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在蒋介石军事压力和政治收买下，第19路军土崩瓦解，“福建事变”的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只好亡命海外。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第19路军后，还心有余悸地对其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说：他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
蒋介石的担心，完全验证了毛泽东在福建事变发生后所提的建议是何等的英明正确。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两天后，早在1933年12月已改称为中央红军的红1方面军马上就尝到了苦头。
1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第5纵队罗卓英部4个师，为夺取建宁，分左右2路进驻黎川、建宁之间的战略据点樟村和横村。
1月27日，罗卓英部又进占了战略要地邱家隘和寨头隘。
再说在1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把《长冈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的小册子，发给每一位到会代表，并在大会上作了结论报告。《毛泽东选集》中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就是这一结论报告的重要部分。毛泽东说：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是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么，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拥护我们。”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么？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毛泽东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他说：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毛泽东最后说：
“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尔后，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发表了会议宣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军旗设计稿。国徽呈地球形，上面交叉着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上面则书着“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国旗是红色底子，加国徽于其上。
1934年2月1日，“二苏”大会闭幕，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候补委员36人。
冯雪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2月3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洵、朱地元、邓发、方志敏、李维汉、周月林（女）17人为常委，组成最高政权机关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
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最高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选举张闻天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人民委员会下设11个人民委员：
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邓振洵为劳动人民委员，高自立为土地人民委员，林伯渠为财政人民委员，吴亮平为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陈潭秋为粮食人民委员，梁柏台为司法人民委员，曾山为内务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项英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会议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委任董必武为最高法庭主席。
何叔衡失去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全部职务。
谢觉哉来到根据地时间不长，不了解内情。他问毛泽东，中央为什么要撤销何叔衡的职务，毛泽东没有吭声；他第二次又问，毛泽东仍然没有吭声。谢觉哉忍不住了，便直截了当地说：
“主席，中央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
毛泽东像是怕他继续追问，一声不吭，弓着背，缓缓地走开了。
由于毛泽东失去了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就离开了对查田运动的领导。后来，在“左”倾土地政策直接指导下的“继续查田运动”，终因第5次反“围剿”节节失利而草草收场。
在此时的中央苏区内，毛泽东和瞿秋白的交往比较多。他常常到瞿秋白办的图书馆读书，二人对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第5次“围剿”深表忧虑，经常交换意见，商讨革命大计。
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合作关系也始于这一时期。
“左”倾领导者安排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目的就是以张闻天排斥毛泽东，架空毛泽东。在这之前，在1933年2月开展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张闻天是主要领导者之一；在3月下旬的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初期阶段，张闻天也曾多次作报告、写文章。张闻天后来曾经说过：
“我一进苏区，不重视毛泽东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恨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和本领，我是不了解，也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经常接触，相互了解越来越多。毛泽东循循善诱，张闻天作风正派，二人逐渐走向接近。他和张闻天长谈了好几次。毛泽东曾对吴亮平说过，张闻天细心地倾听了他的谈话。张闻天对毛泽东的病十分关切，用手抚摩了毛泽东的痛处，并表示了亲切的慰问。
在政府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和张闻天的观点和主张也比较接近，他们都认为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关心群众生活。有一次，毛泽东亲自帮助附近农民挖茅坑，使张闻天很受感动，他对工作人员说：
“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自古道用贤不避仇，举贤不避亲；可“左”倾冒险主义者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米夫用王明，王明用博古，博古用凯丰，无不是唯亲是举。这就叫：山头宗派，无事不怪。任人唯亲，焉能不败？天不佑奸，来者足戒！
