故事，常常使笔者唏嘘不已！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群群投身革命的志士，没有战死沙场，却倒在了自己阵营里的“同志”的脚下！我曾想，倘若有人能写一部《冤魂录》，以警示后人，不也是一件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