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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间,瞿秋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他与毛泽东在此时此地再次相会,同是天下沦落人,自然是别有一番感叹。

毛泽东还去看望了参加“二苏”的冯雪峰。一见面,毛泽东就风趣地说:

“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冯雪峰,1902年出生于浙江义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秋,冯雪峰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中共中央便将他调到苏区。冯雪峰于1933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后,被安排在马列主义学校工作。冯雪峰为人正派耿直。毛泽东通经纶、富文才,对文艺领域也很关心。因此二人一拍即合,常常在一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一次,冯雪峰把鲁迅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介绍。

毛泽东告诉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是,他能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

毛泽东还说,他想重读一遍《阿Q正传》,可惜找不到。他又问鲁迅这几年写些什么东西?冯雪峰向毛泽东扼要介绍了鲁迅的一些杂文,并说,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不解地问:

“为什么?”

“担任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席。”

“谁主张的?”

“不是什么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

“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听毛泽东如此说,便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也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他的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很感动。他说:

“这才是真正的鲁迅。”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前夕,预备会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作政府报告,由朱德作军事建设报告,由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

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毛泽东提议由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又名吴黎平)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表示支持。

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指示吴亮平,要在报告中强调深入群众,突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开幕。

这天清晨6点钟,沙洲坝响起了几声沉闷的炮声。居民们事先已经从布告中得知,要为庆贺“二苏大会”放礼炮——仅仅是几门土炮,所以他们都早早地跑过来观看。

沙洲坝的一片空地成了临时的阅兵场。在刚刚搭建好的检阅台上,站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人。

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穿着崭新的斜纹紧袖“列宁装”和马裤,8个人一排,在校长兼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齐刷刷地走过检阅台。何长工一声“向右——看!”学员们的目光全都向右投向检阅台上的领导人。

彭杨步兵学校的学员们,头上戴着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来的清一色的钢盔,在晨光中闪闪发亮。他们也排列着整齐的队伍从检阅台前走过。

阅兵式进行到吃早饭的时候就匆匆结束了,以免引来国民党飞机来的轰炸。

中央大礼堂大门正上方,贴着一排黄色的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会场里装饰着红绿彩旗,一条标语上写着: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693名,候补代表有83名,还有1500多人参加了旁听。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二苏”大会所有的决议,都已经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确定了。那期间,毛泽东要么缺席,要么不起任何作用。如今有名无实的他还得来到大礼堂主持开幕式,致开幕词。

大会选举75人为主席团成员,他们是:毛泽东 博古 张闻天 项英 吴亮平 刘少奇 凯 丰 蔡畅 曾山 邓发 王盛荣 范乐春 李维汉 陈云 朱德 周恩来 王稼祥 何长工 王震 滕代远 宋任穷 冯文彬 董必武 徐特立 梁柏台 顾作霖 张金楼 汪金祥 谭余宝 成仿吾

此外,还有中央根据地、其它根据地和各省市的一些代表。

梁柏台为大会秘书长。

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全国工会代表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代表凯丰、全国红军代表朱德,分别向大会致辞。

1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4500多字的政府报告。这个报告中的部分内容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题目是:《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说:

“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败不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毛泽东在报告中详细总结了苏区经济发展的成就,指出了发展经济的方向,同时提出了不少著名的论断,如:“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他最后说: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尔后,朱德作了红军建设决议报告,林伯渠作了经济建设决议报告,吴亮平作了苏维埃建设决议报告。

会议结束后,张闻天找到他在苏联学习时期的老同学刘英,说:

“你不是一直想见毛主席吗?”

“是啊,这个人讲话生动风趣。你看他今天在报告中讲到婚姻法,怕群众思想不通,就说:‘结婚年龄男的20岁,女子18岁,为了革命,青年同志要忍耐着点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刘英说完又问:“什么时间去?”

“我现在就带你去!”

张闻天引着刘英来到毛泽东简陋的住处,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你的老乡,长沙人。她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现在少共中央局当宣传部长。”

毛泽东听说是故乡人,连忙让座,又叫贺子珍在炭火盆里添加些木炭,4个人围着炭火坐了。他操着湘潭话问刘英: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长沙师范。”

刘英也是一口长沙土话。毛泽东一听就乐了,打量着眼前这位个子矮小、比自己年轻12岁、“娇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一样的小老乡,略带惊讶地“咦”了一声,说:

“是吗?我也是师范的。”

刘英说:

“你是第一师范,我是女子师范的。我们那儿的老师都是你的同学。比如周以栗、陈章甫啦。我去看周以栗老师时,他向我介绍过你,说你走群众路线,打仗了解国情,是正确的,现在不是有人说你是……”

刘英本来是要说“游击主义”,可觉得这个词太刺激了,话到嘴边改了口:

“说你是……不正确嘛!”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和刘英聊着。张闻天一边伸手烤火,一边笑眯眯地看着两个同操湖南腔的人一见如故,不时也插上几句话。刘英称赞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幽默生动,毛泽东笑笑说:

“说话是要让人家听的,所以我们说话或者作报告,一定要分清对象。你是学生出身,现在到苏区来了,要注意,不能学生腔。你的工作对象是工农分子,没有文化的,对他们讲话一定要通俗。现在许多人写的文章人家看不懂,讲话长篇大论,人家听不懂,这有什么用啊?”

刘英觉得毛泽东的话句句说到点子上,受益匪浅。

话分两头,再说在1934年1月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领导的第19路军,由于蒋介石在去年12月下旬亲赴福建前线,指挥对第19路军全面进攻,再次请求红军主力稍向东移,贴近闽北,给予配合,争取从中路突破蒋介石的包围。

中共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支持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反而在他们遭到蒋介石军队重兵“讨逆”的艰难处境之际,落井下石,发出了一个《关于争取十九路军方针意见》,说什么“闽政府完全倒台快要到来,我必须更努力在士兵和群众面前揭穿闽军政府领袖消极及投降政策”,争取士兵到我方来。

这正是:生子莫如此“海归”,先人后辈都蒙羞。

毛泽东此时无职无权,已经无能为力,他只有向福建方面献计献策的份了。在第19路军节节败退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危难之际,他和朱德再次致电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6条紧急建议:要他们立即实践人民民主权利,组织反日反蒋的群众斗争团体,武装福州、泉州和漳州各地的群众,保卫福、泉、漳,肃清第19路军内部的投降变节分子等等。然而为时已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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