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间，瞿秋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他与毛泽东在此时此地再次相会，同是天下沦落人，自然是别有一番感叹。

毛泽东还去看望了参加“二苏”的冯雪峰。一见面，毛泽东就风趣地说：

“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冯雪峰，1902年出生于浙江义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秋，冯雪峰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中共中央便将他调到苏区。冯雪峰于1933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后，被安排在马列主义学校工作。冯雪峰为人正派耿直。毛泽东通经纶、富文才，对文艺领域也很关心。因此二人一拍即合，常常在一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一次，冯雪峰把鲁迅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介绍。

毛泽东告诉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是，他能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

毛泽东还说，他想重读一遍《阿Q正传》，可惜找不到。他又问鲁迅这几年写些什么东西？冯雪峰向毛泽东扼要介绍了鲁迅的一些杂文，并说，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不解地问：

“为什么？”

“担任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席。”

“谁主张的？”

“不是什么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

“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听毛泽东如此说，便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也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他的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很感动。他说：

“这才是真正的鲁迅。”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前夕，预备会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作政府报告，由朱德作军事建设报告，由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

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毛泽东提议由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又名吴黎平）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表示支持。

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指示吴亮平，要在报告中强调深入群众，突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开幕。

这天清晨6点钟，沙洲坝响起了几声沉闷的炮声。居民们事先已经从布告中得知，要为庆贺“二苏大会”放礼炮——仅仅是几门土炮，所以他们都早早地跑过来观看。

沙洲坝的一片空地成了临时的阅兵场。在刚刚搭建好的检阅台上，站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人。

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穿着崭新的斜纹紧袖“列宁装”和马裤，8个人一排，在校长兼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齐刷刷地走过检阅台。何长工一声“向右——看！”学员们的目光全都向右投向检阅台上的领导人。

彭杨步兵学校的学员们，头上戴着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来的清一色的钢盔，在晨光中闪闪发亮。他们也排列着整齐的队伍从检阅台前走过。

阅兵式进行到吃早饭的时候就匆匆结束了，以免引来国民党飞机来的轰炸。

中央大礼堂大门正上方，贴着一排黄色的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会场里装饰着红绿彩旗，一条标语上写着：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693名，候补代表有83名，还有1500多人参加了旁听。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二苏”大会所有的决议，都已经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确定了。那期间，毛泽东要么缺席，要么不起任何作用。如今有名无实的他还得来到大礼堂主持开幕式，致开幕词。

大会选举75人为主席团成员，他们是：毛泽东 博古 张闻天 项英 吴亮平 刘少奇 凯 丰 蔡畅 曾山 邓发 王盛荣 范乐春 李维汉 陈云 朱德 周恩来 王稼祥 何长工 王震 滕代远 宋任穷 冯文彬 董必武 徐特立 梁柏台 顾作霖 张金楼 汪金祥 谭余宝 成仿吾

此外，还有中央根据地、其它根据地和各省市的一些代表。

梁柏台为大会秘书长。

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全国工会代表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代表凯丰、全国红军代表朱德，分别向大会致辞。

1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4500多字的政府报告。这个报告中的部分内容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题目是：《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说：

“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败不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毛泽东在报告中详细总结了苏区经济发展的成就，指出了发展经济的方向，同时提出了不少著名的论断，如：“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他最后说：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尔后，朱德作了红军建设决议报告，林伯渠作了经济建设决议报告，吴亮平作了苏维埃建设决议报告。

会议结束后，张闻天找到他在苏联学习时期的老同学刘英，说：

“你不是一直想见毛主席吗？”

“是啊，这个人讲话生动风趣。你看他今天在报告中讲到婚姻法，怕群众思想不通，就说：‘结婚年龄男的20岁，女子18岁，为了革命，青年同志要忍耐着点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刘英说完又问：“什么时间去？”

“我现在就带你去！”

张闻天引着刘英来到毛泽东简陋的住处，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你的老乡，长沙人。她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现在少共中央局当宣传部长。”

毛泽东听说是故乡人，连忙让座，又叫贺子珍在炭火盆里添加些木炭，4个人围着炭火坐了。他操着湘潭话问刘英：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长沙师范。”

刘英也是一口长沙土话。毛泽东一听就乐了，打量着眼前这位个子矮小、比自己年轻12岁、“娇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一样的小老乡，略带惊讶地“咦”了一声，说：

“是吗？我也是师范的。”

刘英说：

“你是第一师范，我是女子师范的。我们那儿的老师都是你的同学。比如周以栗、陈章甫啦。我去看周以栗老师时，他向我介绍过你，说你走群众路线，打仗了解国情，是正确的，现在不是有人说你是……”

刘英本来是要说“游击主义”，可觉得这个词太刺激了，话到嘴边改了口：

“说你是……不正确嘛！”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和刘英聊着。张闻天一边伸手烤火，一边笑眯眯地看着两个同操湖南腔的人一见如故，不时也插上几句话。刘英称赞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幽默生动，毛泽东笑笑说：

“说话是要让人家听的，所以我们说话或者作报告，一定要分清对象。你是学生出身，现在到苏区来了，要注意，不能学生腔。你的工作对象是工农分子，没有文化的，对他们讲话一定要通俗。现在许多人写的文章人家看不懂，讲话长篇大论，人家听不懂，这有什么用啊？”

刘英觉得毛泽东的话句句说到点子上，受益匪浅。

话分两头，再说在1934年1月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领导的第19路军，由于蒋介石在去年12月下旬亲赴福建前线，指挥对第19路军全面进攻，再次请求红军主力稍向东移，贴近闽北，给予配合，争取从中路突破蒋介石的包围。

中共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支持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反而在他们遭到蒋介石军队重兵“讨逆”的艰难处境之际，落井下石，发出了一个《关于争取十九路军方针意见》，说什么“闽政府完全倒台快要到来，我必须更努力在士兵和群众面前揭穿闽军政府领袖消极及投降政策”，争取士兵到我方来。

这正是：生子莫如此“海归”，先人后辈都蒙羞。

毛泽东此时无职无权，已经无能为力，他只有向福建方面献计献策的份了。在第19路军节节败退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危难之际，他和朱德再次致电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6条紧急建议：要他们立即实践人民民主权利，组织反日反蒋的群众斗争团体，武装福州、泉州和漳州各地的群众，保卫福、泉、漳，肃清第19路军内部的投降变节分子等等。然而为时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